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对与思考

书籍名:《百年变局》作者：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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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G20面临种种挑战，但它仍然是中国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而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需要利用好这个平台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是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最终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基于上文的分析，中国在现阶段可以从以下措施入手，在进一步夯实杭州共识、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与G20机制的进一步优化：

（一）中短期延续杭州共识、捍卫中国方案的策略思考

1.借助G20峰会促进大国协调

首先，大国协调中最重要的显然是中美协调，即避免两个大国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和能力产生致命误判。中国需要审慎处理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中国所高举的全球化大旗间的关系。

其次，借助参加G20峰会与东道国拉近距离，开展公共外交也是题中之义。譬如，在大阪峰会上，中国可以从不同层面夯实中日关系，促进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尤其是形塑日本下一代对中国的正面认知。

再次，中国可以借G20峰会夯实与新兴大国的关系，继续与它们一起寻找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如和印度等国可以在大数据、医药、知识产权等领域就国际贸易规则公平化改革等议题达成共识。在G20框架中应注意团结发展中国家，协调立场，一齐发声。

2.以G20峰会为平台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推动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改革

中国不妨在G20峰会平台全面阐述有关WTO改革、提高政策透明度、鼓励市场竞争、捍卫公平贸易原则等中国主张，作用在于：第一，占据国际社会的道义制高点；第二，对外，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统战”美欧国内的部分工商金融界人士来缓和与美欧间的战略矛盾；第三，对内，进一步借助扩大开放来加速国内改革。

3.高度重视G20配套活动，以打造更加丰满、立体的国际形象

中国国家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都应积极参与G20峰会的筹办、参会和后续工作，在二十国工商论坛（B20）、二十国智库论坛（T20）、二十国青年论坛（L20）、二十国妇女论坛（W20）等平台上继续发力，从而打造更加丰满、立体的中国国际形象与影响力。

4.借助“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政策抓手落实“杭州共识”，不断扩大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并在促进“五通”的共同实践中加以打磨、完善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前提。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血脉经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建设亚欧地区以海陆空交通线、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等为构成要素的综合性立体交互网络，为沿线国家的民间文化“思想交流”奠定“物质交往”基础。[74]而在“逆全球化”大潮下，加强世界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本身就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开放性经济发展方式的尝试，为密切国家间经贸的往来和抵御全球化风险提供更强大的战略依托”[75]。

以作为杭州峰会亮点的“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例，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投行融资支持等领域加强政策倾斜与扶持。[76]譬如，不妨借助“一带一路”的建设，向全球推广“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发展理念，并将生态文明融入绿色基建项目之中。[77]创新绿色金融机制不仅有助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能够引领多边开发银行参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也不妨以亚投行为牵头单位，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亚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在“一带一路”沿线有业务交集的多边银行，建立包括基础设施投融资在内的合作关系，更好地发挥多边开发银行资金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加强中国绿色金融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全球推广工作是重中之重。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的日益重视，未来绿色金融业务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全球绿色金融业务正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作为绿色金融服务核心的绿色标准，其内容与规范的发展也都在起步阶段。而在绿色金融标准上，较之于国际“自下而上”的自愿性标准，中国的绿色金融标准更多采用了政府引导和市场化约束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导性准则，对绿色金融从绿色产业项目界定、募集资金投向、存续期间资金管理、信息披露认证等问题进行引导和规范。因此，推动绿色金融的中国标准国际化，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并拥有政策支持优势。[78]

与此同时，在话语层面亦宜建立“一带一路”生态文明传播机制，扩大沿线国家对中国生态发展理念的认同，加强民心相通，为建成“一带一路”的最终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79]在上述过程中，“杭州共识”将在双边、多边的建设实践中被国际社会“内化”。

（二）中长期进一步优化G20架构、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策略思考

从中长期看，未来五到十年将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全面推进、开花结果的十年。尽管仍面临空前的挑战和阻力，但中国崛起的国家实力、中国方案自身的价值与全球吸引力，都为中国推进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提供新动力。[80]为延续杭州峰会的成果，同时因应新的挑战，切实推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实，具体可从如下方面入手：

1.针对世界大国实力消长与全球治理架构的现实，确立更加符合实际的全球治理目标和战略预期；适度调整对G20的认知与心态，在全球治理中聚焦力所能及的重点领域

中国在继续利用G20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宜把重点锚定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APEC等多边和区域机制，且仍以双边外交和双边经贸关系为基础。不可否认，G20的产生本身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和临时性。中国需对G20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的制度性、结构性先天缺陷，以及民族国家的自立性、自助性有充分、全面的认识；同时其自身也需用更长时间适应全球治理的“深水区”。

