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经济学究竟更像物理学还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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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家压制了自己的怀疑，允许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还是对此表示反感。 [1] 反对的声音在瑞典和其他地方不断爆发。彼得·诺贝尔——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将经济学比喻成诺贝尔巢穴中的布谷鸟的蛋。2004年12月，诺贝尔奖颁布当天，瑞典的重要报纸因为一个观点而独具特色，即经济学奖项削弱了其他奖项。有效市场理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金融市场的应用）方面的一位当红的批评家塔勒布于2007年在《金融时报》上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学术经济学家并不比其他职业更自私。你应该责怪在现实世界中如此认真对待得奖这件事的人，即那些赋予诺贝尔奖光环的人。” [2] 漠不关心是另一种形式的批评。2013年，即将离任的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主席珀·克鲁塞尔（Per Krussel）抱怨，瑞典报纸不再关注诺贝尔奖公告。我们已经提到，2015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位成员呼吁暂停颁发该奖项， [3] 但是毫无效果。批评家可能是在诽谤，但是（正如他们抱怨的那样）这一奖项的声誉丝毫未减。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意味着，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向”是有科学基础的，客观上也是必要的。当诺贝尔奖得主出现在出版物中时，他们的获奖总是会被提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获奖的经济学理论为市场转向提供了什么保证呢？作为科学，它们没有提供太多保证。诺贝尔奖可以被看成一种自然实验、一种探索经济科学本质的程序。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经济学甚至获奖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配合好。它充斥着缺乏内在有效性且彼此矛盾的各种学说。揭示出这些问题是诺贝尔奖的一项成就。有三次（1974年、1979年和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予了与其学说彼此矛盾的学者。某些获奖者不接受其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是索洛和克鲁格曼对罗伯特·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评价，措辞非常尖刻。八位获奖者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错误的，还有三位表达了保留意见。 [4] 这样的分歧在其他诺贝尔奖项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颁奖给这些不一致的观点既不主观也不愚笨。对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来说，任何公开的偏见都会削弱这一奖项的可信度。所以大多数时间里，它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保持着刻板的平衡。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产生了一种科学的结果：因为需要被视为公正的和可信的，所以它排斥科学经济学。
市场转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击因为市场效率的信条被认为是合理的。这种设想来自经济学，方法是要消除诸如关税、税收和工会等方面的“扭曲”现象。反击的结果有两个。一是降低了富裕人群的税收。通过对消费征收递减税，其他方面征收更少的累进税，使不那么富裕的人负担了更多的成本。 [5] 不平等问题加剧。二是福利国家的职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逐渐外包和私有化。
结果就是，金钱压倒了工作。一个特征就是工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一现象发生在所有发达社会中。各种类型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占总产业的比例普遍下降了很多，例如，从199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大约60%下降到2011年的50%。 [6] 拿走的比工作给予的更多：在排名前20的经济体中，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比工资增长快；在美国，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力从1975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两倍多，而每小时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此之前的30年中，每小时工资一直与生产力同步增长。 [7] 对广大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年收入在1979—2007年仅上升了14%，其中2/3是来自更长的工作时间。 [8] 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则不清楚为什么它必须是社会的中心目标。
市场自由化的突破是政治和智力上的，而不是科学上的，在西方是通过民主化方式取得的。它的目标之一是把不平等问题剔除出经济学。 [9] 经济学是作为公平世界理论提出来的：当扭曲现象消除之后，每个人都得到应得的。追逐私利的目标被重新包装成技术问题，而技术专家就是经济学家。其目的是破坏性的：取消对富人的限制，并取消对其他人的保护。这个过程遭到了民主力量的抵制。在不那么民主的地方，它一直受到财政力量的推动，受到高压政治和暴力的支持。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对希腊的强制不过是最新的一幕。
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是建立在一系列规则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规则构成了各种各样令人不解的经验现实的基础。每位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10]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作为规律，它们应当在数学运算中同样成立（就像物理规律一样）；从理论上看，在微积分的平稳增量数学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完美，在完美程度上紧随其后的，就是统计学的概率论。经济学的核心观念非常简单：自我利益由“看不见的手”来协调。经济受到个人的驱动，每个人都寻求私人偏好的最大化。人们将商品和禀赋带到市场上，当交易结束时，支出规模对社会总体来说达到最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可能有更好的情况出现了。这个观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特别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有两个人的情况，多个人的情况，福利最大化的情况，还有一般均衡情况。除了简单的两个人的情况（或者即使是这种情况），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是无效的，更不用说在实践中了。 [11] 芝加哥学派对这种失效的普遍反应（20世纪60年代的哈伯格福利分析和20世纪80年代卢卡斯的新古典主义“代理人”模型）是将整个经济简化成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对福利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一个中肯评价可以代表其他人的观点：“无法建立作为一般原则的准则。” [12] 这表明，假设事物具有先天的规律性可能是错误的。观念不仅不能与现实匹配，而且可能是不科学的战略。这样的异端邪说来自异端经济学家并不意外，但也可能是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 [13] 用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有理由去解决的问题就总是会有确定的答案。相反，我们应该相信数学问题总是有确定的答案”。 [14]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要寻求假定的数学上的终结性。在严谨性和相关性的权衡中，严谨性胜出。 [15] 但是当理论面对事实时，并不能找到可靠的基础，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黑暗中摸索。 [16]
但这确实太苛刻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确定结果，而是受到异常情况的困扰。错误可能在于假装终结性处于可及范围之内，即使对终结性的追寻可能有助于促进研究，这样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就像物理学上的“万物理论”一样）。如果无法获得终结性，那么用效率问题来吓唬人就不起作用了，所谓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理论正当性就是要更多地挤压低收入群体，然后回到社会民主主义之前的残忍和不确定的世界。对于并不能总是获得内部一致性的真实世界中的应用的信心都没有保证，就更不要提对外部正确性的信心有所保证了。 [17]
对均衡经济学失效的另一种理论上的回应是不诚信经济学，它仍然建立在自利基础上，但是并不包含“看不见的手”这一和谐思想的遗产。这种经济学不是确定性的，所以更具现实性，但是（尽管坚持相反的说法）它无从制定积极的政策：它已经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就像在拍卖理论中那样），但是它也支持腐败和约束的转移过程。 [18] 和谐理论和不诚信理论的混合试图拯救规范的权威性，但是两者配合得并不好。如果为了善良的目的而去约束不诚信，就有必要触及经济学之外的问题。如果这是经济学的全部，那它是令人失望的。它不是经济学的全部。但它确实没有为市场转身提供科学的保证。
经济学的精英人士倾向于忽略甚至压制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他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不发声。有时候，这样的批评家[像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会一改受冷落的地位。像维布伦（Veblen）、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这样的中心人物都遭受了长期的轻视和忽略。大多数批评最初都是从经济学内部展开的，有时是由诺贝尔奖得主自己展开的。一开始，我们把自己放到方法论者的对立面，坚持用实证观察和结果来评判经济学理论。而在调查结束的时候，经济学理论在这些标准上似乎表现得并不好。也许方法论者是正确的：经验绩效对经济学来说是太过严苛的检验。为了有效性，它必须转而依赖其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