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和“关于未来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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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瑞典精神病学家、神经科学家戴维·英瓦尔提出了一个颇具诗意同时又让人匪夷所思的短语——“关于未来的记忆”。什么是关于未来的记忆呢？记忆应当是和过去有关的呀。
当我们想想先进有机体的一些最重要的功能时，上述困惑就没有了：制订计划然后根据计划采取行动。不同于原始的有机体，人类不是被动反应的，而是具有主动性的生物。神经系统进化的核心就是从被动反应到主动行动。我们能够形成目标和对未来的愿景，然后依照目标采取行动。但是，为了让我们的行为获得持续的指引，我们的记忆必须以对未来的心理图像为内容，从而形成对未来的记忆。
在形成对未来的预测的过程中，前额叶皮质发挥着普遍作用，在各项任务和各种时间尺度上均有体现。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自上而下”的期待，负责指引我们实时的视觉感知，另一端是复杂经济决策中固有的对未来的预测。我们已经讨论过，大脑的规划机制和预测未来的能力对包括神经经济学在内的神经科学的若干新领域具有特别的意义。人类是如何做出关于个人财务、国家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复杂决策的呢？若干研究都强调了额叶的作用。塞缪尔·麦克卢尔及其同事的研究展现了神经基质介导的关于即时金钱奖励和延迟金钱奖励的决策之间的差异（参见本书第5章）。关于即时金钱奖励的决策激活的主要是脑干和边缘结构。相反，关于未来有可能获得的奖励的决策激活的主要是新皮质结构，尤其是前额叶皮质，位于左右半脑的额叶凸面（背外侧和腹外侧）和眶额皮质区域。
有趣的是，在大鼠身上做的一个与之类似的实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当大鼠的皮质下边缘伏隔核受伤时，大鼠会做出不理智的冲动选择，为了即时奖励而放弃分量更大的延迟奖励；而前扣带回和内侧前额叶皮质受伤的大鼠没有表现出这种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知上述差异能否反映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执行控制机制的某些深刻变化，抑或它们反映的仅仅是这两个实验范式之间的某些差异。我们基于我们的以往经历来预测未来，并根据我们的预期来行动。即时组织行为和即时推断的能力也是额叶赋予我们的。你是否有先见之明并能制订合理的计划还是仅凭直觉行事，这些都取决于你的额叶。额叶损伤患者往往声名狼藉，因为他们无法制订计划，也无法预测他们行为的结果。但是，大脑其他部位受伤似乎不会影响人的上述能力。患痴呆症的一个早期迹象就是计划和预见能力轻微受损，该症状在其他情况下也时有出现，往往意味着额叶功能障碍。
从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能够看出弗拉基米尔遵循计划的能力严重损伤。我先让弗拉基米尔听《母鸡和金蛋》的故事，然后让他复述这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人拥有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鸡。他贪婪极了，想一下子就拥有更多的黄金。于是他杀死了母鸡，剖开它的肚子，希望能在里面找到数不清的黄金，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
弗拉基米尔是这样复述故事的：
有个人和一只母鸡住在一起……或者说这个人不是这只母鸡的主人。母鸡能下金子……这个人……主人希望一下子拥有更多的黄金……所以他把母鸡剁成了碎片，但是那里没有黄金……一点儿黄金都没有……他再次剖开母鸡……没有金子……母鸡身体里还是空空如也……所以他找啊找啊……没有金子……他把所有的地方都找了一遍……找的时候还有一台录音机……他们找来找去，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让录音机一直开着，一直转啊转啊……他们到底在录什么呢……一些数字……0，2，3，0……因此，他们把这些数字都记录了下来……数字不是很多……因此所有其他数字都被记录了下来……结果发现这些数字也没有多少……所以，他把所有事情都记录了下来（不断地自言自语）。
弗拉基米尔的独白比原来的故事长得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无法结束一项活动，这是一种反向迟钝。他还患有语言持续症，因为他不断地重复故事的主题和某些语句。不过他会时不时地补充一些新的内容，如提到一台转动的录音机。突然之间，弗拉基米尔的故事出现了逻辑混乱：它不再是关于金蛋的故事了，而是变成了一台录音机的故事。
