第11章 认知偏差与启发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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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部分：元认知
引申话题：逻辑谬误
认知偏差指的是大脑信息处理方式的某些缺陷，而启发式思维有些类似——它是一堆经验法则，或者是靠不住的“心理捷径”导致的思想偏见。
人们对自己所持观点的信心并非来自对证据可靠性的考量，而是基于大脑所构建的故事能否自圆其说。
——丹尼尔·卡尼曼
问题在于，我们的心智结构和思维过程并不像瓦肯星人那样基于逻辑。世俗成见和一些简单的外部因素（例如信息呈现的方式）都非常容易对思维造成影响。不仅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赌场，其实整个营销行业的成功都依赖于这一事实：由于冲动或令人费解的某些原因，人们常常会不假思索地做出非理性决策。
“元认知”能够帮助减少认知缺陷或偏差的现象。简单来说，所谓元认知就是对自己思考过程的思考。科学怀疑论就是一种主要基于元认知的思维方式，即试图了解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避开常见的心理陷阱。人类思维就像是一艘漂在海上的帆船，海面风急浪高，我们往往会追逐着思维偏见的“浪头”而去，也容易被风浪耍得团团转。元认知能让你的思维找准方向，扬帆起航，并迎风破浪地引领你找到可靠的结论。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逻辑谬误，即包含逻辑缺陷的论证过程。本章我们将讨论另外两类思维缺陷：认知偏差和启发式思维。它们其实非常类似——就像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认知偏差让人们片面地思考问题，倾向于选择部分特定信息，并更愿意接受某些特定的结论。它会让你的思维脱离实际。
启发式思维则是一种心理捷径。它利用你的经验，让你能够迅速估算出一个可能的答案。但它不仅不一定正确，而且往往会导致错误。启发式并非一无是处，它也可能会帮助你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其推导过程过于简单化了。存在缺陷的启发式思维会导致认知上的偏差，而认知偏差反过来又会对它造成不利影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些关联现象都说明思维模式被引入了歧途，或者被限定在了一定范围内。
认知偏差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物品标价19.99美元还是20美元真的有区别吗？答案是有区别，虽然看上去就如同你真的去研究它们的差别一样荒谬。1美分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是人们有一种“左序数字偏好”——不管什么数字，它最左边的那一位数是影响我们判断的最主要因素。这个习惯可能来自人类偏好将过于繁杂的信息予以简化。我们依靠一个数字的最左边那位数来迅速判断这个数字究竟多大。总的来说，这个原则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当有人故意将价格末尾全部改为9后（这绝非正常的标价手段），再运用该原则就显得矫枉过正了。
还有一种现象称为“惯用手偏倚”，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人们分析后做出的决策，常常还不如下意识的判断。在两个等价的选项（即受试者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在两者之间区分高下）中做出选择时，惯用右手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右手边的物品，惯用左手的人则会选择左手边的物品（但如果惯用的右手受伤了，那么他就会转而选择左手边的物品）。
这个实验反映出人类思维的一个较深的层面，即所谓“具身认知”（embodiedrecognition）。我们一开始会依赖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认识世界，而随后又基于这种联系发展出抽象思维。例如，我们都知道你的老板在等级上“高于”你。他并非身高“高于”你，但我们还是用这个空间属性的词来形容等级差距。我们会形容某人的论述很“弱”或者很“强”，如果特别糟糕时我们会说它“蹩脚”。当你无视事实时，你会被称为“瞎子”；当你对别人关心的话题无动于衷时，你会被称为“聋子”。我们会形容一个理论十分“美妙”，或者一个创意十分“宏大”。我们会用具象性的词汇来形容（脑海中也会随之浮现）那些并非实际存在的抽象概念。
另一种普遍存在的重要偏差称为“框架偏差”（framing bias）。你对某样事物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取决于它的呈现方式。比方说，当医生告诉你这个手术死亡率为10%时，你会怎么想？而他如果说的是这个手术存活率达到90%，你又是什么感觉？这两种说法显然是同一个意思，但人们对不同说法的反应却大不相同。选择“有90%存活率”手术的人要远远多于选择“有10%死亡率”手术的人。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一项调查显示“有62%的人不赞成‘公开谴责民主制度’，而仅有4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禁止公开谴责民主制度’”。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导致人们有不同反应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人类在面对积极结果时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态度，而面对消极结果时则表现为“风险偏好”。因为不愿意错失良机，所以我们会偏向于更加确定的那个选项——相比仅有50%的概率赢得200美元，我们更愿意稳稳当当地拿到100美元。相反，为了避免负面的结果，我们反倒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正因为如此，那些绝症晚期的病人才会同意冒着风险尝试那些稀奇古怪的治疗手段。
