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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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家还在为激励问题感到烦恼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动作发生了，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却没有被注意到。当林德贝克所预言的大崩溃最终发生的时候，它与工作激励和福利国家并没有一点儿关系。像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样，瑞典大崩溃（实际上，是更广大的北欧地区）可以看成是这场危机的一个先兆，只不过它起源于财政问题。 [1] 林德贝克很少写关于财政方面的文章，只是偶尔为了支持更有弹性的资本市场才发出一点儿声音。 [2]

信贷释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主要的同盟国同意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本国货币汇率。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这一制度的抛弃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无序。20世纪70年代，瑞典和其他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这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打开了信贷闸门，而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人们却知之甚少。 [3] 传统观点认为市场上放贷者和借贷者会自我约束。尽管许多英语国家汇率是浮动的，但是瑞典仍然集中控制信贷并坚持固定汇率，这被看成是为了应对来自劳动者的工资压力（通过贸易平衡来起作用）。这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货币贬值政策来维持。

随着瑞典公司在海外扩张，放贷业务开始在国有银行以外进行，这导致信贷变得很难控制。政府也已经开始从海外借款。这使市场开放更加难以抵制。信贷控制逐渐宽松，当抵押贷款上限突然解除之后，就好像在某一时刻突然失去意识一样，中央银行解除了对1985年“十一月革命”的束缚。 [4] 在奥斯布林1957年提升单边费率之后的30年，秉持自由思想的金融专家再一次使社会民主主义失去了平衡。 [5]

失败只有一种结果：财政部部长费尔特是有市场头脑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从欧洲意义上来看）。 [6] 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十国集团担任瑞典的代表。在回忆录中，他宣称自己一直在世界银行的压力之下工作，而且没有从心烦意乱、筋疲力尽的首相那里得到任何指导。 [7] 中央银行认为，金融市场已经如此普遍，以致管制不再起作用，所以可以解除管制。本来以为所有的信贷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了，所以贷款的急剧增加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8] 商业银行只认识到借款人要提供优质担保物，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应该接受严格的外源性贷款约束。在瑞典利息支付是免税的；鉴于较高的税率和信贷宽松政策，人们非常愿意借钱投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事后来看，后果本应该被预见。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放贷的激增导致房屋和股票价值的上涨。房屋价格在五年之中上升了大概60%，失业率则下降到零，经济繁荣，随后过热。好像是为支持这种新的智慧一样，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金融的三位专家——马科维茨、米勒和夏普。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来自瑞典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成员的暗示，即他们对于本国信贷自由化的沉默与当前最好的理论是一致的。当这一奖项于1990年12月颁发的时候，经济繁荣已经有所逆转，经济开始迅速下滑（见图9.1和图9.4）。

回顾过去，那些支持放松信贷控制的人说，这还远远不够：投资者仍然被限制在国内资产投资上；借款利息仍然可以从税收中扣除，使在高税收的瑞典的资产投资可以很便宜。 [9] 也许是这样的。国际资本管制在1989年被取消，利息减免政策被废除，后来又被恢复。在回忆录中，克拉斯·埃克隆德（财政部部长的“第三条道路”的顾问）写道：

现实比教科书要困难得多。当我来到贸易部任职时，我经历了不曾预料到的文化震荡。事实证明，理性经济战略无法实施，不是因为那些负责经济政策的人缺乏经济或者理论的专业知识，而是因为在制定富有理论洞察力的政策上有困难。问题不在于财政部部长只有很少的几个好的经济学家可以为之提供建议（这是自觉的但很幼稚的年轻的商学院学生所认为的），而在于部长和他那些毫无疑问很具有天赋的经济学家不能让政府、政党和劳工运动中的其他人跟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 [10]

这是很有启示作用的。天真的经济学家已经忘记了他的模型和前提，即确保模型有效的唯一前提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原子状竞争，而这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令他吃惊的是，政策必须要考虑现实冲突。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坚持第三条道路是非常不幸的：因为理论很糟糕，那就难怪政策会失败了。财政部部长费尔特和他的门徒埃克隆德被斗争所挫败，两个人都在任职到期之前离任。

