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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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是一个坐落在中西部广阔农田中的小型工业城镇，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派繁荣景象。罗纳德·里根在那里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他的一张一年级的成绩单被陈列在东大街一家古玩商场的圣物盒里。但在1970年左右，盖尔斯堡开始衰落。迈克尔·帕特里克1959年刚从高中毕业就来到了当地的电冰箱厂，他在2015年告诉我，在人们的记忆中，盖尔斯堡的工厂和工作岗位一直在减少。有的公司倒闭了，有的开始应用机械化代替人工，有的迁往新的城市。他说，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的是，新公司不再出现。当工厂关闭后，厂房闲置，无人入驻；当人们失业后，他们很难找到新的工作。2016年，盖尔斯堡有10 500名处于适宜工作年龄的男性，他们中几乎一半人是没有工作的。[26]这个惊人的数字值得强调，因为我们最熟悉的衡量失业的标准——失业率，严重低估了美国的失业规模。政府统计了正在求职的人数。2016年，盖尔斯堡大约有6%的男性在求职，但该市41%的适宜工作年龄的男性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积极找工作。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是安于现状的，但更多的人只是单纯地因为找不到工作，从而选择了放弃。
那些找到工作的人往往不得不妥协：开车去皮奥里亚的工厂上班，单程就要一个小时，或者接受无规律的工作时间，抑或是接受更低的工资。2004年电冰箱厂关闭后，特雷西·沃纳找到了两份工作：白天做教师助理，晚上做看门人。在电冰箱厂工作的最后一年，她赚了大约3.7万美元；而在2015年，她只赚到了2.1万美元。
美国从制鞋转向债券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制定者无力控制的必然结果，而且其造成的影响许多都是非常有利的。技术进步大大减少了制造汽车或电脑所需的工人数量，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布也更加均衡。如果美国的政治家接受了另一种不同的政策，那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仍然在盖尔斯堡制造冰箱，或者在匹兹堡制造钢铁，或者在卡罗来纳皮埃蒙特的纺织厂制造棉布，然而美国的历史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版本。[27]
但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痛苦。在属于“经济学家的时刻”里，政策的转变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并将利益集中到少数富豪的口袋里。美元的高价格和对低通货膨胀的单一承诺加速了制造业的衰退，使人们更难找到新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压低了工资。一种显而易见的抗衡力量是来自工会的力量，但却被精英的反感和政府对企业集中的容忍所侵蚀，这种容忍将谈判的权力转移给了雇主。
联邦政府在1938年通过了一项最低工资法案，但该法案与通货膨胀无关，因此提高最低工资取决于国会的决定。经通胀调整后，最低工资在1968年达到峰值。在属于“经济学家的时刻”里，美元贬值了40%。
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是对市场的准确判断。用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约翰·斯诺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将根据他们对企业的价值获得报酬。”[28]
就连保罗·萨缪尔森和詹姆斯·托宾等自由派人士也将工会视为垄断联盟，并坚持认为最低工资法会增加失业，这种共识让政客更容易攻击工会，忽视工资问题。[29]与此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工资是由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拉锯战决定的，而雇主总是赢家。[30]
这些冲击和变化最重要的影响很简单：工人们在美国这块大馅饼上分到的比例越来越少。如图1所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工人拿到手里的工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图1 蛋糕的份额较小：应计工资/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然而，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传统制造业的衰落或工厂工作岗位的减少。相反，这是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方式。随着工作岗位转移到医疗保健和零售等领域，雇主利用了这种宽松的环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是照顾老年人的工作，而老年人的群体如此庞大是因为当年的婴儿潮一代如今已上了年纪。到2026年，美国预计将增加更多工作岗位的10种职业中，有一半实际上都是不同叫法的护理人员。[31]这些工作往往需要良好的体力和精力；他们的工资也往往很低，福利微薄，工作也没有保障。预计在未来10年增加最多工作岗位的行业是“个人护理助理”，该行业在2016年的平均年薪为2.31万美元。
如果说20世纪中叶的标志性工作场所是一家将工人提升为中产阶级的汽车工厂，那么现代经济的缩影就是一家医院，里面有几名拿着高薪的医生和一大批拿着低薪的辅助人员。
其中一个后果是不平等现象的卷土重来，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以大致相同的速度拉动了所有的船只。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不稳定，收益主要流向了拥有游艇的人。1971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1%。到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8%。[32]不平等程度已攀升至杰伊·盖茨比时代的水平。
