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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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在社会保险问题上与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冲突。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是随收随付制：工人所付的税收覆盖了养老金的成本（有时要用到缓冲基金）。这与华盛顿共识对私人利益的偏好考虑是不一致的。 [118] 但是随收随付制实际上更有效率：它提供了一种综合保障，利用了大规模而稳定的收入流（课税基础），它有最大的风险池子，是一种极其便宜的管理体系。相较而言，私有化的养老金公司一般会将25%~40%的份额作为费用和利润；最终的支付取决于其在金融市场上的绩效。 [119] 智利于1980年引入一套强制性的私有养老金基金制度。这受到私有化倡导者的赞扬，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费用太高，基金太能赚钱了，养老金很低，而且大约一半人口没有被包括进来。任何重新分配都是朝更好的情况发展。 [120] 2006年，左派和中间偏右的总统候选人认为这个制度并不起作用，并承诺对此进行改革。 [121] 另外，瑞典在1991—1994年和2006—2014年由中间偏右的政府执政。它向市场主义屈服了，准许交费者在私人养老金基金公司中进行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只适用于1/7养老金交费的第七种情况，而且最近还有所削减。在其他方面，瑞典一直保持随收随付制，在这样的制度中，收益不是预先规定好的，而是与交费记录和金融市场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 [122] 甚至世界银行都认为，私人养老金本身并不起作用，因此世界银行建议将公共体系与一种由私人进行管理但是被严格管制的强制性制度相结合。 [123]

按照加里·贝克在《新闻周刊》（Newsweek ）专栏中写的那样，如果我们废除国家，我们就废除了腐败。 [124] 但是腐败可以在任何经济力量能被滥用的地方出现，在私人部门也会出现。对美国来说，只要提到21世纪初的安然（Enron）、泰科（Tyco）和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这三家提供网络公用事业服务（能源和通信）的公司就足够了，其经理和所有者做出了巨大的政治贡献后掠夺了公司利益。养老金对私人腐败来说也是机会。1986年，撒切尔政府也背弃了英国国家养老金义务的基本原则，将其转到了一个劣质的生活费用指数的计算中，并诱导其成员转到私人养老金计划中。最后，私人养老金变成了如此糟糕的一次交易，以至于政府要求业界补偿储户，从而弥补其“不当销售”的错误。 [125] 不当销售和补偿的做法进一步影响了其他公司的金融产品，包括抵押贷款和就业保障保险（这两者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做法）。 [126]

从19世纪早期开始，整个欧洲西北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腐败到廉政的转变。 [127] 英国结束了“旧式腐败”，建立了公正的公务员制度，按照人的才能来录用和晋升。司法制度也有所改善。 [128]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市场自由化期间，高层腐败有所回潮。 [129] 撒切尔、梅杰和布莱尔废除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共识，并出于对贪婪动机的信仰，在所谓的新公共管理体制下对官员提出了金融激励。 [130] 一位研究腐败的历史学家写道：“我想不出别的例子，现代民主已经系统地废除了廉洁的公共服务得以形成的制度。” [131] 在我们未公开发表的嘲讽杂志《第三只眼》（Private Eye ）的分析中，腐败报道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增加了十倍，最大的子范畴由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互动构成。

在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关于腐败的明确概述，但情况一直不容乐观。 [132] 他们以某种方式所预示出来的问题是私有化和腐败的结合。在21世纪初的英国，几任执行了市场自由化政策的首相在他们曾经监管的行业中找到了工作，而负责监督政府诚信的审计署的领导则因为个人的腐败问题被迫离职。 [133] 首相托尼·布莱尔在退休多年之后成为一位大富翁（其财富规模可以与皮诺切特相比），其上百万美元的年薪源自J.P.摩根。表面上，没有任何不合法的事情。在德国，总理科尔被牵扯进一桩金融丑闻中；两任德国总理在质疑声中辞职；而在大的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都爆出过内阁和首相的丑闻。 [134] 以色列是一个我们熟知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进行了很激烈的市场自由化改革。首相被频繁地牵扯进腐败案件；甚至有人坐牢或自杀，一位前总理在坐牢，一位总统辞职，另一位总统已经服刑一段时间。一位陆海空三军的总参谋长受到旷日持久的调查，而另一位总参谋长的任命也因为腐败的暴露而搁置。这仅是最高层人物被追查的案例。如此多的调查被启动，而且一些调查最后以定罪结束，这一现象令人惊讶。近期的情况是，2008年的巨大金融危机仍然在蔓延；调查继续深入操纵价格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国际间的外汇交易市场（FOREX）丑闻中——大多数丑闻其实都在通过“解偏价格”获得暴利。对汇丰银行在瑞士的偷税漏税行为，几个国家很多年来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 [135] 大众公司公然在美国的排放物检测中作弊。

