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内部更广泛的意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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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的评选者有偏见吗？来自外部的比较标准很有必要。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合理的标准的话，它应该是在作为整体的理论体系内部的各种意见之间的平衡。

乔治·斯蒂格勒是一位保守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写道，“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使一个人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且甚于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 [17] 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是美国的一位自由思想家，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相信自由主义的人在经济学家中的比例比任何学术领域都要高，而且……经济学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平均值”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平均值相比是相当偏右的。似乎多元化的经济学说在意识形态信仰上是有意偏右的。 [18]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经济学家表现出的整体平均状态落入其他学说相比更偏右——那就说明他们是右倾吗？证据实际上指向了另外的方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调查来研究经济学家对不同问题的态度。好几个这样的调查在美国分别进行了10年，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兴起了一次调查浪潮。问题的数量很大，一般有20~40个问题，样本数量非常大，只有一个例外是从几百至一千的样本。图5.2显示出来的调查来自1976年、1990年和2000年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欧洲四个国家（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 [19] 个人回应的总数是8 037（9 366份是包括加拿大的，结果与美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因为样本空间被剔除了）。 [20] 回应率是合理的，在30%~50%，这些调查有粗略的代表性。在美国，这与三次大调查的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回答者是从主要的职业协会的成员中选取的，多数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少数来自商界和政界。

大多数问题在调查中都是重复的。图5.2选择了子集，关注了经久不衰的问题，将右翼从左翼中分离出来。这些问题涉及平等、税收、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的期望水平。要求做出回应的问题大概如下：“收入的分配应该是更平等的”“政府支出的水平应该减少（不考虑稳定性支出）”“收入的重新分配对于政府是合法的做法”。最后一个问题代表一种普遍的将政府支出看成促进收入人为均等化的错误概念。我们已经讨论过政府大量转移支付是在社会保险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发生的。 [21] 我们认为受访者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对于政府重新分配的支持程度要高于对更加平等问题的支持。在图5.2中的另外一个人为操纵情况是第二个问题出现反转迹象，以至于“左倾”偏爱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偏左的。相同的答案选项的数量在每次调查中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但是典型情况（除了英国）是他们包括完全的和符合标准的一致，以及不满足标准的不一致。所以把分数平均并没有多大意义。

图5.2 经济学家意见的分布（1976—2000年）

资料来源：卡尔（Kearl）等人，“经济学家的困惑”（“A Confusion of Economists”），1979年；弗雷（Frey）等人，“经济学家的共识与分歧”（“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1984年；奥尔斯顿（Alsto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有共识吗？”（“Is There a 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in the 1990s?”），1992年；里基茨（Ricketts）和休史密斯（Shoesmith），“英国经济观点：调查”（“British Eco-nomic Opinion：A Survey”），1990年；里基茨和休史密斯，“英国经济观点：实证科学还是规范判断？”（“British Economic Opinion：Positive Science or Normative Judg-ment?”），1992年。

结果令人意外。一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在核心政策层面是没有统一意见的。对于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学科的应用上的核心问题，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这种不能达成统一意见的情况。另一方面，意见的分布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变的，特别是在美国，这表明调查获得了人们优先选择的一个稳定分布。调查显示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比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要自由得多，特别是在林德贝克管理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期间尤其如此。总体上，自由主义偏好对保守主义偏好的比率是1.81（包括加拿大），即比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内部的这一比率要高（个人成员是1.04，对于引用来说是1·18）。北美经济学家（美国是1.9，加拿大是1.5）比欧洲经济学家（1·41）要更自由一些，法国比其他欧洲地区更自由一些（2.21对1.21）。 [22] 英国经济学家（样本高达981）到目前为止是最自由的（达到5.59的比率），这个发现与1973年以来的一次早期调查是相符合的。 [23] 美国的回答一直保持不变，只是在对平等问题的支持上有一些微弱的下滑。其他的调查，虽然在格式上不是如此精确，而且大多数是在后来展开的，但是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24]