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可取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竞争；金钱就是奖赏。坚信市场道德价值的乔治·斯蒂格勒也看到了这之外的好处。他说，产量最大化的重点“是最大化，而不是产量。人们为争取更多收入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益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独立、自立、自律，简而言之，他们成了更好的人”。[33]
但是在21世纪的美国，最终获得最高收入的人往往是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社会流动性是僵化的；市场的教训是，赢家总是同样的一群人。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不平等已经不利于经济增长了。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增长越慢。[34]一个原因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少，这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潜力。2017年，一项针对智利18~24岁的年轻人接受教育情况的统计显示，家庭收入最低的1/5人群中，有33%的人进入了大学，而收入最高的1/5人群中，这一比例为53%。[35]在美国，公共教育质量的差异和公立大学成本的上升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尽管没有那么显著。
经济不平等也扭曲了公共政策，因为政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既要调节精英阶层的寻租行为，又要向穷人提供帮助。不平等削弱了共同使命感，这让在教育、研究和基础设施方面维持必要水平的公共投资的政治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不平等的加剧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表现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劲。大多数美国人可能认为在“经济学家的时刻”里，美国经济超过了法国经济。他们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国家最富裕的1%的家庭排除在外，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于99%的家庭来说，法国的收入增长比美国快得多。[36]
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支撑，正如市场经济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支撑一样。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注意到，在19世纪，对市场的依赖和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承诺在一场“双重运动”中同时上升。波兰尼将这两股力量描述为对立的：公平侵蚀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侵蚀公平。[37]比较乐观的看法是，这些力量可以存在于生产紧张之中，就像在20世纪中期，美国同时扩大了其安全网和市场经济。相比之下，近几十年来，美国在追求经济增长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力量，而事实证明，正是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破坏。乔治敦大学经济学家皮埃特拉·里沃利认为，与贸易水平更高的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国内对贸易的反对更强烈，因为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弱得多。例如，美国是唯一不提供全民医疗保健的发达国家。如果工厂倒闭后失去工作的人仍然有医疗保险，如果培训费用是人们负担得起的，如果他们能在有新工作的地区找到住房，并可以支付照顾孩子的费用，那么转型是可控的。否则，这些人可能会对全球化更加愤怒——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此外，金钱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失业不仅仅意味着缺钱，缺失的还有目标和机会。阿尔弗雷德·卡恩的观点是正确的：人们不能简单地将民主国家的“公共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等同起来。他坚持认为，作为生产者和“城市化文明中的公民”，人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而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2010年，生活在突尼斯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的水果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引发了“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本不应该发生。[38]但是突尼斯人并不满意。他们想要自由、健康、幸福，而中东的抗议之火仍在燃烧。传统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写道：“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被理智地视为目的。发展必须更加关注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享有的自由。”[39]
在某些情况下，解决办法是降低市场效率。效率并不是市场的主要目的。社区可以决定他们想从市场中得到什么。将医科学生与培训项目匹配起来的市场，其结构相当于让一对已婚夫妇原地离婚。这是没有效率的，但它被认为是重要的。