1990年，信贷暴涨已经是一种常态，全球萧条已经开始，这使借款人继续承担债务非常困难。自从大萧条之后，瑞典的信贷暴涨开始转入急剧下跌，大萧条持续了近十年，这是经济上的巨大退步（见图9.1和图9.4）。金融部门遭到严重破坏，得到了政府的救助（以一种很熟悉的方式进行），即对资本主义进行补贴，而且补贴的数额巨大，但这种做法并不是福利国家设计思想中的一部分。林德贝克和他的朝圣山学社的助手斯塔尔乐此不疲地倡导要在住房问题上建立自由市场。 [11] 但是受监管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住房制度持续提供了许多高质量而且可负担的住房，过度拥挤的情况（“标准2”——每个房间超过两人居住）从1965年的33%下降到1985年的4%。金融自由化是从糟糕的房屋价格飞涨开始的，而房屋建造量从社会民主党时期到自由市场时期下跌了一半还要多。市场转向导致空房率上升，拥挤情况加重，公共房屋供给量下降，出现极端的不平等，还导致无家可归人员成倍增加。房屋市场对那些可负担得起的人来说运作良好，但却超出了其余人的承受能力。 [12] 看一下英国的情况，自由化的住房市场使这个国家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住房情况更加糟糕，债务和违约情况大量发生，社会底层的住房压力比1979年撒切尔上台的时候还要大。 [13]

对1973年危机所做的凯恩斯式的反应使瑞典免于遭受最糟糕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节约财政支出来应对新的危机，将优先考虑的问题从充分就业转到低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下降，但是失业率从几乎为零急剧上升到超过8%（见图9.1），随后稳定在相当高的“常规”的欧洲水平。 [14] 1991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被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取代。在选举中，林德贝克为非社会主义政党摇旗呐喊，同时拥护“市场经济、去中心化和私有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广泛的和干预主义的管制，中央集权化和集体所有制”。 [15]

1992年，新当选的中间偏右的政府任命林德贝克领导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场危机。他被赋予完全自主权，而且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合作。 [16] 他多年的合作者英格玛·斯塔尔收到了劳工简报。斯塔尔长期担任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和朝圣山学社的成员。林德贝克委员会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发表了一份报告，附加了27份支撑性的论文。 [17] 在资本主义出现灾难的情况下 [18] ，它以这场危机为契机来推动激励机制，而这是林德贝克在大约20年间一直倡导的。但是“严重的抑制问题”与危机关系不大 [19] ，危机只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挪威、荷兰，丹麦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发生），这些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放开了信贷。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影响（见图9.4）。在113个建议当中，林德贝克委员会特别强调工作激励，同时削减福利并取消劳动保护。在我们对林德贝克的采访中，他坚信这是他个人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并不需要妥协或者让步。它们表面看起来很严酷，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林德贝克倾向于这样做），林德贝克委员会并没有建议福利国家私有化（就像当时雇主联合会建议的那样） [20] ，只是想让它少一点儿同情心，也不要太温柔，同时让市场对工人更严苛一点儿，对雇主更仁慈一点儿。讽刺的是，市场失灵曾被当作市场扩张的理由。现在，经济科学却被用来支持改革，而并不在乎它没有预见危机：“只有经验的失败不足以抹杀一种思想模式。” [21] 在回忆录中，林德贝克承认，实证上的支持经常是很匮乏的。 [22]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一家有影响力的瑞典商业智库的最新研究检验了改革的有效性。 [23] 在林德贝克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后，有人认为，紧接着发生了市场改革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大幅上升。但是经过仔细研究，这一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在测算由低谷期向上走的经济趋势时有一个惯用的花招，即从经济衰退的最低点开始。 [24] 如果因此就说瑞典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没有经历过衰退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除了北欧国家以外）有优越性，那绝对是一种误导。这一比较至少显示了四个完全不同的但是有类似生产力增长纪录的国家（从15个被比较的国家中选取的）的情况，即它们自身的改革不是一个充分的，甚至都不是一个必要的解释。 [25] 衰退持续时间很长而且非常有害。瑞典经济用了10年时间才恢复，并赶上1970—1989年的增长趋势，用了16年的时间来弥补失去的产量。 [26] 在另外3年之中，经济又经历了两次连续的衰退。在这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失业率增长了大概4倍，劳动参与率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从高位的85%下降到低于75%。 [27] 如果能力最差的工人被解雇，生产力就一定会上升。失业工人的持续成本是无法用工作着的人的生产力来测量的，而这也会减少整体福利。

