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问》中的巫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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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部作品。就其诗体形式而言，它以四字句为主，而篇幅冗长，内容驳杂，又远非句式相似的《诗经》可以比拟，尤其是它一问到底的表达形式，更是十分罕见。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则《天问》出于屈原应该可以确信无疑。王逸《楚辞章句》叙其缘起云：“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从作品看来，《天问》中涉及一百七十多个关于天地万物的问题，至于“仰见图画”，实有可能，但要将如此长篇巨制“因书其壁”，实在难以使人相信。因此，王逸的说法是值得商讨的。
学者们普遍认为《天问》是一首创作诗歌，古代的学者认为本诗探讨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原因，并表达了对当朝的批评。如王夫之在其《楚辞通释》中就说：“篇内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而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更有落实到屈原的身世之感，如林云铭在其《楚辞灯》中说：“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其所以兴在贤臣，所以亡在惑妇；惟其有惑妇，所以贤臣被斥，谗谄益张，全为自己抒胸中不平之恨耳。”古人的说法显然过于迂腐穿凿，因为“兴亡”的内容在《天问》中毕竟有限，还有大量的有关宇宙开辟、神话巫术的内容，无法得到解释。因此，现代的学者一般从《天问》的设问形式出发，认为它表现了屈原的怀疑精神和理性品质。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
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注：《鲁迅全集》，第一卷，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这一结论被当代的研究论文和教科书所普遍接受，影响极大。但是不是《天问》中所有的疑问句都表示一种怀疑和不满呢？也许我们可以说，针对那些社会、历史问题，问句本身就表明了屈原的态度；那么对天地开辟、神话巫术这些问题，屈原的疑问显示了什么态度呢？如果说是怀疑，那么是怀疑神话巫术本身的可信性呢，还是对神话中主人公的行为品质表示不满呢？也就是说，针对神话巫术，屈原是表现出一种哲学的批判呢，还是表现出一种历史的批判？这些问题恐怕很难从《天问》中找到答案。况且，《天问》在文章上确实如王逸所说“文义不次序”（《天问章句》），内容杂驳而指向不明，它和《离骚》等相比而论，风格相差不止天壤。所以，从创作论的角度，我们很难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是不明智的。
从《天问》中那些令人难以索解的问句形式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对形式的过分迁就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超出了一种风格的要求，它应该来自诗文以外的某种规范。但我们只能从某种特定的功用或某种顽强的传统上去寻找这种规范。换句话说，对形式的过分执著往往意味着一种职业性在诗文的背后起着作用。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也许会给我们索解《天问》带来一线希望。
结合屈原的职掌和巫史传统，我们设想《天问》本来应该是屈原所熟悉的一种巫史文献，这种凭职业的延续来相传的巫史文献有着不确定性，尤其是传至某个有着强烈个性的人手里，通常会附加上表现传承者个性的东西。《天问》在屈原手里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也可以说，屈原直接利用了自己所掌握的教育国士的巫史文献，并对其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工改造，使其能够在有限的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诗中保留了巫史文献中的基本素材和问句形式，但它的思想和情感显然有着屈原的个人特色。对此我们将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我们首先看看《天问》的内容。《天问》包括一百七十多问，涉及的内容十分驳杂，概括而言，一部分述神迹巫祭之事，一部分述传说历史。下面分言之。
“遂古之初”及其以下数十句，问及宇宙之形成并其构造；“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问及人类先祖之诞生。各民族的史诗无一例外都要回答宇宙和人类起源的问题，故《天问》提出这些问题丝毫也不奇怪。《天问》还有问及鬼神者，如风神“伯强”、水神“康回”、日神“羲和”、雨师“屏号”等等，而以下这一大段则与《山海经》之描写十分相像，学者们也习惯引《山海经》来解释它：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靡蓱九衢，枲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其中提到多种异鬼怪物。这些知识，正与上引王孙满所言“百物为之备”的内容相同，意在“使民知神奸”、“魑魅罔两，莫能逢之”，它显然是巫史知识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这些知识是需要传授给“国士”的。《天问》亦有问及祭祀仪式者，如“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等；有问及神话传说者，如“何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等。以上几个方面相当于《训典》的“序百物”，是巫师所必备的知识。
在《天问》驳杂的内容中，更有一条史的线索贯穿其间。现将聂石樵先生的总结复述如下：自“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至“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二十句问夏朝的史事；自“惟浇在户，何求于嫂”至“何条放至罚，而黎服大说”仍问夏朝史事，兼及商、周史事；自“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至“齐桓九合，卒然身杀”十六句问周朝史事；自“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至“何卒官汤，尊食宗绪”二十六句又问商、周兴衰的原因；自“勋阖梦生，少离散亡”至“易之以百两，卒无禄”十句仍杂问商、周史事；自“薄暮雷电，归何忧”至“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十句，都是就楚国的历史和时事发问。（注：聂石樵：《屈原论稿》，1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这一历史线索，上自开天辟地，女娲有体，贯穿夏、商、周三朝，及至楚国之现实，是比较完整的。当然，其间可能有遗漏、错简之处，使其历史脉络稍有错乱，否则当更为清晰可观。
《天问》所论史事，有异于中原史籍，姜亮夫先生著《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文谓其“详于夏、殷，而略于两周”，且“夏、殷史实，又多（与齐鲁三晋所传）出入”，可见其渊源有自。据姜先生推断，楚史为三闾世掌之籍，“必本之《梼柮春秋》以为定也”。楚史官所可知者，左史倚相一人耳。倚相与屈原都位于巫史传统之中，因此，不如说屈原所述史实得之于左史倚相的世代相传更近情理。不过，《天问》中楚史稍嫌单薄，姜先生认为楚为夏后，而“屈子传夏史最具，亦楚旧史也”（注：姜亮夫：《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见《楚辞学论文集》。）。实际上，如本书第一章所论，在有周以前，楚族皆托足于中原，归于夏、商两朝，文化认同自会表现在历史观上，故又何妨将夏、商史皆视为“楚旧史”。楚史由此稍见丰满。
仅从文献的内容来看，《天问》实有似于《训典》，倚相能“朝夕献善败于寡君”，《天问》亦每每感叹历史上人事成败；而且，《天问》亦多叙神鬼物怪，有类于《训典》；再考虑屈原的巫史职务，我们完全可以就此推断，《天问》正是以屈原自己所掌握的巫史文献作为素材而创造出来的长篇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