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奇怪行为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我坐在弗拉基米尔的对面，膝上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用于记录上述独白。弗拉基米尔的任务是复述故事。录音机与该任务完全无关。但是，录音机在环境中出现就足以让弗拉基米尔无法继续眼前的任务。弗拉基米尔没有遵循计划的指引，而是单纯地讲述他看到的事物：一台转动、闪烁的录音机。他完全没了思路，所思所想跟眼前的任务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没有办法重新整理思路，一直离题万里地讲他的和周围环境高度相关的故事。
容易被偶然的干扰所左右，无法依照计划行事，这是额叶疾病的常见特征，也被称为“场依存行为”。额叶损伤患者会端起空杯子喝水，穿上别人的外套，或者用铅笔在桌面上写字，仅仅因为杯子、外套和铅笔在那里，哪怕这些行为毫无意义。法国神经科学家弗朗索瓦·莱尔米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将其称为“使用性行为”。
我回想起多年前我常常去咨询的大学医院神经科的护士经常表现得很愤怒。一些住院患者总是跑到其他患者的病房里，这让护士非常恼火。护士指责患者心怀不轨。但事实其实非常简单，也更悲惨。这些乱跑的患者走进别的病房，只是因为门就在那里。他们是额叶损伤患者，他们的行为具有场依存性。
在一些极端案例中，场依存行为的表现形式是直接模仿，即“模仿言语”（echolalia，意思是对言语的模仿）或者“模仿动作”（echopraxia，意思是对动作的模仿）。患者不会直接回答问题（这个动作需要患者形成内心计划），而是仅仅重复这个问题或是给出一个蕴含该问题的答案。当被问到“你叫什么名字”时，弗拉基米尔有时会说：“我叫什么名字？弗拉基米尔。”还有一些患者会模仿医生的行为：如果我拿起笔做了一个标记，患者就会拿起另一支笔开始写写画画。和其他症状类似，轻微的模仿行为有时也会在比较自然的环境中发生。很多次我发现，自己在和患者交谈时会做一些完全无关的事情：挠挠鼻子或者扶一扶眼镜。我注意到患者很快就会重复同样的无关动作。
场依存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可能有多种形式。有时候场依存行为是由外部刺激驱动的，有时候又是由与情境无关的内心联想驱动的。我们研究弗拉基米尔的叙述时发现，我们无法从外部环境中找到解释。弗拉基米尔在提到录音机后，又提到数字5“在那里不断地转动”，他指的是莫斯科市区的5号公交线路。这也是一种场依存行为，但是，让弗拉基米尔分心的东西并不来自外部世界，而是存在于弗拉基米尔记忆中的内心联想。因此，额叶损伤患者保持精神正常的能力可能同时受到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干扰。
弗拉基米尔喋喋不休地用一种单调、超然的声音讲话。他的故事能够自己展开，而弗拉基米尔明显没有做出精神努力，也没有有意添加什么内容，只是一个接一个的联想或是外部刺激。最后，我关闭录音机打算离开。弗拉基米尔又嘟囔了几分钟才停下来。
如前所述，弗拉基米尔依照内心计划行事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在多数案例中，这种缺陷比较微妙，通过简单的观察不容易看出来，需要特殊的测试才能检测得到。斯特鲁普测验就是这样的实验，它是以其设计者斯特鲁普的名字命名的。在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观察一个关于颜色名称的清单，不过，每种颜色的名称是用不同于该名称所指的颜色印刷的（如“红色”一词被印成了蓝色，或者“蓝色”一词被印成了红色）。受试者要说出字体颜色，而不是读出这些词语。
斯特鲁普测验为何如此有趣呢？它要求你做出和你的即时冲动截然不同的反应。你的冲动是读出词语，这是每一个识字的人在看到书面材料后的天然冲动。但你的任务是说出字体的颜色。要想圆满地完成任务，你必须遵循你的内心计划，也就是这个任务的要求，而不是你天然的、根深蒂固的倾向。
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毫不费力地运用内部表征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因而我们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具备这样的能力。尽管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外部刺激和无关内心联想的冲击，但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坚持我们的“内心路线”，直到任务圆满完成。这种能力看上去不值一提，但它是在进化末期才形成的。应对外部刺激的能力是原始大脑的首要特质。但是，当环境中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时，原始大脑面对过多的随机干扰，立刻就会应接不暇。更加复杂的大脑中有一个维持平衡的机制，能够防止有机体被随机干扰牵着走，从而使有机体能够坚持某个特定的行为。大脑的进化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从一个仅仅能够做出反应的大脑到一个能够产生持续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的大脑。