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为美国人提供了市场保护，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保护都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只为富裕的美国人提供的。对工会的反感还没有延伸到专业的垄断联盟中，比如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他们从卖房者那里榨取6%的佣金。政府还允许医生限制新上岗医生的培训名额，这也是美国医生的收入大约是其他富裕国家医生的2倍的原因之一。分区法和其他对建筑的限制提高了工作集中地区的房价，这对现在的房主来说是好事，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坏事。
政府如何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包含那些不够幸运的人的程度呢？
例如，决策者应该考虑到，损失一美元的痛苦通常超过获得一美元的快乐；放慢改革的步伐可以减轻痛苦；用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话来说，市场“有时必须怀抱仁慈之心进行调节”。奈特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任职的时间要早过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的时代。[40]
最重要的是，在评估公共政策时，明确考虑潜在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将使社会受益。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还没有决定阻止它。
在一个经典的课堂游戏中，教授把学生分成两人一组。一名学生得到了10美元，并被告知要支付给另一名学生一些钱。如果第二名学生接受第一名学生提供的数额，那么第一名学生就按约定支付那笔钱并持有剩下的钱。如果第二名学生拒绝，第一名学生就得把10美元还给老师。可以看出，只要第二名学生选择接受，就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哪怕只有一分钱。但是当被支付的数额少于3美元时，学生通常会选择拒绝。他们宁愿把钱烧掉，也不愿让第一名学生多得一些钱。英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调查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它提供了以下选择：（1）每个人每周得到4英镑；（2）你每周得到5英镑，但有些人每周可以得到6英镑。80%的受访者选择了第一个选项，宁愿每周少赚1英镑，也不希望其他人得到更多。[41]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表示：“人们通常认为，‘经济人’更关心财富，而不是公平和正义等问题。对‘最后通牒博弈’的研究证明了这种简单的表征是错误的。”[42]
有时，正确的答案是不要市场。国会委员会在每次听证会上都会为公众保留几个席位。然而，排在队首的人通常都是没有兴趣参加听证会的。因为他们都是被一些公司花大价钱雇来排队的，目的是为那些游说者或华盛顿精英的其他成员保留席位。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你，这对有时间又需要钱的排队者有好处，对愿意花钱而不愿花时间的游说者也有好处。但这不利于民主。因为人们所拥有的财富不是均等的，赚钱的能力也有差异。有些人天生富有，有些人逐渐变得富有，而有些人天生贫穷并只能一直贫穷下去。对市场的依赖给了有钱人优先权。
如果这看起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另外一个：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允许靠收入来决定谁能获得医疗保健的国家。或者我们再想一下，在大多数地区，一个好的公立学校的学习机会是通过在富人区购买一所房子来获得的。越来越多的城市的司机要通过付费来使用不那么拥挤的高速公路车道。一些司法管辖区的犯人可以通过支付更高的费用来住进条件更好的牢房。其他国家的公民可以通过在美国进行最低限度的投资来购买美国公民身份。
弗里德曼表示，市场限制了人们必须达成一致的议题数量，从而强化了社会。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道：“市场的广泛使用减少了社会结构的压力，因为它使从众行为与它所包含的任何活动无关。市场所涵盖的活动范围越广，需要明确政治决定的问题就越少。”[43]
这是对人性的误解。人际关系更像肌肉，而不是纺织品。它们通过使用来得到加强。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在他1970年出版的迷人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指出，一个人在一段令人失望的商业、个人或政治关系中有三种选择：离开、抱怨或默默忍受。他写道，离开越容易，失望的人会抱怨的可能性就越小。离开越容易，这个人就越不可能寻求改善关系。例如，作为富人的家长并不会寻求改善城市里的学校。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搬到郊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最好向前看”理念上的国家。我们的祖先离开了他们出生的地方，来到这里；他们向西，再向西迁移。他们离开了城市，去往郊区，又往远郊走去。他们构建了一个市场社会，而市场的定义特征就是拥有离开的自由。
我们的问题是拥有太多的市场，同时也伴随太多的退出和离开。如果说你能从这本书中学到些什么，那么我希望是：知识的市场是由人们建造的，以人们所做出的种种选择为目的，同样，它们也可以再次被人们改造和重建。
市场经济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创造财富的强大机器。但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是金字塔底层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金字塔顶端的。过去半个世纪对繁荣分配不平等的故意漠视，是自由民主的生存现状正受到民族主义煽动者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
我不知道这条绳子能撑多久，也不知道它能承受多大的重量。答案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很大的重量，尽管自2008年以来不断上升的不满情绪会引发一些担忧。然而，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减轻压力的方法，我们之间的共同纽带将维系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