“左倾”不仅在经济学家当中非常典型，在其他社会科学家中情况也是如此。 [25] 美国顶尖的六所大学学院中的一些经济学博士在1985年接受了调查，再次接受调查是在15年之后，即21世纪初。在研究生学院中，50%是自由主义的，另外20%是“激进的”，即更偏向“左倾”。15年以后他们成为实际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2/3的人在大学任教），其中55%提倡自由化，7%仍然是“激进的”：在两种情况中，2/3的人是中间偏左的，与我们的主要样本非常相似。 [26] 在为政党捐款的美国经济学会成员中（少于1/10），向民主党捐款的是向共和党捐款的5倍之多。特别是学界的顶级学者向民主党捐款的更多。美国经济学会的官员和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向民主党的捐款是向共和党捐款的9倍之多，非专业（但是非常有声望的）的美国经济学会杂志[《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和《经济学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上的作者向民主党的捐赠更是达到38倍之多。在所有进行捐赠的美国经济学会精英当中，182个人把钱给了民主党，而只有10个人把钱给了共和党。也许共和党的支持者，作为利己主义的提倡者，更不情愿做出捐赠。或者他们在这种自由主义倾向的职业中是不那么成功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钱可用于捐赠？尽管如此，那些公开承认自己是共和党的人相较于那些公开承认自己是民主党的人所做出的捐赠要少得多。 [27] 最后，在2008年由《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做出回应的年长的美国经济学家中46%的人承认自己是民主党，10%的人承认自己是共和党，44%的人说自己是独立派。他们当中有80%的人支持奥巴马的政策。 [28]

这些发现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理性预期假设的正确性，而这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从图5.2来看，很明显经济学家不是简单的思想者，只有少数人持有强烈的市场自由化观点。这就将问题引入了理性预期理论的中心观点之中，即存在简单的客观上正确的经济模型，这一模型同样可以被专家和外行应用到决策中。 [29] 美国的两项调查（间隔10年时间）向经济学家提问，他们是否认为理性预期缓和了产出的浮动。其中只有1/5的人没有保留地完全赞成，大约40%的人是不赞成的。 [30] 理性预期理论假设经济代理人和经济学家用的是同样的模型。一个调查把同样的问题放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样本中和一个由一般公众构成的样本中。在外行和专业的意见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分歧，一般公众更倾向于右。例如，对经济为什么不能表现得更好这个问题，61%的公众说税收太高了，但是只有18%的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 [31] 另一次调查（2010—2012年）表明，当一个41人的精英经济学家小组被问及一系列政策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于问题持赞成态度的平均百分比相对于更多的一般公众所做出的回答的平均百分比要更偏左35个百分点。 [32]

然而对理性预期的批评到底多有效呢？这一学说体现了一种反直觉的学术价值，因此成为一种非常有趣的猜想。这样的理论如果都能成功预测经济结果的话，那么理论假设的非现实性与理论本身成立之间的非相关性也就成立了（这种观点我们完全不赞成）。这一前提很明显是错误的，调查证据显示出这些前提是多么荒谬。这说明假设与现实无关，这一理论完全依赖于武断的假设和结果之间严密而简洁的关系。合理预测理论可能暗示了一些事情，它是值得作为一种智力活动进行研究的，但是无论其多么完美，它只能告诉我们很少的现实。它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猜想而已，也根本不会有规范的权威标准来拒绝它的倡导者所坚持进行的政府干预。简言之，理性预期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怀疑吗？

尽管理性预期理论有其影响力，但是在诺贝尔奖存在的前25年当中，它的创立者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嘉奖。 [33] 也许林德贝克已经把理性预期理论看成在其他方向上迈出了很远的一步，在其任职期间，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一直阻挠把奖项授予当时非常成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尔布雷思和引用率很高的自由党人斯蒂格利茨与阿克洛夫。在一次采访中，林德贝克说自己从来不相信理性预期。 [34] 林德贝克从委员会退休之后的第一年，这一奖项就颁给了卢卡斯，当时他已经将兴趣转移到了其他领域。接下来的奖项陆续颁给了其他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包括2011年的获奖者托马斯·萨金特，“因为他在宏观经济领域对于原因和结果的实证研究而获奖”。一些评论者对此非常不理解。 [35]

在把奖项授予理性预期理论家卢卡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及萨金特的时候，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规定，即高深理论不能仅仅因为实证的细微观察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了保持这一奖项的可信度，委员会必须与专家意见相一致。虽然在对于特定得奖人的选择上有时候会有一些怀疑，但是总体上委员会还是成功地维护了这一奖项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