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属于“科学”吗？看看斯德哥尔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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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看待自己的科学？在第一个10年及之后的时间里，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就是一种评论，而这些评论大多数都是批评性质的。为了使问题简化，规范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假定了完美的前提：未来是可以预知的（所以未来是一定的，或者说是具有“普遍性”的），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既定的知识领域内做事。 [67] 而反对的声音绝大部分都是围绕这种完美假设而展开的。
20世纪4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轻的共产主义领袖就已经精通了马克思理论，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整个世界。 [68] 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被更伟大的事实证明的战后经济理论。在1969年的第一次颁奖仪式上，经济学委员会主席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ag）说，构建数学模型并满足这些模型从实证意义上就成为成熟科学的证据。 [69]
前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吹捧地认为他们自己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者一样也是一个标杆，虽然他们每个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第一年的获奖者拉格纳·弗里希希望经济学也能像物理科学一样精确，并且主张经济学也可以应用一些技术。经济学家可能会问政治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偏好，这些偏好可能会被输入预先存在的有关经济的计算机模型中：“在形成经济发展最优路径的过程中，用这种方法就会得到一个解决方案。”议会只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将细节问题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 [70] 特别是在中央银行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发生过许多这样的情况（虽然他们的新古典模型并不有效，甚至连传统的计量经济有效性的弱检验都不能通过）。 [71]
第一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另外一个获奖者简·丁伯根将实证检验（费曼准则）看成是客观的。他的经济学思想就是为了找到能够获得社会最优状态的制度。这个观点跟弗里希认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只是执行政治家偏好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他对于“官方福利经济学这种科学战略”，即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持怀疑态度的。 [72]
第二年获奖的保罗·萨缪尔森就不这样认为，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这样赞美他：在经济科学领域提升一般均衡分析和方法论这些经济分析水平上，他比任何近代经济学家做的贡献都要大。 [73] 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牛顿被提及三次，伽利略被提及两次。对于实证有效性上的费曼准则并没有被提及。萨缪尔森提出一种不需要观察就能进行预测的模型：对于一家有99种投入的虚构的公司，如果肥料价格的上升总是会导致公司购买鱼子酱的数量增加的话，那么鱼子酱价格的单独上升将会引发公司购买肥料的数量的增加。这是一种可以做出的反直觉但是安全的预测，它不可检测。 [74] 他在演说中提到的第二个模型引自物理学。萨缪尔森把这个原始理论发展成一个新的版本。不像牛顿和伽利略，他的科学概念不需要观察：“压力和体积就像绝对温度和熵值一样，彼此之间有相同的关联或者二元关系，就像工资率相对于劳动或者土地租金相对于土地英亩数的关系一样。” [75] 费曼或许指出过物理比率是稳定的可以检验的常量，而经济学中的比率并非如此。
肯尼斯·阿罗是一个水平很高的理论家，他对于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一般均衡存在结果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评价。它是一个标准的帕累托理想状态、一种公认的弱标准状态，它还是以观察为依据的。虽然在任何现实世界中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它可以提示社会政策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76] 然而早在1956年，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和凯尔文·兰卡斯特（Kelvin Lancaster）已经指出向一般均衡点的逐渐移动并不一定更有效率。 [77] 阿罗在研究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模型时，先是考虑了现实，然后又背离了现实，在其中一点上将市场理想化到一种甚至在战时使用经济控制手段都不可取的状态：“没有理由相信在和平时期起作用的力量，在战争时期或者需求产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不会引发一套作用机制”。 [78] 就像弗里希的例子一样，这些想法很快都实现了。1976年，即在缅甸的征兵战争中失败后不久，美国就废除了这一草案，然后开始给士兵和战争承包商按照市场水平付工资（这一观点也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极力推动）。
阿罗和弗里德曼所忽略的问题是战争出售了暴力而不是商品。因为在福利和人口上的极大的数量优势，美国自由企业战争机器不可能在它日后发动的战争和冲突中仍然流行（假设其目的就是让战争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的作用）。对于美国而言，它证明了一点，即稀缺要素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拿工资的军人愿意去冒生命风险的意愿。阿罗的一个不易觉察的观点可能就是想传达这样一种思想，即市场突变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就像一般均衡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一样。阿罗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不能保证其观点的正确性：对政府来说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对比而言，在更早一次的诺贝尔宴会上，阿罗的共同获奖者约翰·希克斯（另一位具有很高地位的理论家）拒绝把经济学思想看成一门科学：“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同人发现了永恒的事实，那就是研究人们日常活动及其结果的经济学家几乎无法找到永恒存在的事实。” [79] 哈耶克在他1974年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否定了经济学可以满足科学标准的观点。 [80] “作为一种职业，我们已经制造了混乱。”他这样说道，其实这是暗指著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他的科学正确性的标准是波普尔的证伪标准。经济科学的诺贝尔奖达不到这样高的标准，而是退而求其次地陷入了“唯科学主义”，这仅仅是一种科学确定性的伪存在。 [81] 哈耶克并没有提出更完善的科学——经济学不可能是一种科学，因为它的核心变量都不可观察。他认为（可能表达有所不同），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好。这是其对手凯恩斯经常持有的一种观点。 [82] 经济学是模糊的，就像生物学和园林学一样。真正的知识靠的是直觉，而不是通过观察之后在科学上得以确认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波普尔表格中也支持了现实检验这一做法，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知识是容易出错的，但这恰恰是科学的本质。他的演说被认为主要是为了强调经济学过去是或者说可能是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确定的科学。 [83] 在此并没有提及这些持久的法则：
