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离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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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母亲时时关注着抗日前线的每一条消息。每周从太行山来的鸿雁家书给与她极大的精神支持和鼓舞。由于战时交通不便，几封家书往往在途中积压同时到达。这些用粉红色信纸写的书信被同志们笑称为“战地情书”。
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母亲经常来不及按时回信。她常对同宿舍的战友念叨，在遥远的太行山上，那棵刻着我们俩名字的杨树不知是否已经长大？
母亲的心里还牵挂着上海的姥姥与姥爷，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家里生活状况不好，姥爷常常为了家里生计而四处奔波。我的舅舅龚维禹念完大学就留在上海工作，他一直和老人们住在一起，担负着养家的责任。母亲和大姨先后离开了家，如果没有舅舅在上海照顾老人，她们也不可能放心地出来参加革命。因此，母亲和大姨常说，你舅舅的功劳也是很大的。
1941年6月，大姨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会议结束后又在巴黎参加了世界学生联合会会议。回国后，她很快来到重庆，并为母亲带来一箱子衣服。其中有几件花旗袍是半年前姥爷姥姥专门为二女儿的婚礼而订做的。抗战时期，上海与太行山前线的联系是十分困难的，衣服已经准备很久了。看着从上海辗转带来的礼物，又想起了遥远的太行山。尽管那些旗袍大都无法穿了，可是老人的心意和对青春岁月的纪念却留在了心头。那时我的姥爷因为长期坎坷的生活，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母亲为他联系了医生和就诊的医院，准备把老人接到重庆来治病。可是，这一计划却未来得及实现。
通过母亲，大姨龚普生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开展我党对外联络工作。此间，她参加了世界青年运动并结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1944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1945年大姨再次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并在一位美国名人的推荐下进入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担任秘书处研究员。在联合国初创的三年里，她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大姨成为外交部建立初期的国际司副司长。
1942年是动荡的一年。日军的飞机不停地轰炸桂林，夏季来临后，这座城市流行起霍乱等疾病，姥爷的身体底子本来已很差，不想此刻又染上了传染病。战时医院缺医少药，姥爷不久因病情恶化而去世，终年60岁。噩耗传来，正在住院的母亲悲痛欲绝。
姥爷去世的消息传到红岩村后，八路军办事处立即给母亲写了一封由周恩来亲笔签名的慰问信：
龚澎同志：
刚才接到消息，说是你的父亲在桂林故世。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异常的难过，想来你是更加的哀痛。一个革命者对于父母子女间的情感，不但不会比一般人淡薄，相反的是一定更加丰富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要求你完全像平常一样毫不动情。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更加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因为过分的哀痛，是会对于你的健康不利的。
古话说：“死者已矣，生者节哀。”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并向你致慰问的敬礼！
周恩来红岩全体同仁
八?三
还有一封由周恩来同志亲笔写的信如下：
龚澎同志：
听说您父亲去世了，大家深为难过，您的悲痛是很深沉，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不过，这深沉的悲痛并不能唤回老父已经逝去的生命，反而有损了您的身体。我们热切的希望您宽心些。我们将以无比的情谊和诚挚来补偿您已失去的父亲。这话也许是有些夸口的，然而我们相信这是出自我们的真诚，您是会接受的。
小超同志要走了，我们来不及多写，只有把我们的多颗赤诚的心带给您。伸出手来握您。
周子恩来（其它还有十余人签名）
（当时周恩来同志的父亲刚去世不久，按照老的习惯，丧父一年之内，儿子签名要在姓名后面加一个小写的“子”字）
1942年11月5日，姥爷的追悼会在桂林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发来了唁电：“镇洲先生，有德有年，功在民国。陪都接席，瞻仰怠慢。遽闻凋谢，实深悲悼。道远不及躬尊，特电致吊。”
蒋介石撰挽联云：“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
李济深先生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了姥爷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第二年，他又为姥爷的墓碑写下了碑文。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任姥爷为陆军少将。
1944年3月，姥爷的几位旧友为他补办了公葬典礼，我的大姨从国外赶回参加了葬礼。李济深先生祭文是这样写的：
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谨以清花香?之仪致祭于龚故将军镇洲镇鹏先生墓前而告曰：
呜呼龚君，智勇冠军。尽瘁革命，开国著勋。
襟期轩邈，卓尔不群。讨袁护法，载波令闻。
沧波沉陆，君陷沪渎。啖利协威，宁死不屈。
……
1944年5月姥爷的老朋友柳亚子先生在桂林写了一首诗：
《5月8日谒廖夫人于观音山旅邸，遂访南明江陵伯张文烈公别山先生暨原配许夫人合葬墓，尽录墓碣之文以归。归途复过同盟会旧友龚镇洲镇鹏新冢，龚盖乔冠华之妻父也。七迭九字韵纪事。“……归途更约访新鬼，脱岳难忘越窗牖，张公龚公皆人豪，松楸郁郁枫林青，月黑尚见鬼雄吼！”
几十年来，母亲一直非常怀念姥爷。那是一个夏天的早上，母亲起床后一直在沉思着什么，她对我说，昨天晚上她又在梦中梦见姥爷来到自己身边了。醒来一看，离姥爷的忌日只有一两天的时间。这些年几乎都是这样。
母亲告诉我，姥爷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喜欢孩子的人，母亲和他的感情很深。假如姥爷能够活到今天，可以见到他的第三代，他会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到现在我都记得，母亲若有所失的哀伤表情和哽咽的声音，她悲伤的心境深深感染了我。这是我见到母亲最难过的一次。
1942年夏，母亲康复后又恢复了忙碌的工作。让她未曾料到的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快降临了。
往日母亲总是能够及时得到太行山的信息，可最近几个月一封信也没有，一丝忧虑涌上心头。文华，远方的亲人，你一切都平安吗？母亲在心中宽慰着自己，大概那边任务很重，顾不上写信，恐怕是自己多虑了！就这样忐忑不安地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母亲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太行山的信，她高兴地接过来，却是一位朋友写来的。母亲焦急地展开信，映入她眼帘的是这样的消息：“1942年5月，日寇向太行山区发起了大面积进攻，我们的《新华日报》遭到了敌人的袭击，社长何云同志带领大家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他的妻子吴阿姨在信中说：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