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外：腐败肆虐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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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由化的倡导者极力想用“华盛顿共识”来获取世界范围内的政策控制力，斯堪的纳维亚只不过是这一谋划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他们的理论在此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内部效应、经验绩效和非预期结果。简言之，这些理论并不一致，屡屡失效，将公共领域笼罩在腐败的气氛中，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都是如此。我们认为，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有缺陷的现实模型上的，而这是本书的中心线索。如果说诺贝尔奖是一个小角色的话，那也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起了作用的。
次优理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到一个流行的无名氏定理（他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任何政府能做的事情，私人部门也能做，甚至做得更好。” [1] 这大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由阿罗、德布鲁和麦肯齐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的两个理论”相符，这一战后的理论模型，好像是为了将理论放置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之上。 [2] 这些定理认为，任何阿罗-德布鲁竞争的一般均衡都是指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即没有偷懒），反过来，这样一种帕累托有效配置在任何初始分配的一般均衡中实现，而不会给个人带来损失。 [3] 然而，关于定理的含义有两个观点。常见的观点是将它们看成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现代化身，这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初始分配。但是模型要求存在一个包含所有商品和风险的市场，未来的价格也是可知的，即市场一直处于完全信息状态，并不受个人行动或者选择的影响。帕累托效率的重新分配还要求转移支付要一次付清，政府能够掌握关于个人偏好和技术，还有凸性（即非常接近于偏好和技术的递减收益）的完全信息。这样的先决条件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所以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将这一定理看成是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一种有效的驳斥，有时甚至连定理的提出者都采取这样的态度。 [4]
阿罗-德布鲁的成果在1954年一经发表，就被证明很难成立：如果有一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么即使满足其他条件也不会提高效率或者福利。最优化要么完全成立，要么完全不成立，而“完全成立”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它被称为一种“次优”理论，但这是有误导性的：因为不存在次优情况。真实世界与阿罗-德布鲁模型（一般被描述成“扭曲”）的差别很大且不可避免：非竞争性市场、准入壁垒、区位间的不平等、没有弹性的工资和工作、政府管制和税收、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市场缺失和对其他人的关心。技术变革被认为是增长的驱动器，这一因素很显然是不确定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研究工作），但是模型需要确定知识。所以（相对于哈伯格三角假设）在达到最优状态之前没有中间状态。 [5] 值得注意的是（但并不令人吃惊），阿瑟·林德贝克在消除瑞典扭曲的运动中，并没有提到次优问题，因为这会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
经济学家被阿罗-德布鲁的结论所迷惑，但并不打算轻易放弃它。 [6] 哈伯格证明了如何在实践中应用它：逐一消除扭曲（主要是政府和劳工犯下的错误），目的是让供给和需求不受妨碍地相交，而不必过多考虑与均衡有关的大量限制性假定中的任何一个是否得到满足。 [7] 它因为符合经济直觉而有合理性，虽然（就像我们在瑞典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它主要是以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利的政策楔形而起作用。 [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人们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了若干努力来运用这种方法。在这些努力中，最突出的是伊恩·利特尔（Ian Little）和詹姆斯·莫里斯，但是他们都渴望“找到合理的价格”。 [9] 早期的发展重点如强制工业化已经使价格偏离了均衡水平。“项目评估”使发展项目与其他可选方案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关键是要给资本、劳动、金钱和时间定价，即使这些价格并不容易获得。其观点是即使在投入都不是进口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价格还是反映了任何投入的机会成本，即为了在特定项目上使用它们所必须做出的牺牲。这样的“真实世界”价格（市场刺激下形成的工资和利率的“影子价格”）被假定收敛于市场均衡所获得的价格。对哈伯格来说，这意味着假装真实世界与模型大致相符。这是标准的芝加哥学派的程序。 [10] 虽然被称为“次优”理论，但这是错误的：满足模型的竞争价格并不存在，部分均衡分析的最优属性也是可疑的。 [11] 用于参考的价格（世界价格和市场工资等）只不过是另外一套可以期望运用部分均衡分析来纠正的“扭曲”价格。
项目评估是我们所谓的混合理论的一种形式，其应用与前提并不一致，这与莫里斯的另一个理论，即最优税收理论是不同的。 [12] 这一理论有“精神分裂症”的特点 [13] ，它一方面假定市场的神奇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先决条件并不存在。 [14] 项目评估教科书是认可次优问题的，但是仅将其作为一种事后问题来考虑。他们认为确定一种最优状态是可能的，但是尽管他们如此自信地表述这一状态，却仍然绕不开“次优”问题。 [15] 这一点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一般均衡理论适用于整体经济，但是评估者只处理单一项目。严格的分析必须放到一边，而且有经验的分析师也只能为局部的改善而努力。 [16]
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还有发展机构和政府都试图运用项目评估方法，但很快就放弃了；其他机构和政府甚至都没有做任何尝试和努力。利特尔和莫里斯抱怨道，忽视这些方法就是经济上的造假，但是必要的数据很难被收集，所以分析遗漏了太多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项目评估与一般均衡并不一致，也没有理论上的次优选择，只有务实的判断。这并不是在否定这些努力：用想象出的机会成本来评估一个项目（即技术所要求的）很可能（在好的方面）就是要产生更大的利益。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