笔者只将生产力激增的很小一部分归因于劳动力市场改革。而且生产力增长得也不多。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重新掌权，一直执政到2006年。工资方案一直都是集中制定的，劳动力的工会化程度很高。实行的主要改革就是减少对暂时的短期合约的管制。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会被失业所造成的不可测量成本抵消。如果将工资与劳动所得进行匹配是一个好的激励办法的话，那它就不会发生在制造业中。在服务业中，这种相关性更高一些，但还是无法揭示工资的上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力，因此它与生产力的联系也是不可靠的。 [28] 生产力的发展，正像过去一样，主要是因为制度政策，而这些制度政策中的大部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被继续执行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高水平的教育和普及的信用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性论据，也是社会民主党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瑞典在这一时期比大多数国家表现得更好，这也不是市场自由化的一个支撑性论据：瑞典比它所超越的那些国家的管制程度要高。 [29] 作者认为，“在我们对单一国家的研究中，想要获得一般理论和制度预测之间的因果性证据，是非常困难的”。 [30]

评价

瑞典（还有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都抵制住了金融自由化的诱惑，而当它屈服的时候，惩罚也很快就来临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几乎完全是由这种自由化导致的，这对实行适度的“激励”机制来说是一个机会，然而，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仍然完好无损。

直到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像其他地方的经济学一样，勾勒出了市场交易所带来的自我调节的社会和谐的画面。 [31] 这与瑞典工业关系的混乱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得到普选权之后，社会民主党开始掌权并在劳动、福利和房屋建造上进行决定性的干预，从而支持它在选举中需要依赖的群体，即体力劳动者和农民。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统治地位（斯德哥尔摩学院的理论家多多少少所期望的）给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这不仅与瑞典的经济表现和福利水平的提升一致，而且还有助于提升经济表现和福利水平。制造业作为有偿劳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峰值，随后，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基础开始减弱。

由林德贝克引领的瑞典经济学观点，积极推动恢复市场激励机制，援引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和哈伯格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起抑制作用的“楔形”。从经济表现上来说，瑞典的评级下滑，在1970—1994年是相当反复无常的，大部分产品都是进口的。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工会推动工业民主是不合时宜的，就像英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激励”讨论的另外一个观点是把它看成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一种探索，他们想要强化体力劳动者的纪律，把体力劳动者推回“适合”他们的位置上，并利用他们日益衰弱的市场力量。到1989年，工薪阶层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占据了劳动大军的42%。 [32]

最可能使福利国家保持现状的是大量工会化的公共部门的劳动者，他们既是这些部门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受益者，占据了劳动大军的大约1/3。高水平的公共就业率弥补了工厂的衰落。瑞典的失业率虽然一直没有降低至1990年以前的水平，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瑞典存在庞大的公共部门。除了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十年和2000年之后的几年以外，瑞典的失业率一直低于美国，贫穷和短板也远没有美国严重，而这还是在没有考虑上百万美国人还在服兵役和坐牢的情况下。 [33]

1991—1994年，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提名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见图5.1）。诺贝尔奖扩大了市场自由主义的影响，与此同时，市场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失效。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定委员会成立25年之后，林德贝克终于卸任。在采访中，瑞典皇家科学院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林德贝克的管理风格和他的一些选择使其自绝于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院曾组织了两次秘密的调查，最后决定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34] 沃尔特·科皮写道，林德贝克利用他在瑞典经济学的巅峰地位和与媒体接触的便利条件来威胁他的同事服从他或者保持沉默。这几乎不缺少职业技能，他写道：