并不存在确定的实质的知识，只有不确定的从来不能被证实却可能并未被否定的假说，我们对这些假说有或多或少的信心……在社会和自然科学中，不确定的假说预测自身想要解释的现象，当不能解释的时候，这种失败就会有助于积累确定的知识，同样，不断地修补某种假说，直到某个人提出一种能够更完美、更简单地解释原先难以解释的现象的时候，确定的知识也就得到了新的积累，这一过程就是这样无休止地进行的。
不像那些具有很高地位的理论家，弗里德曼提出了不确定性和认知错误。 [84] 然而，（像左派的弗里希和阿罗）他建议（半开玩笑地）技术是可以代替政治判断力的：“我对货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央银行如果被计算机代替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将随着货币数量的增长实现一个稳定的增长率。” [85] 不过真实的情况是，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最终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和更广泛的货币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不可能用其来控制通货膨胀。 [86]
弗里德曼的获奖使纲纳·缪达尔提出要废除这一奖项的建议。有点儿像哈耶克（他思想上的对手）那样，他认为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它的数据都是人的态度和行为，其动机是不断进化并且不可接近的。经济学从来不能识别常量或者在早些时代中所谓的“自然法则”。 [87] 经济学家与天文学家完全不同。另外一个不信任经济学的原因（就这一点缪达尔在几十年前已经颇具权威地写过他的观点）是它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一种正确判断的观点。 [88] “经济学家对于研究中价值的角色保持沉默。”他们一般假设存在理论和事实的实体，而这些是不带有价值基础的，政策结论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得出的。 [89]
赫伯特·西蒙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对于经济学中自利/“看不见的手”模型的最尖锐的挑战，很激进地用“验证”这一苛刻的标准来评判理论学说（即通过观察方式来进行最后的解释）。相对于弗里德曼的主张而言，很多年来对于商业决定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关于公司利润最大化这一假设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因而这构成了对新古典主义假设的直接驳斥。“驳斥”这一词语及其替换表达重复了六次。新古典主义中的完全信息假设已经处于即将瓦解的关头。非完全认知这种替代和成功的经济学也已经被管理学者和心理学家广泛接受。跟哈耶克不同，西蒙并不认为认知的局限（有边界的理性）会引起良性的自发秩序。然而，跟哈耶克一样，他指出生物学相比于物理学是更好的模型。如果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能注意到微观经济学面临的这些挑战，它就会摆脱这些挑战而继续将奖项颁给新古典主义理论家。 [90]
在西蒙之后，对现实主义科学的提及次数开始减少（见图2.1），但是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例外，这两者和弗里德曼一样，都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对于击败社会民主党这一目标来说，来自科学的评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乔治·斯蒂格勒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了70多次科学。他认可现实，虽然一位律师曾注意到他在演说中不曾提到检验：
像经济学这样的实证科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给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提供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最终它所有的理论和技术都必须是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的。 [91]
图2.1 在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演说中提到“科学”的次数（1969—2005年）
资料来源：诺贝尔获奖演说（通常在颁奖仪式之后一天或者两天，由诺贝尔奖得主发表的演说）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index/html
注：“科学”及其衍生词汇，不包括出版物中的参考和机构名称。
他将科学比作市场。他忽略的事实是，如果科学像市场一样，那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出售的；对于经济学而言，如果信息是正确的，就会存在大量的消费者。经济学不仅是一个卖方市场，它受到北美部门甚至还有少数期刊这一集团的统治。“我们只取悦少数人”，在这里是生产者自己来证明他们产品的质量好坏，而不是市场。 [92] 正像保罗·萨缪尔森指出的那样，“经济学者只为他们自己认可的掌声工作”。在一份补充说明中，他随即解释道，他不希望将政治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留给非经济学家来解决。 [93]
最近一次希望得到诺贝尔奖得主认可的请求是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发出的。阿莱斯以一种非常激昂的语气呼吁费曼标准：“服从观察或者实验数据是统治任何科学理论的黄金法则。任何理论，如果不能被现实证据证明，就不具备科学价值，应该被摒弃。” [94] 阿莱斯因为自己对一般均衡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在演说中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的阿莱斯悖论而获奖。这一悖论通过实验表明，当个人选择不同的彩票时，他们是不符合理性原则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现象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毁灭性打击预示着实验和行为经济学的出现。
在我们这一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重新审视了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关系。他在“积极理性”这一理性选择上的惯例模型和“生态学理性”这一选择实际发生的方式之间进行了区分，因为人们有限的脑力要面对极度丰富的信息，所以大多数生态学理性行为都是无意识发生的。
定理就是从假设通往可检验或者可观察现实的一个映射。简单易行在这种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诱惑在于去相信“天空之城”[就像W.布鲁克（W.Brock）说的那样]对于我们的经验世界有直接的意义，并且还会在生态学已经不理性的情况下继续这种做法。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