生活中的干扰随处可见，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甚至有点老生常谈。不过，能够遵循内心计划（“关于未来的记忆”）指引的能力和保持持久注意力的能力一样是在进化后期才出现的。这两种能力的出现和额叶的发育同步。
大多数人都见过犬科动物。假设一只狗在找寻某个物体时，突然听到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噪声。这会让狗掉转头去寻找噪声的来源。除非要寻找的物体是食物，狗在受到干扰后很少会或者完全不会回去继续寻找同一个物体。这并不意味着狗对该物体没有产生内部表征，因为狗之后看到该物体时仍然有熟悉感。但是，这的确证明，内部表征没能对犬科动物产生有效的控制。耶鲁大学的帕特里夏·戈德曼-拉基克是额叶最杰出的研究者，她称“没有额叶参与”的行为是“眼不见，心不想”。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家里总是养狗。我往往能够预测并“理解”它们的行为，而且和曼哈顿的中年知识分子做得一样好。虽然我对犬科动物有一定的了解，但这对我第一次真正与猿类互动并没有什么帮助，哪怕是小型的猿类。在遇到干扰时，猿类的行为与犬科动物是完全不同的。
几年前，我在位于泰国南部的普吉岛度假时，和一只来自老挝的年轻黑色雄性长臂猿成了朋友，它是我居住的旅馆旁边一家餐馆的主人的宠物。将近一周，我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和它待在一起。每天早上，长臂猿都会冲过来跟我握手。它的体型很小，四肢很长，在跟我握手之后会跳一段像蜘蛛一样的舞蹈，我认为这是一种见到我之后非常欢喜的表现。在那个时候，尽管它想要不停地玩耍，但它仍然会坐在我旁边，聚精会神地研究我穿着方面的各种细节：手表带、扣子、鞋子、眼镜（有一次趁我不备，它摘下了我的眼镜，企图当成午餐吃掉）。它有意识地盯着这些物体，它的目光有计划地从一个细节落到另一个细节上。某天，我的食指上绑了一条绷带，这只年轻的长臂猿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它。虽然它只是一只小型猿类（不同于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等类人猿），但它具有持久的注意力。
更了不起的是，这只长臂猿的注意力在被街上的噪声突然打断后，总能再次回到它之前感兴趣的物体上。它会从被打断的地方接着探究，哪怕打断它的干扰因素超过了1秒钟。长臂猿的行动受到内部表征的指引，而内部表征就好比在干扰前后的行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眼不见”也不会导致“心不想”。且不论我已经具备的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我之前就养过好几条狗，而且我本人就是一个爱狗人士，我能断言上述行为特征是犬科动物所不具备的。果然，犬科动物的额叶占大脑皮质总量的比例不到7%，而长臂猿的额叶占大脑皮质总量的比例高达11.5%。
与长臂猿的互动在性质上与我先前跟狗的互动完全不同，而且丰富得多，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要买一只长臂猿带回纽约做我的宠物。餐馆老板也有意卖给我，还和我商量了价格。但是最后，理智占了上风，于是我独自回到了我在曼哈顿市中心50层楼的公寓中。
人类不偏离轨道的能力更加复杂。我们不但能在处理外部事物时不分心，而且能让自己的思想保持在既定的轨道上，不受随机联想的干扰。犬科动物、小型猿类和人（现代人）并不代表进化树上同一分支的依次出现的几个阶段。不过，它们能够代表额叶的不同发育水平，也能够说明额叶的发育与内部表征（“关于未来的记忆”）指导行为的能力之间的联系。
当额叶受神经疾病影响时，患者就丧失了不偏离轨道的能力，其行为完全受偶然的环境刺激和无关宏旨的内心联想的支配。很容易想象这种能力的丧失具有多大的破坏性。许多神经和精神疾病患者都容易分心，该症状往往也和额叶相关。我们随后会讲到，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患者尤其容易分心，这通常也和额叶功能障碍有关。精神病学一直将思维过程容易受到无关联想干扰的现象称为“离题现象”（tangentiality）和“联想松弛”（loose association）。这些现象是精神分裂症最惹人注意的症状。我们随后会看到，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如今，精神分裂症已经被视为额叶疾病的一种形式。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平日里经常分心的“心不在焉的人”。我们应该把它当作额叶损伤的症状还是正常认知的一种变化呢？在后一种情况中，精神集中程度的个体差异与额叶“正常”功能的个体差异是一一对应的吗？伦敦大学学院的简·德·弗科特及其同事证明，即使是正常的受试者，在前额叶皮质负担过重的情况下也容易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