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瑞典央行捐赠了一个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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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健全通货在瑞典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 [1] 当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的时候，就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实现充分就业和提高房屋开工率，另一个是维持价格稳定性。诺贝尔奖就是这种两难选择的间接和偶然产物。
社会民主与银行
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不相信银行。在1944年，他们这样猜想：“整个信用系统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以使生产能够按照国民需要而系统地发展，生产资源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应用。瑞典银行的政策必须推进这一目标。” [2]
不像大多数中央银行在战争中那样，瑞典中央银行是议会的银行而且隶属国家。战后，政府强制要求银行实行较低利率（美国和英国也是如此）。在瑞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持房地产业能够得到成本较低的贷款。中央银行被迫购买政府债券和抵押债券。曾经有一位名叫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的顶级资本家告诉中央银行行长伊瓦尔·鲁斯：“你的问题是让中央银行印发了太多的钱。”鲁斯这样回答：“我们确实印了太多的钱，但是请记住这不是我的错，我是得到命令才这样做的，那也是违背我的意愿的。” [3]
对于工作和好的住房的预期使社会民主党深得选民的拥护。 [4] 多年的战争遗留了很严重的住房问题。布莱特（Bright）是一个现代公寓社区，修建在公园里，预示着未来的住宅潮流，就像在英国和欧洲西北部的其他国家一样。建筑业还可以雇用很多人。1945年，皇家住房委员会确立了要在15年之内减少住房短缺并最终解决居住过于拥挤问题的目标，房屋的价格将控制在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水平。报告是纲纳·缪达尔与他人合作提出的。它建议以补贴的较低的利率向所有建筑商（市政、合作、私人建筑商）提供融资。 [5] 但是廉价贷款会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所以中央银行受到压力后削减了贷款。在1948年最后的僵持之后，行长放弃了这个做法。
1950年12月，中央银行又想提升利率，但是被要求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这就要求权力来直接管制放贷和存款利率。运用这种权威，瑞典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签署了“自愿协议”。每个月商业银行的行长都要到瑞典中央银行开会：那些不来开会的人会收到会议日志。央行行长在会上回顾前段时间的情况，并且发出下一步的指示。越线将受到惩罚，有时惩罚是相当严厉的。有时，贷款只允许借给政府并且要用于建造房屋。 [6]
行长的角色不适合市场分配标准，这让行长不得不去做自己并不认可的事情。商业和金融业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它会束缚手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喜欢它，因为它违背了他们所认为的市场是自我约束的信条。保守党不喜欢它，因为它限制了商业自由，反而使工人受益，提升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这些观点在许多大型和有影响力的报纸上被报道，而其中大多数观点都是偏爱这些拥有报纸的商人的。英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展开了一场耗费精力的调查[拉德克利夫委员会（Radcliffe Commission）]，并得出结论，即直接控制信贷是最大化投资并且使通货膨胀处于可控状态的最好的办法。可以证明，这是正确的政策，只要它能继续，它就会很好地为英国和瑞典服务。在瑞典，它一直持续到1985年，为增长提供了融资，而这种增长使瑞典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当它被废止的时候（比英国和美国要早得多），货币混乱很快就发生了。 [7]
瑞典中央银行的行长由执政党任命，银行委员会按照议会中各党派力量的比例由议会成员组成。 [8] 在鲁斯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插曲），行长都是某一个党派的人士。他的独立思想是预见政府政策并提前执行。在1955年，需要一个新的行长来担任这一要职，而有好几位候选人都拒绝了这一职位，其中有一位感觉这一职位的附属性质太强。 [9] 后来这一职位由珀·阿斯布林克担任，他是一位聪明的有党派人士，非常适合与官方咨询及与党派媒体合作。首相塔格·埃兰德早已发现了他的这个能力，他在一个混沌的党派中显得非常突出。 [10]
阿斯布林克在这个位置上的作用非常重要：他幻想出了诺贝尔奖并使其获得通过，后续事情在他1955年被任命之后很快开始启动。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有许多常识和能量”， [11] 但是他没有银行方面的经验。作为瑞典中央银行的行长，他一直任职到1973年，并启动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政策，这些政策削减了对政党和政府政策的供给。这些举动不仅是反常的，而且已经预示了社会发展将偏离社会民主党的轨道，这种情况在他退休之后将在瑞典发生。然而刚一任命，中央银行就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怀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伊瓦尔·鲁斯在信中高度赞扬“在大多数国家的个人、行长之间的国际联系上，财政部部长和财政部的其他领导人物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12] 他建议阿斯布林克要认识这些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写信来邀请皮尔·杰科普森参加即将举行的每月一次的会议。 [13] 而杰科普森很快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成为一名跟随鲁斯的瑞典人，并批评了瑞典中央银行购买房屋债券的做法。 [14]
阿斯布林克很快就开始声称独立了。1955年整个夏天，他不停地央求首相对房屋建造实行更紧的信贷，这是威胁政党优先考虑问题的一个“定时炸弹”。 [15] 在政治家、工会和商业联合组织每年11月举行的聚会上，他提出国民工资谈判将会导致通货膨胀。他说，瑞典中央银行站在部门谈判之上，独立于政府，在政府中他并没有太多的能够团结在一起的人。作为行长，他需要“说出我所想的事”。 [16]
每年的工资谈判都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基石。戈斯塔·雷恩（Gösta Rehn）和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都是工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雷恩－迈德纳计划（1951年被采用）是工资紧缩政策之一，它跟每年的工资谈判一起限制了工资波动的幅度。在这个每年召开的旨在达成共识的会议上，阿斯布林克有意越线，并发出强烈的警告，让大家警惕即将到来的崩溃：“现在是再次讨论决定工资的时候了..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天真的游戏，它使收入上升，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同时我们自己又对此感到悔恨。” [17]
这个演讲被广泛报道，阿斯布林克从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他最近在一次关于利率的辩论中击败了阿登纳总理）那里收到了一封赞美信。在回信中，他写道：“我希望我的工作跟你有同样的机会来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总裁先生。” [18] 另外一封夸奖“他的智慧和有说服力的演讲”的信是来自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阿斯布林克在1955年参加了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的管理者委员会。他“不仅有所准备，而且渴望参与并从委员会的工作中得到学习”， [19] 而且他发展了“与国际清算银行非常亲密的关系”。 [20] 在巴塞尔，他吸收反凯恩斯主义的意见，并且他被选入中央银行的小集团。
为了对独立性要求的正确性寻求保证，行长还接触了经济学家。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埃里克·林达尔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 [21] 他是银行行长在经济学上的“私人导师”。 [22] 1957年上半年，林达尔发表了一系列的报纸文章来支持价格稳定。 [23] 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讨论。 [24] 林达尔写道：“在金本位制时期，谈论货币政策的时候可以不受制于任何党派冲突。” [25] 中央银行应该“不受党派之争的干扰而执行货币政策”。 [26] 没有黄金这个靠山，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充分就业政策，利率已经被政治化了，代价是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 [27] 经济专家应该加入这个委员会中来，对行长应该有更慎重的考虑。充分就业应该居于价格稳定目标之后来考虑。 [28] 这是休谟的古老的自动均衡学说的观点。这与国际清算银行的想法是一致的，在美国和德国情况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