“赌徒谬论”也与风险评价偏好相关。如果连续五次抛硬币时都是正面朝上，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下一次应该是反面朝上了。这种理论认为过去的事件会对未来造成影响，哪怕这两件事其实毫无因果关联。每一次抛硬币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因此前一次抛硬币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下一次正面朝上的概率依旧是50%。这种错误偏好非常受赌场的青睐，因为它会让人们误以为自己能预测色子或轮盘的走向：下一次肯定轮到红色了，那就全部押红色吧。
为迎合情感需求而产生的心理变化也会让我们产生判断偏差。我们需要某个群体喜爱并接纳自己，并想成为群体中的成员，于是就产生了“内群体偏见”（in-group bias）——我们会更加偏爱自己所处的群体。相对于外部群体，我们会对内部群体有更多的倾向性。同样，我们对自身也有一种高度偏好。我们总是认定自己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并对自身的行为做最有利于自己的辩护。
当“认知失调”（我们在第9章曾经讨论过这一令人不适的心理状态，通常事实之间发生矛盾或与我们的意愿相抵触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发生时，我们会主动将其压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当我们购买了某件商品时，我们会自动调高对该商品质量的评价。这么做是为了试图证明我们购买这件商品的正确性。如果我们面前摆了好几样商品可供选择，而其中我们最满意的那件又买不到，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跳过排名第二的那件，而选择排名第三的商品。这看起来很无厘头，但为什么人们还会这么做呢？原因在于我们为了敲定第一选项，很可能会因此有意放弃第二选项。在做选择时，为了说服自己挑选第一选项，我们会无意间贬低第二选项。这样一来，第二选项看上去还不如第三选项，于是选择后者就顺理成章了（是不是疯子才会这么做？现在你知道人类有多蠢了吧！）
我们往往会觉得别人跟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一致的，这种现象称为“投射偏见”（projection bias）。我们会根据这种偏见来揣摩和理解他人的思路。我们会把自己的思路当作模板，并据此来预测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假如我们认为某件事很烦人，我们会认为别人也一定觉得它烦人。该现象与“共识偏差”（consensus bias）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常常会认为自己的意见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他们的思路和自己是一致的。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发现我有个朋友是共和党人，他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其实是因为他潜意识里把参加聚会的每个人都当作和他自己一样的民主党人，当明白这一点后，他也不禁觉得自己的想法颇为可笑。在他的意识里，民主党的聚会中就根本不该有共和党人。
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有时候会显得很古怪。一旦我们知道了某种情形的结果后，反过来会对我们解释所发生事件的内容和原因造成影响。我们会倾向于认为不论发生了什么，这种结果都不可避免，而且必定会发生，哪怕到最后是涉险过关。让我们回想一下最近几次总统选举的相关新闻报道吧。一旦人们知道了哪个候选人最终获胜，那些所谓的“权威专家”会非常乐于分析为什么该候选人显然会当选。至于落败的一方，专家从来没有兴趣去分析他们。
人们对进化论的看法也会受到后视偏差的影响。你是否听人们说过，因为存在某些缺陷或弱点，因此恐龙的灭绝是必然的？哺乳动物毫无疑问将统治整个世界。还记得电影《冰川时代》吗？渡渡鸟被描绘成毫无反抗能力，但又蠢得厉害的动物，简直是自取灭亡，其灭绝就是显而易见的有力证据。后视偏差与“事后推论”有些相似，只要提前知道结果，我们就能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这个结果。
也许最重要的认知偏差现象就是所谓“确认性偏差”。我们需要另外单独用一整章的篇幅来阐述其重要性（这样才能凸显其重要性，没错吧？）。
启发式思维
启发式思维是认知偏差中的一种形式，不过它也有其功能，因此并不是全然无用。我会称它为“90%法则”。假如有人给我打电话，并在聊天结束时提出需要知道我的信用卡号，那我会认为这是诈骗。虽然不见得事事都正确，但至少它还是有用的。假如你总是认为真实情况比想象的更复杂，那么多数情况下你都会是正确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必须知道你用的是哪条法则，也必须意识到无论哪条法则都无法适用于所有情形。有些无意识的心理捷径会导致偏差。与其说它有用，倒不如认为它会误导我们的判断。
例如，“可得性启发式思维”（availability heuristic）自动默认以下事实：任何能轻易回想起来的事物必然是普遍存在的，或者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你知道美国车辆管理局有某位员工举止粗鲁，你会觉得美国车辆管理局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德行。如果你刚好认识一位曾经在纽约遭遇抢劫的朋友，你可能会据此认为抢劫在这座城市是普遍现象。
当然，这样的结论肯定不算靠谱——这只是你个人独特的经历，没有普遍性。从理性角度而言，只有基于完整的数据系统，才能判断某个现象是否普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会根据头脑中留存下来的某个案例，就此仓促地得出结论。