在瑞典，在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这两个被认为是最好的瑞典经济学研究机构内部（二者都由林德贝克领导），都有强烈支持瑞典僵化症这一结论的人……当专业团体以经济学理论的名义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时，它们应对其负有伦理责任。在相对比较小的瑞典学术圈子中，像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奖委员会这种特别有名望的团体，极有可能为广泛的学术影响提供基础，它们不一定有利于理论的多元化。 [35]

然而一位支持林德贝克的瑞典经济学家承认：“就他们作为政策建议者的能力范围而言，学术经济学家远远超出了研究室研究水平的高标准。” [36] “在瑞典，”两位经济学家就此写道，“菜单上只有唯一的选择。” [37]

经济学有时被贬低为关于更好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对诺贝尔奖的评价并不支持这样一种一般化的概念，但是不友善的观察者可能认为林德贝克这些年所倡导的想法恰恰说明了这一点。1976年以来，他陷入关于工薪阶层基金的争论中。出现阶级冲突并不是常态，尤其是如此狭隘地关注生产方式的控制问题。林德贝克用经济理论来支持雇主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在他担任林德贝克委员会和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因为发起政治讨论而损害了专家的公正性和声誉。

这并不意味着林德贝克或者大多数的瑞典经济学家是完全错误的。林德贝克从来没有用适当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给他的国际增长比较研究奠定基础，即使正确地使用了这种方法，其本身的有效性仍然值得怀疑。他并没有用证据证明激励机制的正确性，理论仍然无法得到证实。在《经济问题的辩论》中，大多数关于市场自由主义的论证都是来自理论，而不是来自真实测量。但即使理论是无效的，论证依然要有。实际上，如果人们不相信理论，那么规范性的论证就是唯一的指导。这就是林德贝克的前任纲纳·缪达尔在他的研究成果《经济理论中的政治因素》（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Economic Theory ，1930年）一书中一贯的主题。林德贝克的论证可能对他不利，但是我们认为他对激进市场主义的抑制是一种美德。也许瑞典公共部门的规模确实太大了（虽然原始数据被夸大了——现金收益要纳税，所以净支出就更低，而且应纳税的税率远远低于边缘税率，这样就可以被不同的抵扣抵消）。也许工作太繁重，闲暇太容易了，并不存在独立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可以用来做判断的客观标准。林德贝克承认科学的权威，正像诺贝尔奖放射出来的光芒一样。但是如果要做一种解释的话，只能是参考某种价值观。公共部门为什么规模变得这么大呢？代表谁的利益？工作和金钱比闲暇重要多少呢？女性在家照顾孩子比独立赚取工资好多少呢？体力劳动者谈判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用来削弱他们的安全保障呢？这是争论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效率”的欺骗性的论证。效率是为了谁呢？以谁的利益为代价？这些就是纲纳·缪达尔曾经提出的问题。

价值观需要被讨论，林德贝克就在他关于福利国家的论文和讲座中讨论了他的价值观。因为没有确定的经济知识，我们必须用其他方式来做出决定。林德贝克的观点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没有明显的缺陷（不像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那样有明显的缺陷）。他对此感到自豪。然而，“科学”不能承载林德贝克所声称的那么重的任务。他倡导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体力劳动者和低报酬的服务业劳动者工作更努力，但赚得更少，保障更差，而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财产所有者却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诺贝尔奖项的公正仲裁者，他的观点和策略并不总是能够经得起检验。但是林德贝克观点中的这种倾向逐渐被北欧的选民和其他富裕社会所分享，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从工厂中走出来，开始从事白领工作。

