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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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就算你没有承诺给我们一个完全没有荆棘的玫瑰园，也不能给我们一个完全没有玫瑰的荆棘园吧？

——沃尔特·海勒，《经济：旧神话与新现实》（1976）[1]

2002年，在庆祝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活动上，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向他致敬：“我想对米尔顿和安娜（施瓦茨）说：关于大萧条，你说的对，是我们的错。我们非常抱歉。但是多亏了你，我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2]弗里德曼没有活到看到伯南克兑现承诺的那一天。他于2006年11月去世，骨灰被撒在旧金山海湾。[3]第二年，美国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弗里德曼与其他人一样，在造成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他也留下了有效的指令来抑制损失，这是他遗产复杂性的一个标志。危机爆发前不久，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他信守诺言，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资金，直到大型银行重新站稳脚跟，开始运作。2009年12月，当伯南克进入美联储董事会时，围坐在长桌旁的官员起立为他鼓掌。彼时，经济衰退已经结束，失业率也已经开始下降，各界广泛认为伯南克功不可没。

那个星期，轮到伯南克登上《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了。

属于经济学家的时刻并没有挺过经济大衰退。2008年10月13日，周一下午3点，当美国九家最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被护送到财政部一间镀金装饰的房间里时，属于经济学家的时刻或许就结束了。政府曾试图通过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来支持银行，但市场已经崩溃，因此政府决定通过持有大型金融公司的股权来拯救金融系统。

或许，这只是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十几幕不同寻常的场景之一；其实哪一个都不重要。在大衰退最严重的时候，只有最愚勇的纯粹主义者还在坚持，认为应该任由市场自生自灭。[4]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谈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时说，如果他活得够久，他就会站在自由市场反革命运动的前沿。如果弗里德曼再多活几年，或许他也会认识到开展反革命运动太过火了。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说：“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想法是疯狂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已经结束了。”

但在对市场的信念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仍然被这种思想牢牢地控制着，其中许多理念也受到法律和习惯的束缚。坚持这些政策并期待更好的结果是愚蠢的。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并非显而易见。1979年，卡特总统给一位值得信赖的顾问写了一封充满哀叹的信，而世界各国领导人肯定都为之动容。“我通过这些教训明白了什么是行不通的。但怎样做才是行得通的呢？”与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一样，21世纪10年代也是混乱的10年。

巴拉克·奥巴马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候就职。在一群怀着些许忏悔情绪的技术官员的建议下，他短暂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即政府可以提供帮助。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拉里·萨默斯曾在2001年表示，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期对消费进行刺激的方案已经“过时”了，因为它的优点已经被“证伪”了。2009年，他改变了主意。当一位记者要求萨默斯描述政府的计划时，他只用了一个词作为答案：“凯恩斯”。[5]奥巴马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建设更多铁路的资金。[6]联邦政府在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项目上的支出也迅速增长。

发达国家的政府把钱塞进了这个缺口。世界主要经济体——二十国集团（G20）的领导人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会晤，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我们不能休息，直到全球经济完全恢复健康，全世界努力工作的家庭都能找到体面的工作。”他们也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并补充说，“我们将避免任何早于预期时间撤回用于刺激经济的资金的行为。”

一些经济学家大呼抗议。意大利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西尔维亚·阿达尼亚在2009年10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政府可以通过减少预算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减少支出而不是增加支出。[7]几个月后，也就是2010年1月，美国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发表了一篇论文，旨在确定政府借贷的红线。他们说，当一个国家的债务超过其年度经济产出的90%时，经济增长就会下降。[8]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货币事务负责人奥利·雷恩开始谈论“90%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称90%的门槛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数学计算上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但过了好几年才被人发现。[9]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在美国，2010年1月，也就是奥巴马就职1年后，他突然将政策转向紧缩，承诺冻结非军事的自由开支。奥巴马说：“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勒紧裤腰带，做出艰难的决定。联邦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几周后，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平衡预算提出建议。2010年秋，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结束了任何出台更多刺激措施的机会。

欧洲撤退的速度更快。2010年4月，阿莱西纳应邀在马德里举行的欧盟经济和财政部长会议上发表演讲。他对与会者说，“大规模地、可靠地和果断地”削减政府债务将刺激经济增长。部长在会后的官方公报中提到了阿莱西纳的工作。[10]

那年6月，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再次聚会，这次是在多伦多，他们完全否认了先前的承诺。尤其是欧洲人，他们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开端感到非常不安。这一次，联合声明表示，发达国家已同意在未来三年内将其预算赤字削减一半。

