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归结为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传统经济学失败的结果,并不牵强。 [16] 在1944年,战势依然肆虐,两家媒体报道了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对未来的不同看法,这两位经济学家在30年后的同一天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是《战后瑞典劳工计划》(The 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 ),由当时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发表,其合著者是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他的画像还在我们的夹克衫里,画像里还有他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妻子阿尔瓦(Alva)]。 [17] 二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由哈耶克所著,在英国发表。 [18]
哈耶克当时在英国已经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边缘化,但是在美国却被奉为名人。他将他在文学和财政方面的成功转化成政治方案。1947年由商业基金会出资,在瑞士朝圣山酒店举办了一场经济学家、记者和商人的聚会。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这些参会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社。从那年开始,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社团定期在舒适的大酒店召开聚会,从而成为抵制社会民主的思想焦点。 [28] 在大概20年的时间里,这一社团由哈耶克掌管,由他来审核所有的新成员。第一次聚会邀请了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持有反劳工立场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几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贝蒂·俄林和莫里斯·阿莱斯(虽然后两位学者拒绝了邀请)。 [29] 另外一位参加者,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即《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年)的作者,甚至提出应该向外部批评家开放社团会议,但是遭到了哈耶克的拒绝。 [30] “自由”并不等于开放的思想。
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会议上我们所预计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与经过干预时期后所凸显出来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有很大不同。起初我们担心的只是中央计划经济和广泛国有化问题,而新的威胁是经过福利国家和重新分配而发生作用的。很不幸,这种威胁没有消失,而仅仅是改变了特性而已。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解释所谓的自由主义重现这一问题时将这个变化指出来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多年以前由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制作的音乐剧《坐立不安》(Pins and Needles )中的一首歌的歌词写的那样,“向前一步,向后两步,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之路”。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