林德贝克也只是部分地成功了。瑞典社会抵制市场自由化逻辑的诱惑，也许是因为证据并不支持市场自由化。瑞典在1994年重新将社会民主党推上执政党的位置，社会民主党继续执政了12年。在市场力量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就失败了，当这些力量被扼制的时候，灾难也没有随即发生。金融自由化导致了崩溃，工会权力没有破坏经济。瑞典的税收和福利仍然保持在很高水平，不平等和贫穷程度虽然在上升，但是绝对水平很低。林德贝克自己从来没有否定过福利国家，也没有提出用与完美竞争的理想市场相类似的做法来广泛地取代福利国家。他说，福利国家是对西方文明的主要贡献，但是它正在超出自然的极限。他这样写道，林德贝克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拯救而不是废除福利国家”。 [38] 在挑战“看不见的手”这一思想的同时，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设法拯救工人阶级选区的衰落，它的政策和优先考虑的问题如今只能勉强维持，甚至是被它的政治对手勉强维持。 [39]

[1] For analogies，Offer，‘Narrow Banking，Real Estate，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UK’（2014）.

[2] Above，chapter 9，note 17；Lönnroth，Schamanerna（1993），267.

[3] Wallander，‘En Effektivare Kreditpolitik’（1982）.Wallander was a senior banker；Lindvall，The Politics of Purpose（2004），116－119，141.

[4] Lindvall，The Politics of Purpose（2004），116－119，141；Svensson，November-revolutionen（1996）；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23－224.

[5] Chapter 4，above.

[6] Lundberg，‘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wedish Model’（1985），32－33.

[7] Feldt，Alla Dessa Dagar（1991），I，254－255.

[8] Lars Hansson，‘Mot en Marknadskonform Kreditpolitik’，28 August 1985，Stockholm，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Riksbankschefers Arkiv，Box：B.Dennis，Översyn av Kredit－och Valutapolitiken 1985，F1A：236.

[9] Lindbeck interview，3 December 2012.On the crisis，see Jonung et al.，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2009），and Honkaphoja，‘The 1990.s Financial Crisis in Nordic Countries’（2009）.

[10] Eklund，‘En Intellektuell Biografi’（1995）.

[11] Meyerson et al.，Maktenöver Bostaden（1990）.

[12] Clark and Johnson，‘The“System Switch”in Swedish Housing’（2009）；Stenfors，‘The Swedish Financial System’（2014），113－125.

[13] Roberts－Hughes，The Case for Space（2011）；Hills，Ends and Means（2007）.

[14] Ljungqvist and Sargent，‘How Sweden.s Unemployment Became More Like Europe.s’（2010）.

[15] Lönnroth，Schamanerna（1993），269.

[16] Lindbeck，Ekonomi（2012），295.

[17] Soon published in English（without the supporting papers）as Lindbeck et al.，Turning Sweden Around（1994）.

[18] Klein，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2007）.

[19] Lindbeck in 1981：chapter 9，note 82，above.

[20]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28.

[21] Ibid.，235.

[22] Lindbeck，Ekonomi，297－298.

[23]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2015）.Our discussion refers to this article.Also argued in Bergh and Henrekson，Varför Går det Braför Sverige（2012）.

[24]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2015），4－6.

[25] Ibid.，fig.2，5.

[26] Calculated from GDP per capita at constant 2005 prices and PPPs，US dollars，OECD，OECD.Stat（2015）.

[27] See figure 9.1，above，and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fig.3，5.

[28] Ibid.，fig.15，24.

[29] Magnusson，‘Globalisering och den Svenska Modellen’（2014）.

[30]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2015），3.

[31] Myrdal，Political Element（1953），ch.1；Lönnroth，Schamanerna（1993），ch.2；Carlson，The State as Monster（1994）.

[32] Steinmo，Evolution of Modern States（2010），62.

[33] ILO，‘ILO Comparable Estimates’.

[34] Brittan，‘The Not So Noble Nobel Prize’（2003）；Nasar，A Beautiful Mind（1998），368－372.

[35] Korpi，‘Eurosclerosis and the Sclerosis of Objectivity’（1996），1744，nn.43－44.

[36] Agell，‘Why Sweden.s Welfare State Needed Reform’（1996），1760.

[37] In 1993.Cited in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38.

[38] Lindbeck，‘Overshooting，Reform and Retreat of the Welfare State’（1993），28.

[39] Wooldridge，‘Special Report：The Nordic Countries’，Economist，2 February 2013.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

第十章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