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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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
中华文化的源头是《易经》，和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易经》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和”“和谐”，《易经》中的《易传》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因此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
二、和谐文化的特征
天人合一又叫“天人和谐”“天人相应”，主要是认为人类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是个统一体，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三、大同世界是先人对和谐世界的美好追求
“大同世界”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先哲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大同”是中外古代和近现代一些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大同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末到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到封建制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道家把天下大同看作天道精神的体现；儒家提倡“人人为公”的理想大同社会。孔子认为“大同”是“仁”的最终归宿。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诠释和发展了《礼记·礼运》中孔子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他把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欧洲的新思潮杂糅在一起，为人们勾画了一幅人类“万年乐土”的“大同之世”美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天下为公”“大同”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他所创建的中华民国，在国歌当中高唱“已经民国，已经大同”。而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可以理解为同义词语。
四、弘扬易文化，建设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愿景。自从奴隶制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争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争斗之中，几千年来从未停止。奴隶主为掠夺奴隶而战，封建主为掠夺土地而战，资本主义为拓疆、殖民、掠夺财富而战。历史证明，人类为利益的争夺只能带来暴力和战争，只能毁坏、浪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和财富，只能阻滞社会的发展。经过几千年的争斗，人类都没有解决让自己过上永久幸福美满生活的愿望。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看清楚了：只有通过走合作、联合、共赢的道路，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国家间和谐相处，才能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为此，要复兴并大力弘扬以“和合”为核心内容的和谐文化，并把它逐步确立为全世界人们的共同文化认同。把以和谐文化为基础的个人利益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价值观确立为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观。
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推动了以道、儒、墨、法、名各种思想理论的形成，产生复兴了以“和”“合”为核心内容的中华“和合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推动了中国汉、晋、唐、宋、明、清二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发展、社会大繁荣；13世纪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摧毁以“神”为中心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它的核心是倡人性，反禁欲；倡人权，反神权；倡理性，反蒙昧；倡统一，反割据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世界，也必须以先进的世界共同文化为主导。这种文化肯定不能以强调个人利益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冲突关系的现代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而应是以能兼顾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协调、“和合”的和谐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世界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了，不能解决他们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了。时代要求人们的思维方式适应时代变革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发展。于是他们开始研究中国发展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向东方、向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中国寻求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当今世界掀起学习汉语热、道学热、儒学热的深层次原因。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不同的比较优势。西方重个体和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在近代机械工业发展时占有优势，西方的许多科学家的众多科技发明、创造就是明证；中国重义轻利、强调整体利益，主张“和”“合”，从总体上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古代和知识经济、信息化的当代仍有优势。在古代曾经促进了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文明和科学技术、社会经济一枝独秀的发展，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这种思维方式也决定了当代中国和东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远远快于西方。从古到今文化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文化资源已成为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可以说，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在新的世纪里，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互相对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频繁、多方面地撞击和融合，不断地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可以说，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并呼唤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
文化是世界各个民族的身份象征，也是每个国家的精神烙印。世界因文化多元而丰富多彩，人类因文化差异而相互欣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借鉴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传统，在与各国的交流和学习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品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更是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借鉴的基础上吸收，在吸收的基础上创新，所以近些年中华文化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现在，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建和谐世界的时候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但在那个时候，由于人们的利益纷争、利害冲突，实际是做不到的。如何解决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消灭暴力、战争，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实现世界的和谐共存呢？
首先必须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必须建立以和平和发展为主导的多极有序的世界新秩序，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西方的价值观和以斗争求生存、求发展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为基础和非此即彼的西方文化，无疑曾推动了机械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维系了20世纪的世界秩序。但是，还以它作为共同文化和普世价值是不能够建立当代的世界新秩序的，更不能实现把世界建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而主张“和”“合”、融通、和谐的中华文化是唯一可以为建构这一世界新秩序提供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哲学思维的文化。中华文化的“和谐”思想，从总体上看问题和重视群体利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以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能够让世界各国和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指导思想，“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时也适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因此，“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也是未来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求同存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已经为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现代多元世界人们追求的共同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化必然要走的一条道路。多元就是不同，所以要和就得承认不同。通过“求同存异”，化解矛盾才能达到“和”的目标。建立世界新秩序就是为了避免世界陷入无序状态。因此，就必须承认、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应该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解决国际事务。国家间要树立平等、互信、互利的原则和协商解决问题的新机制。在新的世纪里，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互相对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频繁、多方面地撞击和融合，不断地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可以说，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和谐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并呼唤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价值根基和理论基础。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和平发展进入21世纪新时期的国家理念。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温家宝同年12月6日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就“和谐世界”的理念内涵作了阐述。2006年仲夏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提出建立“和谐地区”。2007年春，胡锦涛访问非洲时倡导“加强中非团结合作，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内涵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可以综合概括为：以开放包容的思维，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对话与合作谋求共存互信、共享共赢。
建立和谐世界首先必将改变目前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我们要找到最适合当前国际形势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模式，就必须重新审视以《易经》为源头的中华“和合”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成分和有益部分来推动我们的文化创新。以新的“和合”文化为纽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来建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在建设和谐世界新秩序的进程中建立、复兴以“和合”文化为主体的世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普世价值观。这是历史的选择，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必然的趋势与要求，地球村的每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要为之奋斗。唯有建立了这种和谐的世界新秩序，才能消灭暴力，消灭战争，实行世界的永久和平、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