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1%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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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社会民主党政府在面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配给做法时，努力给房屋项目提供融资。更高的利息率会平息银行的不满，但是房屋成本更高了。在僵持中，银行家们好像渐渐占据了上风。信贷紧缩会分裂管理集团并且导致社会民主党的解体。首相决定为此而战。阿斯布林克开出了“药方”，即购买政府房屋贷款。 [29]
但是在1957年7月10日，他突然做出了一个“剧变”。没有跟大臣们商量，他就说服了瑞典中央银行委员会削减了政府贷款，并且将贴现率提高了1%。 [30] 这引发了一场尖锐的政治危机。这一时机选择得非常糟糕：与农业党的联盟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农业党在瑞典中央银行中的代表已经对提高贴现率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政府正计划推出一个新的职业年金计划的分级，这一举措将由一项新的税收来提供资金支持。若将资金投入在房地产上，就会放松信贷约束。这一点在这项建议两年之后获得通过时得到了证实。 [31]
首相对阿斯布林克的“愚蠢”大怒，因为政府已经“受累于非常严重的声誉缺失”。 [32] 他的建议者，曾经极力推荐阿斯布林克任职的皮尔·埃德文·斯克劳德（Per Edvin Sköld）也被激怒了。他感觉受到了欺骗，因为他和行长都“认为阿斯布林克应该作为民主党的代表来做事”。如果阿斯布林克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民主党必须直接去瑞典中央银行沟通并解释“党派的忠诚要求”是什么。在他的日记里，埃兰德认为领导已经不再关注核心问题了。委员会主席认为他就是按照党的指示来做事的。 [33] 没有人想着要去管理阿斯布林克，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警告。他们的忽略只是让政治家的怒火越烧越旺。
财政部部长纲纳尔·斯特朗（Gunnar Sträng）要求得到解释。行长极为愤怒，回应道：“他做了他高兴做的事。” [34] 斯特朗称他为“该死的婊子”和“政治婴儿”。 [35] 阿斯布林克回应道，政府应该感激他提出的独立性，因为这让他们免于责任。斯特朗说，把政治判断留给社会民主党吧。 [36] 首相被彻底打败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我用一切作为赌注，我们是非常可能不用做出巨大动作就能领导我们人数众多的党的，除了对党忠诚以外，也不需要借鉴其他党派的理论。但是，瑞典中央银行委员会在这周三做出的决定将这一主要的观点彻底击溃了。”他开始考虑辞职一事。 [37]
几个社会民主党行政部门的成员聚在一起讨论瑞典中央银行造成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他们认为“出于心理和实践的原因做出尖锐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 [38] 但是免职是危险的。“阿斯布林克不会不做出反击就辞职的，”埃兰德提道，“他无情地攻击了政府的错误。” [39] 相反，一位委员会主席，又一位年长的、忠诚的党员被辞退了。埃兰德非常自责。留下的委员会成员将需要进行“效忠宣誓”。 [4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行长劳德·坎利夫（lord cunliffe）宣布政策独立于财政部，并将海外的一些黄金储备从加拿大转移到美国，而没有得到政府和他掌管的委员会的批准。作为回应，财政大臣博纳·劳（Bonar Law）说得很清楚，行长取悦了政府因而保住了职务。表面上职务是保住了，但是没过多久，坎利夫就被辞退了。 [41] 阿斯布林克对政府的挑战同样是非常露骨的。
阿斯布林克的政变连续好几天都登上了头条，这让反对党非常高兴。联合政府的合作者（农民党）担心这会伤害选民。反对党写道，政府对自己制造了“病态经济”感到自责，而病态经济恰恰需要这一服药来治愈。社会党对于低利率的梦想已经在硝烟中破灭了。另外一位社会党人写道，阿斯布林克已经“证明了他的勇气”，并且已经证明“中央银行不是财政部的附属物”。 [42]
看上去效果很好。银行已经公然反抗政府而且没有受到惩罚。它的权力和地位已经提升了。议会监督委员会因为中央银行而开展了一项调查。当阿斯布林克做证的时候，按照一家反对党报纸所说的，他做得“如此之好和如此有效，以至于他的对手都失去了主动权”，结果就是“阿斯布林克取得了胜利”。 [43] 几天以后，在瑞典中央银行家协会的年度会议上，经济学家埃里克·林达尔再一次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举出了一个案例，银行家们都对此表示赞成。 [44] 实力银行家雅各布·瓦伦堡说中央银行“完全不必关注充分就业”。低通货膨胀率本身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45]
然而在表象背后，权力的平衡很快就得以恢复。首相下决心恢复秩序。 [46] 11月，他战胜了剧变，终于发声了。埃兰德说政府对税收和利率负有完全的责任和权威。阿斯布林克同意这个事实，但不同意这个原则。“很不幸这是事实，”他说，“但是这样划分责任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份协议是如此口述的：
1.关于更重要的议题要进行合作。2.政府必须负责任，中央银行的行长必须通过自己强有力的观点，或者像政府中其他部门的领导以辞职来威胁那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3.在选举之前，不进行像丹麦银行行长那样的选举谋反。
“在会议持续的65分钟里谈论了太多的事情。这可以让我们看到阿斯布林克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对我把他看成我们的一员显得很吃惊，他拒绝被描述成对权力很贪婪，但是同意对这个事件负责。” [47]
事情还没有结束。1958年3月，议会疏忽了委员会被指责这件事，社会民主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拒绝银行所说的动机。 [48] 林达尔再次为行长进行辩护， [49] 但是其他的经济学家[本特·汉森（Bent Hansen）和埃里克·伦德伯格]认为并没有紧迫的“政变”要求，虽然他们仍然支持把恢复利率作为一个政策工具。 [50] 这次事件最后以议会上下两院之间关于政党路线的争论为终点画上了句号。对社会民主党人而言，这是一种不应该重复发生的罪过。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