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康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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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从将认知训练作为治疗手段进而作为预防手段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呢？将认知康复作为帮助患者从中风和头部受伤中恢复过来的手段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其效果往往喜忧参半。几十年前，亚历山大·卢里亚引入了“功能系统”的概念。卢里亚认为，所有受大脑整体控制的复杂行为都是若干具体大脑功能互动的结果，其中每种功能都是由某个特定的大脑部位控制的。于是，他将这种复杂的心理产物背后的具体功能的互动集合称作“功能系统”。同一种认知任务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完成，每个路径背后都有一个有些不同的功能系统。可以借助熟练动作这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这一观点。大多数人在通常情况下都会用右手关门。但是，如果你的右手腾不出来或者受伤了，你也可以用左手关门。如果你要关门的时候两只手各拎着一个购物袋，你可以用牙齿咬住一个购物袋，然后迅速地用腾出来的手拔出钥匙并把门关上。

受损大脑的功能系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二战期间，卢里亚的任务是研究帮助头部受伤的士兵恢复心理能力的方法。脑损伤可能只对功能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产生影响，而不是整个功能系统。因此，挑战在于如何用不同的、完好无损的组成部分来替代那些受损的组成部分。功能系统的具体组成部分会发生改变，但整个系统的作用保持不变。为了形成关于同一心理产物的全新认知策略，可以对患者进行再训练，从而形成新的功能系统。虽然这个计划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实践中并不总是有效的。困难在于如何对训练进行转换。假设有一个因头部受伤而失忆的患者。通常采用的康复方法是教给患者各种策略，帮助他记住越来越多的单词。最终，该患者记单词的水平突飞猛进，但这对现实生活来说又有什么帮助呢？这种训练的实际结果有好有坏。从对记忆的某种具体应用到另一种应用的迁移是非常有限的。对我来说，这项事业带有苏联学术研究常见的政治色彩。我发现，卢里亚私下里讨论认知康复的时候带有一丝不屑的意味。

认知再训练在锻炼患者的概括能力方面收效不佳，这一点儿都不让人惊讶。研究表明，即使是神经健康的人，他们在解决问题方面的概括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不是他们完全不具备概括能力，而是这种概括往往是“局部的”，而非“全局的”。人们的学习方法往往是掌握与具体情境相关的心理模式。因此，有理由认为概括能力在大脑受损后会变得更加有限。

出于上述原因，出现了更保守、更具体的方法。其目的不是从整体上对心理功能进行开放式改善，而是找出患者遭遇困难的具体的、实际的情境，针对特定的情境进行训练。这种方法起了作用，但这种方法本身决定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对临床医生没什么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