2010年5月就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采取了增税和削减支出的行动。卡梅伦的一位部长埃里克·皮克尔斯解释说，是公共开支导致了这场危机。他说：“人们责怪银行家，但我认为，大政府和大银行一样应该受到指责。”[11]在卡梅伦执政的6年里，英国削减了大约100万个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卡梅伦说，削减开支的目标“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是永久性的”。与此同时，英国金融业上演了一场壮观的反弹，拉大了伦敦极大的繁荣与内陆地区经济停滞之间的差距。

由于更慷慨的安全网计划，德国的赤字增长比美国更快。2010年春，德国也转向了紧缩政策。最大的削减是国防预算，包括结束征兵制。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解释该计划时，提到了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工作。4年后的2014年，朔伊布勒很高兴地告诉联邦议院，德国政府不打算增加总债务，实现了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联邦预算平衡。

德国及其北欧盟友也开始对处境艰难的南欧实施紧缩政策。欧洲中央银行敦促西班牙修改其宪法，加入平衡预算的要求。在意大利和希腊，民选政府首脑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主张紧缩的经济学家。在希腊，是欧洲央行前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在意大利，是前欧洲部长、市场导向经济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负责人马里奥·蒙蒂。

几乎只有一小部分前美联储经济学教授愿意坚持努力恢复经济增长。2010年11月，在失业率仍为9.8%的情况下，美联储结束了40年来对通胀的单一关注，并启动了刺激就业增长的行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联储正在打击“对人力和经济潜力的浪费”。失业者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都在下降；他们丧失了一些技能，包括阅读的能力；或许最令人沮丧的是，一些研究发现，长期失业甚至会影响到失业工人的下一代，其子女的人生前景及终生收入都会因此受到损害。美联储已经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于0的水平，从而稳定了短期利率。为了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美联储开始大量购买国债和抵押债券，迫使私人资金进入风险更高的市场，从而起到了降低借贷成本的作用。格林斯潘对此并不以为然，他曾在2013年抱怨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央行官员试图推高通胀率的做法，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12]他错误地预测，这种努力可能导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13]

伯南克的继任者珍妮特·I.耶伦于2014年上任，是一位更有力的降低失业率的倡导者。在耶伦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演讲中，她讲述了三位芝加哥居民找工作的故事。“他们提醒我们，”她说，“统计数据背后是真实存在的人，他们正在挣扎着讨生活，渴望着有机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2011年，与伯南克一起读研究生的意大利经济学家马里奥·德拉吉成为欧洲央行新任行长。次年，他在伦敦宣布，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相信我，这就足够了”。欧洲央行随后开始效仿美联储的刺激计划。同样在2012年的日本，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安倍晋三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承诺大力振兴经济，包括货币扩张、财政刺激和供给主义改革。于是日本选民在这次竞选中，将自由民主党推上了权力宝座。“安倍经济学”中大杂烩的内容几乎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倍经济学”中包含了弗里德曼曾竭力反对的一切。

就连新西兰政府也指示央行关注失业问题。

但各国央行的努力都还不够。经济增长依然缓慢；数百万人常年失业，许多人甚至都懒得尝试去找一份工作。

西方民主国家可能已经从中国吸取了教训，这将是一个恰当的转变，因为中国在面对危机时吸取了西方的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开始谨慎地断言，通过遵循他们所谓的“客观经济规律”，中国能够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14]这是一个大胆的言论，但是中国的新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对1978年的日本之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希望知识分子重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邓小平将这种方法描述为“实事求是”。中国邀请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1980年，福特基金会出资邀请一批美国知名学者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花了7周时间来教授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随后被翻译成中文。1980年，中国还邀请米尔顿·弗里德曼进行访问。

弗里德曼的旅行并不成功。当人们读到有关这次访问的描述时，很难判断是弗里德曼还是他的东道主更加失望。至少中国人知道了他们不想要什么。相反，他们向凯恩斯主义者寻求建议，凯恩斯主义者赞成由政府精心管理的市场经济，而这类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已不再受到重视。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凯恩克罗斯于20世纪80年代初前往中国，并会见时任中国总理，这是一位致力于市场改革的高级官员。有关会议结束后，凯恩克罗斯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切“似乎是很自然的，直到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总理从一群外国经济学家那里征求建议，而不是所有的外国经济学家都可以期待在自己的国家得到同样的关注”。[15]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对凯恩克罗斯的建议不感兴趣，但中国却感兴趣。

1985年，凯恩克罗斯、匈牙利人雅诺什·科尔奈、美国人詹姆斯·托宾等学者受邀来到中国游览长江。他们之间的讨论进行得并不是那么顺利。历史学家朱利安·格尔茨报道称，有一次，一名口译员急哭了，因为她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汇来解释当时所说的话。但访客，尤其是科尔奈和托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敬琏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后来回忆起那次访问，总结道：“一个具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16]科尔奈的一本著作在第二年被翻译成中文，很快就卖出了10多万册，成为畅销书。