与统计学挂钩的启发式思维称为“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如果某人或者某件事物具有某一类群体的典型特征，我们往往就会认为其属于这一类群体。这么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一规律，而忽视了另外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基本概率——该类群体本身有多大的普遍性？如果类群本身很小众，那么哪怕这个人具备该类群的典型特征，属于该群体的可能性也不会很高。二是预测值——该类群体的典型特征，未必就专属于这个群体。
为了说明这一原则，小说中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给华生举过一个马蹄声的著名例子。在伦敦的街道上，如果你听到马蹄声从你身后传来，它就应该是普通的马，而不会是斑马。福尔摩斯借用了医学领域的一个典故——医学上诊断比较罕见的疾病时，会称为“斑马”。
假定现在有个病人，其症状包括心悸、头痛、出汗及高血压。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嗜铬细胞瘤（一种分泌肾上腺素的肿瘤）的症状。但问题是这种病极为罕见。所以就算症状全都符合，这位病人更可能患上的是焦虑症或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是其他也能够导致以上症状的病。嗜铬细胞瘤毕竟太罕见了。但是，经验不够丰富的医学院学生往往会根据“代表性启发”的思路，做出肿瘤的错误诊断。导师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他们会哑然失笑，嘴里咕哝着“哪有什么斑马”，并且向学生解释这种病是多么罕见。当然我们会通过化验来最后敲定诊断结论，但已经没有人会对诊断出罕见的肿瘤抱什么希望了。
换句话说，有高血压不能就表明患上了嗜铬细胞瘤，因为前者并非后者独有的症状。患有高血压的非肿瘤患者大有人在。
为了说清楚“代表性启发”的现象，卡尼曼曾举过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假设约翰是个电脑发烧友，他从不和别人交流，又对细枝末节的东西特别在意。如果他考上了“梅德普大学”，他学工程学而不是人文学的概率有多大？
你也许会说他更有可能成为工程系的学生，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会如何选择，因此你的判断未必准确。万一这所大学99%的学生都是学人文学的，只有1%的学生是学工程学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约翰很可能会报考“与其人设不符”的人文学，而不是“符合人设”的工程学（且不谈如今这些学科是否还留给人们这种印象）。
还有一类启发式思维相对简单，我们称之为“单位偏差”（unit bias）。为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人们会用合理的第一近似值来代替精确数值进行判断。我们会抓住某个物品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不放，并以此来衡量该物品的价值、质量或者数量。安德鲁·盖尔与保罗·罗津在2009年做了一项实验，让受试者估算一下别人的体重。试验结果发现，他们完全是根据腰围来估算体重，而完全忽略了身高的因素。这样的估算结果显然是不准确的。
科技市场上也存在大量的“单位偏差”现象。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人们是怎么购买电脑的吗？他们只关心处理器的运算速度（达到多少兆赫），仿佛速度决定了整台机器的性能。至于运行内存（RAM）、主板或芯片组，这些元件的特性解释起来过于复杂，普通的电脑用户是不会在意它们的。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运行速度。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数码相机——人们只关心达到了多少像素。对多数用户而言，像素参数中的最大分辨率也许根本不值一提——有那些工夫还不如操心镜头的好坏呢。（如果你恰好是科技发烧友，你可能会替这些人汗颜。不过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会把复杂的技术问题“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值。）
最后我们要谈的是所谓“锚定启发式思维”（anchoring heuristic）。这一现象在市场上也屡见不鲜。假设我带你看了一处住宅，并问你“你觉得这座房子值不值10万美元”，接着我再请你为它开个价。我给另一个人看同样的房子，问他“这座房子值不值50万美元”，并请他估算一下这座房子到底值多少。先前被“锁定”在10万美元区间的人对房子的估价，要远远低于被告知可能值50万美元的人的估价——即使他们评估的是同一处房子的价值。
没错，我们真的很容易被洗脑。无怪乎广告都这么说：“你会愿意花100美元买下这件超级棒的产品吗？还是愿意花200美元？现在你只要花19.95美元的超低价，就能拥有它了！”心理学家也建议在商务谈判中，我们应该公开招标，以便“锁定”所有可能的投标价格。我们可以“锁定”的不仅仅是金钱，也同样可以“锁定”时间和地点，甚至是对价值的判断。
所以，你真的能从拉斯维加斯功成身退吗？恐怕办不到。数学概率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你坚持认为你能颠覆这种概率，这就是一种认知偏差，而赌场恰恰非常乐意看到这一点（除非你使用“算牌”这样的量化分析方法，但在赌场会被视为作弊）。以后当你再遇见广告或者看到新闻，包括跟朋友聊天时，请记得启动你的元认知：如何对信息进行处理和评估？判断是如何产生偏差的？人的心理是如何被利用和操纵的？
把稳你的舵，逆流而上吧。
具身认知理论主要指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生理体验“激活”心理感觉，反之亦然。——译者注
原文为Madeup University，即“人造”大学，为作者的戏谑说法，并非实际的学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