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税负最重和管制最重的国家，腐败程度也是最轻的，其中丹麦、瑞典和芬兰（没有挪威）在全球腐败感知指数上一直名列前茅。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就是通过代际的互惠交易，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平等的生活。重点在于人人平等。结果并不一定完全平等，但是应得的权益是平等的，这能确保即使有人走在前面，后面的人也不会被落下。工作的人供养年轻人和年长者，而他们自己也被别人供养。这就需要对官员和制度有持久的信任。 [136] 相比于对“看不见的手”的召唤，互惠关系与亚当·斯密的学说更契合。斯密认为，基本的动机是值得认可的，而这一动机可以通过改善公共产品和提高公民道德水平来满足。 [137]

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一个线索，也是其弱点。如果信任他人是一种美德，社会民主主义好像需要这种美德，腐败却能削弱这种美德。在英国，对团结的普遍信仰已经让位于互相猜疑和对穷人怀有敌意上。 [138] 北欧式的善良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因为他们善良所以他们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如此，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尤其在瑞典，已经形成了廉洁的制度和高质量的生活，但它违背了市场自由主义学说。

经济学问题在华盛顿共识政策和思想中有所体现，但那又怎么样呢？华盛顿共识机构中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是经济学博士。他们就是托马斯·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家”，在范式内工作，而不探究基础问题。机构本身是由政治和团体规则驱动的。撒切尔、里根、布莱尔和布什在经济学方面的基础很弱，也不能在经济学上实现他们的目标。领导人在扩展自己在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施展空间时，认为他们的学说和政策是有理论支撑的，这一点很重要。像阿瑟·林德贝克和约翰·威廉姆斯这样值得依赖的建议者让他们相信，这个项目是有充分根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像是为政策、职业声誉和经济提供担保的一个至高领地。

2015年10月11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的前一晚，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政治学家博·罗思坦（Bo Rothstein）在一份重要的报纸《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阐述腐败与诺贝尔奖之间的联系。 [139] 他写道：

腐败严重影响着人类福利的几乎各个方面，像婴儿死亡率、经济繁荣、预期寿命、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的数量、干净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分娩时死亡的女性人数、处理环境问题的意愿。腐败最近还被认为是引发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腐败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商业和政府中精英管理者的道德失范，这些人越来越多地学习经济学。研究显示，学过经济学的那些管理者比其他学科毕业的人更容易发生腐败。这已经被实验证明了，拥有经济学学位的美国国会议员做出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 [140]

基于这样的结论，以及他对腐败问题20年的研究，罗思坦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信说：“如果学习经济学会增加对腐败和欺骗行为的容忍度的话，那么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41]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能造福人类的成就给予认可的目的相一致，罗思坦建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应该由皇家科学院中的非社会科学成员进行调查）。他说，在这一调查结束之前，不应该授予经济学奖项。

[1] Stiglitz，‘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Critique of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2002），46.

[2] Düppe and Weintraub，Finding Equilibrium（2014），xi；above，chapter 1.

[3] On Pareto efficiency，see above，3，17.

[4] Arrow and Hahn，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1971），vii；Stiglitz，‘The In-visible Hand’（1991）；Blaug，‘The Fundamental Theorems of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2007）；above，19.

[5] Lipsey and Lancaster，‘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1956）；Lip-sey，‘Reflection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1950），350－351；Stiglitz，‘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Critique of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2002）；anticipated by Little，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1950/2002），preface to 2002 ed.，vii－viii.

[6] Stiglitz，‘The Invisible Hand’（1991），35；Düppe and Weintraub，Finding Equilibrium（2014）；Blaug，‘The Fundamental Theorems of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2007），198－199.

[7] Harberger，‘Three Basic Postulates for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1971）.

[8] Chapter 9，above，200－203.

[9] Little and Mirrlees，Project Appraisal and Planning（1974）.

[10] Harberger，Project Evaluation（1972），127；Reder，‘Chicago Economics—Permanence and Change’（1982），10－13；also chapter 1，above，24.

[11] Above，19；below，261－262.

[12] Above，173.

[13] Not in a pejorative sense，but used by several economists to indicate incon-sistent positions.

[14] The term is used in this sense by Blaug，‘Fundamental Theorems of Welfare Economics’（2007），198；Stiglitz，‘Invisible Hand’（1991），7；Samuelson，‘Succumbing to Keynesianism’（1985），5.

[15] For example，Little and Mirrlees，Project Appraisal and Planning（1974），372－373；Lal，Poverty of‘Development Economics’（1983），111－112.

[16] Harberger，Project Evaluation（1972），128－129.

[17] Little and Mirrlees，‘Project Appraisal and Planning Twenty Years On’（1990），372－373.

[18] Hirschman‘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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