后来，中国经济日益增长。2008年危机来袭时，中国政府扩大了支出规模。

奥巴马政府没有重复罗斯福整顿金融业的努力。相反，政府对锈迹斑斑的监管体系进行了翻新和扩建。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来做美联储不会做的事情。

银行家不必为他们在引发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2009年3月，奥巴马在白宫召集美国银行业高管，警告他们注意言谈举止。他告诉他们：“我的政府就是你们和干草叉的利齿之间唯一的阻隔。”在古老的西部片里，善良的司法官保护他的囚犯不受暴徒的伤害，这样他们就可以接受审判。但这一次几乎没有审判。截至2018年，约有355名银行家、抵押贷款机构、房地产经纪人和借款人被判犯有与金融危机有关的罪行。但他们几乎都是小人物。没有大型金融公司的高管入狱。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贷款危机之后，定罪的人数仅为这次的1/3左右。[17]

政府救助了银行业，但在帮助借款人方面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奥巴马决定依靠抵押贷款公司来调整无法负担的贷款。他避免了直接干预，这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希拉里·R.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提倡的做法。此外，奥巴马政府没有要求企业投入必要的资源来履行其法律义务，而且对不当行为的警告反应迟缓。太阳信托银行堆积了大量来自房主的求援申请，直到储藏室的地板都被压弯了，然而这些申请信竟都未开封。一项联邦调查的结论是：“太阳信托银行非但没有帮助有需要的房主，反而是完全忽视了自己的法律责任，给许多房主造成了财务损失。”[18]对于这些犯罪，联邦政府没有起诉太阳信托银行，也没有追究太阳信托银行任何员工的责任。

未能追究银行家责任的一个原因是，司法部担心经济效率。埃里克·霍尔德是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长，是霍尔德主义的提出者。霍尔德主义认为，检察官在对企业提起诉讼之前，应该考虑“附带后果”。霍尔德在1999年担任克林顿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期间的一份备忘录中阐述了这一观点。政府对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21世纪早期的安然公司欺诈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起诉成了证据：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关门了，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寻找其他工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霍尔德和他的副手重申了他们的观点，即经济考虑压倒了传统的正义观念。霍尔德于2013年在国会做证时说：“对我们来说，起诉他们确实变得很困难。当时有迹象显示，如果你起诉他们，如果你真的提出刑事指控，就会对国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9]

霍尔德似乎没有注意到允许犯罪不受惩罚的影响。

金融危机长期以来侵蚀着人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一项关于1870年以来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研究发现，极右翼政党往往是受益者，它们将繁荣的丧失归咎于移民和少数族裔，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20]

这次也不例外。至少自“9·11”恐怖袭击以来，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上升；经济大衰退加剧了这一趋势。[21]

2016年6月，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同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巴西人选出了他们的新总统，民族主义者雅伊尔·博索纳罗，他以同特朗普相似的形象参加竞选。

特朗普对经济及其基本组成部分、统计数据和推理的蔑视，在当代美国总统中是无与伦比的。新政府第一份预算中的数字甚至没有加和。政府推动减税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却没有花心思提交一份正式的分析报告。监管被搁置一边，甚至没有尝试进行任何成本或收益的分析。总统通过威胁阻止他不喜欢的公司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反垄断执法。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拒绝了经济学家对贸易的看法。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但他不是传统的经济学家。他说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他曾导演一部名为“中国制造的死亡”（Death by China）的纪录片，纪录片的开头是一幅动画，内容是一把标着“中国制造”的刀刺向流着血的美国地图。特朗普的首席政治顾问斯蒂芬·班农也持类似观点。班农说：“全球主义者摧毁了美国工人阶级，在亚洲创造了中产阶级。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人不想再被耍了。”[22]

甚至在特朗普抵达华盛顿之前，双边贸易就已经下滑。2012—2016年，全球贸易的美元价值每年都在下降，之后才开始温和复苏。[23]但是新总统开始履行他的职责了。就职典礼结束后，特朗普将椭圆形办公室重新装饰成金色，然后坐下来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美国退出一项拟议中的环太平洋国家贸易协定。他还敦促美国公司重新考虑迁往其他国家的举措。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企业对市场力量做出反应，外包对美国经济就有好处。新一届政府却没有这样做。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说：“自由市场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而美国却在任它逝去。”[24]

2017年夏，也就是现代经济学诞生大约240年后，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完成了一篇即将发表的演讲。他抓起一支笔，在页边空白处写道：“交易是不好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