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屈原与楚国的巫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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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训典》可能有些什么内容。
上文引王孙圉的话说《训典》“能序百物”。“物”之古义为牛，牛在上古的文化含义主要是祭品，则“物”与神灵大有关系，甚或就直接指代各种神灵，用如“物怪”、“方物”等。《左传·宣公三年》载楚子问周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与上下以承天休。”此处所言“物”或“百物”指的就是刻在鼎上的各种鬼神图像，以供人识别“神奸（鬼）”，避开“魑魅罔两”的侵害。所谓“协与上下，以承天休”，就是与天地神灵搞好关系，以求得佑护。那么，《训典》所谓“能序百物”，显然是应该和周鼎的作用相同。换句话说，《训典》中包含有关于各种天地鬼神的知识，可想而知，它也包括祭祀的仪式和规则。只有如此，倚相才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也就是负责楚国的国家祭祀。那么，所谓《训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祝宗主持国家祭祀所用的“工作手册”或“指南”等等。
《训典》的另一个内容是保留历史，主要是本民族的历史。所谓“历史”实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王族谱系，祝宗所掌的“昭穆之世”、“氏姓之出”（《国语·楚语下》）即是这方面的内容。《训典》可“使知族类”，意即能使后世子孙，尤其是王族子弟能认识本族的宗祖神灵，知道氏族的传承情况。但是，《训典》中所保存的历史内容，一定还不限于此。春秋战国时代，巫史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大为发展，即使在偏远的楚国也不能例外，史家对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很是看重，因此，在氏族谱属和宗教祭祀之外，又有另一内容，即本国或相关他国的兴亡事例。《训典》中肯定有这方面的内容，否则，左史倚相何以能“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呢？
如此说来，《训典》是一种内容较为杂驳的文献，它既包括神鬼祭祀，又包括王族谱系，还有史实记录，我们很难把它归入文献中的某一类，它实际上是上古社会的“文化百科大全”。这只能说明，《训典》时代的“文化”方面的职能还没有像后代那样细致地区分为史、宗等等，或者说，《训典》至少反映、保留了古代巫史不分的文化状况。这也就是说，左史倚相的职责实际上是巫史一体，因此，他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执行和教育等负有责任，而《训典》是他全部职责在文献上的反映，是他履行职责的依据，也是他进行教育活动的课本。
巫史不分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巫师不但是天然的部落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唯一有资格传播部落文化的人。一些文化要传给部落子弟，一些文化则只能传给自己职位的继承人。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在描述易洛魁人的组织制度时，曾提到一种用各种颜色的贝珠所织成的有图案的带子，称为贝珠带，“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件特殊的事情同某一特殊的贝珠或某一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种贝珠带是由巫师所掌管的。摩尔根说：
这种贝珠绳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那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各种图案将其隐含的记录表白出来。鄂农达加部有一位首领被任职为“贝珠带的守护者”……这位巫师在讲解这些贝珠带和贝珠绳的时候，就把联盟形成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他把历史传说从头到尾全部复述一遍，遇到其中重要的部分就要引用这些贝珠带中所包含的记录来加以证实。（注：［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也就是说，“贝珠带”也是一种巫史“文献”，或说它们就是易洛魁人的《训典》。易洛魁人就是依靠这种巫史“文献”保留了本部落的历史和文化，它在推举新首领或首领就职仪式上由巫师来宣讲，一以教导新就职的首领，一以教导民众，“使联盟的组织、原则及其形成的历史在易洛魁人的心中保持常新的概念”（注：［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因此，巫史文献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的保留和传播，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制约和对部族成员的教育。我国当代民俗学者在对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的民族史诗，这些史诗实际上也是巫史经典，它们包含了神话、部族历史、宗教律令等等，是由巫师世代相传的。比如阿昌族巫师在讲述本族的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时，就这样表明道：“这是一个最古老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人类的始祖遮帕麻和遮米麻造天织地、创造人类的经历。这个故事是天公遮帕麻亲口告诉我们阿昌的活袍（巫师），再由活袍世世代代传下来。”（注：刘守华、陈建宏：《民间文学作品精选》，1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巫史经典是神圣的，它们通常在极重要的仪式上，由巫师庄严地咏唱，拥有认知、宗教、政治、教育等诸方面的社会功能。它虽然是由巫师们世代口传的，但在本质上却与“训典”等宗教文献没有什么区别，作为一种具有神秘意义和职业色彩的“文献”，就和巫师职务一样，在上古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它也是巫史传统得以延续的根据。当然，我们不能把左史倚相、屈原和印第安部落、阿昌族的巫师完全等同，倚相、屈原所处的时代虽然大大早于后者，但当时楚国的理性文明却远比他们要高，宗教的地位和作用相对要差一些。尤其是屈原，他不可能是原始意义上的巫师，而仅仅是担任了管理有关宗族、宗教事务的职务，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职务与巫史传统的联系。所以，我们相信，当屈原继承了巫史的事业之时，他也必然继承了巫史的“文献”，否则无以序王族谱属，教育国士。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说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对屈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对楚辞作出更加确切的、合乎实际的理解和评价。此外，对屈原的职掌和文化修养的了解，更有利于我们对《天问》这一篇奇文的性质和功用作出正确的判断，本书认为，在《天问》里就深刻着巫史文献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