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比较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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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解答休谟所提出的归纳问题时，中国哲学家金岳霖明显受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很大影响。但问题在于：要确切地弄清楚，其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在他们之间有哪些异同？
先说他们之间的“同”，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1）罗素和金岳霖的出发点是类似的：他们都相信习惯、常识和科学的合理性和力量，都试图在面对休谟的怀疑论挑战时，为它们做出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辩护。如前所述，罗素相当坚定地认为，尽管我们不能保证科学和常识不会出错，但它们大致上是可靠的，至少是有合理根据的；而科学和常识中所用的推理大都是非演证性推理，这类依赖经验材料、非绝对必然的推理，也常常是可靠的，我们凭借它们可以获得普遍规律性的知识。他所要做的事情是：构想各种途径和方法去为常识和科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辩护，当一种办法失败时，就去寻找另一种。在金岳霖那里，作为其知识论的出发点的两条重要原理——“有正觉”和“有外物”，也是在常识那里寻求支持：它们都是我们的常识信念中最基本的信念，甚至是本能的信念；若不假设它们，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知识和学问就没有出发点，就变成不可能的了；基于经验和归纳的科学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设想它们是不合理的、无根据的、完全凑巧的，是不可理喻的。因此，金岳霖也努力寻找为常识和科学辩护的途径和方法。
（2）罗素和金岳霖都把休谟问题解读成归纳问题，并把其怀疑论解读得相当激进，犹以罗素为甚。他把休谟哲学解释成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否定了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从而也否定了整个经验科学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几乎把休谟解释成了一位彻底的怀疑论者，甚至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和非理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金岳霖明显受到罗素的影响，他也认为，“休谟底议论使我感觉到归纳说不通，因果靠不住，而科学在理论上的根基动摇。”实际上，休谟的怀疑论首先是针对因果关系的，而不是针对归纳推理的；休谟问题首先是因果问题，由此才派生出归纳问题；休谟的怀疑论也是相当温和的：“休谟并没有说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他只是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这样一种可能的必然性。换句话说，休谟的结论是认识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而且，他并没有说我们不应该预期那些球按照迄今为止的运动方式而运动。休谟只是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72)
（3）罗素和金岳霖都力求证成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其办法是诉诸某些先验假设。在罗素那里，先是他所阐述的“归纳原则”，后是他所提出的5个“经验公设”，它们都是任何归纳推理所必须假设的，其本身的有效性不能由经验来保证。在金岳霖那里，则只是罗素所提出的“归纳原则”，认为其核心是将来与以往类似，不会被将来的经验所推翻，相反是获得经验的先决条件，因而是先验的。当罗素和金岳霖用先验的方式去证成归纳时，他们不是在回答休谟问题，而是根本取消了休谟问题，因为引入先验的前提就等于取消了休谟问题赖以产生的经验论前提。
（4）罗素和金岳霖都给归纳结论加上了“大概”的限制语，这等于暗中接受了休谟对归纳法的质疑，即它不能必然地得出全称结论。即使如此，也没有逻辑的理由去保证由罗素和金岳霖表述的归纳原则永远成立。因为说“大概”就等于给后件一个较高的概率，而要把某个概率赋予某个归纳推理的结论，还需要求助于如下形式的归纳原理作为附加前提：“如果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观察到大量现象A毫无例外地具有性质B，则所有现象A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性质B。”这个归纳原理本身的真实性仍有待证明。特别是当归纳结论是涉及潜无穷对象的全称陈述时，无论被观察确证的归纳例证的数量多么大，但总是有限的，当以无限做底数去除不管多大的数量时，所得到的商即概率总是零。因此，归纳结论不仅得不到必然的支持，甚至也得不到或然的支持。给归纳结论加上“大概”的限制语也无济于事。
（5）罗素和金岳霖都几乎在做一件几乎注定要失败的事情，他们各自的归纳证成尝试也确实都失败了。在罗素那里，一方面，他几乎完全接受了休谟关于归纳的怀疑论：“为归纳法本身找出根据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证明归纳法导致虚妄和导致真理是同样常见的。”(73)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依据归纳法的习惯、常识和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合理且可靠的。但罗素很难同时兼顾这两方面：如果他前面的断言为真，当他试图证成（甚至是先验地证成）归纳、常识和科学时，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在金岳霖的归纳证成中，存在着某些近似诡辩的步骤或因素，即随意地变换“现在”的时间参考点，从而把所有后来发现的归纳原则的反例都解释成该原则的正例。
再看罗素和金岳霖之间的“异”，至少有以下两点：
（1）罗素和金岳霖对休谟哲学的态度有所不同。罗素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认识论前提和怀疑论结论，只是不太同意他对于因果必然性和归纳推理的心理主义解释——诉诸“习惯性的心理联想”，而想为常识和科学提供更坚实一些的基础。因此，罗素在为归纳、常识和科学辩护时，常常显得信心不足，态度相当犹豫，不是那么坚决，有时甚至显露出某种悲观情绪。相反，金岳霖对休谟哲学的批评多于肯定，认为它在两方面都有问题：在本体论上它假设太少，在认识论上不懂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殊相和共相之间的关联。于是，金本人对休谟哲学做了很大改进；在为归纳、常识和科学做辩护时，他也显得信心满满，态度相当坚决。
（2）就归纳证成而言，罗素先后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哲学问题》（1912）中的“归纳原则”，对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表述，对其先验性给予了证明：该原则既不能被经验所证实，也不能被经验所否证，它是获得经验、常识和科学的先决条件，因而是先验的。但他后来意识到其中潜藏的问题，放弃了这一方案。二是《人类的知识》（1948）中的5个“经验公设”，但罗素本人对这5个公设的态度有些矛盾：一方面说它们为科学推理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以它们为大前提，科学推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便获得了某种保证；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些公设是“经验的”，只有或然性，没有确实性。本身没有确实性的东西怎么能够为别的东西的确实性提供担保！金岳霖只有一套归纳证成方案，那就是罗素所提出的“归纳原则”，但由于他当时偏居一隅，条件所限，他只凭记忆引用了罗素对归纳原则的一种表述（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种表述），但对该原则的解释与罗素的有所不同：罗素认为，即使在证明将来与以往类似时，也要假定归纳原则；而金岳霖认为，该原则成立与否的关键在于将来是否与以往类似，因此他把证明该原则的先验性和永真性的重点放在了“将来不可能推翻以往”上。金岳霖对归纳原则的有效性持有充分的信心，对它提供了比罗素的论证更为细致的论证，但该论证与罗素的论证一样是不成立的，其中甚至有某种近似诡辩的环节，即随意地变换“现在”的时间参考点。
在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长期隔绝之后，以金岳霖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哲学家，有留学西洋的经历，对西方哲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其研究路径和方法也比较熟悉，他们试图按西方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方式去研究哲学，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论，去与国际同行交流和对话，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金岳霖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从总体上看，他的尝试并不成功。在1949年之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中国向世界打开的门又被关上了，金岳霖等中国学者也就失去了与国际哲学同行交流、对话的机会，融入国际哲学界、走上国际学术舞台的任务，倒是由金岳霖的一位学生——王浩完成了，他是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水准和声誉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只不过他不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而是以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走上国际哲学舞台，对于中国哲学工作者来说，仍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