当下，全球治理旁根错节，复杂异常，中国作为新手仍需关心观察、虚心学习。西方一些舆论过度宣扬“中国领导权”“中国模式主导/引导全球治理”，对此中国尤应谨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仍由美欧主导。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也将影响国际体系的改革。美欧、美日经贸之争并不会完全使西方撕裂。国际体系未来恐将长期陷于“斗而不破”的摩擦“新常态”。因此，中国尤其需对国际体系改革的漫长性、挫折性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中国参与国际治理，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干中学”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该文于2019年3月31日重新刊载于《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不仅展示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大局的最新观察，更体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与一以贯之的正确研判。[81]而认清这一点，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审慎研判包括G20在内的全球治理平台的实际价值，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与地位，从而确立更加符合实际的全球治理目标和战略预期。在重新调整对本国实力、全球治理能力与G20潜力的认知之后，中国不妨将G20作为中国展示形象与主张的外化特色与传播平台，从而更加务实、有效地使用该平台。

2.借助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架构，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领域的协调协作

全球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浪潮源于西方国家在当前特定阶段出现的区域和周期性倒退。该浪潮已经在发达经济体中引发交叉传染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增长缓慢、移民政策收紧，从而间接导致全球化的引擎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因此，中国不妨借助金砖、上合等多边组织，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的协调与协作，共同捍卫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的价值观，并抓住下一轮全球化将带来的机遇。[82]

在国际金融领域，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动荡不定的“美元退潮”期。长期来看，美元加息可能迫使西方企业债市场被迫持续去杠杆化，从而形成“债务悬崖”，从而因遏制创新而间接打击世界经济。[83]除了美元自身的问题，美国政府恶意利用其美元霸权，频繁使用金融手段制裁、打压他国，也迫使更多国家从国家安全与战略的角度警惕美元。尤其是俄罗斯、伊朗等近年来饱受美国金融制裁之苦的国家正谋求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希望通过强化在国际支付与清算领域的协调来破除制裁，从而捍卫本国金融经济主权。

由上述诸多因素所引发的“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趋势也在客观上为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加强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货币协作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的外在条件。为了逐步发展起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系统，中国也不妨在国际货币结算清算系统中加强与俄罗斯、欧盟等方的协作，适度、逐步递减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从而加强中国的货币—经济主权，并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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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亚非：《风云激荡的世界：从全球化发展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

[2] 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

[3] 曹帅、许开轶：《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载《理论探索》，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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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约翰·科顿：《二十国集团治理的成长——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使然》，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

[6] 王文、王瑞晶：《G20框架中的利益阵营及新兴国家的战略空间》，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编：《谁来治理新世界：关于G20的现状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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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永定：《崛起的中国与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5期。《二十国集团在柏林创始》，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0年第1期。

[9] 张海冰：《G20机制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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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素权：《二十国集团在全球金融与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4期。

[16] 内部体系包含四个层次，分别是（1）领导人峰会，（2）协调人会议，（3）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发展问题部长会议、旅游部长会议，共6种），（4）专家工作组会议（就业工作组、发展工作组等，共9种）。外围体系包括G20商业峰会、G20智库峰会、G20 公民峰会、G20妇女峰会等相关专项论坛。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6：G20与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

[17] [加]约翰·科顿：《二十国集团治理的成长——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使然》，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Peter I.Hajnal，The G20：Evolution，Interrelationships，Documentation.Global Governance，2nd Edition.ed.New York：Routledge，2019，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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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6日第4版。

[22] 周世骐、周世镕、刘洋：《中国成功推动可持续发展首次作为G20领导人杭州峰会核心议题》，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6年第5期。

[23] AlexHeand Xingqiang He，The Dragon’s footprints：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G20 Framework.Montreal：McGill-Queen’s Press-MQUP，2016，pp.8-9.东艳、张琳：《与历届G20峰会相比，杭州G20峰会有何特色》，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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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新闻网，2017年12月29日，http://chinanews/gn/2017/12-29/8412268.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27]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课题组：《世界步入更加动荡的多事之秋》，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

[28] David J.Lynch，“Economic growth is slowing all around the world”，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25，2018，https://washingtonpost/business/economy/economic-growthis-slowing-all-around-the-world/2018/12/25/e2337206-0491-11e9-b5df-5d3874f1ac36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b2fa4b1d829e（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29] “Slowbalisation：The steam has gone out of globalisation”，The Economist，January 24，2019，https://economist/leaders/2019/01/24/the-steam-has-gone-out-of-globalisation（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30] Chris Giles，“Global economy enters‘synchronised slowdown’”，Financial Times，April 28，2019，http://ftchinese/story/001082204/en？ccode=LanguageSwitch&exclusi ve（访问时间：2019年4月10日）。他们认为：该指数下跌的部分原因在于，显示实体经济活动的硬性数据有所减弱，意大利等国陷入衰退，德国勉强避免了衰退，而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hump）减税政策的影响逐渐消失，美国经济也失去了动力。

[31] “World economy to slow down in 2019 due to trade wars：OECD”，Al Jazeera，November 21，2018，https://aljazeera/news/2018/11/world-economy-slow-2019-due-trade-warsoecd-181121110001129.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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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李计广、郑育礼：《G20转型的困境：拉美视角及对中国的启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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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约翰·科顿：《二十国集团治理的成长——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使然》，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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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韩一元：《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背后的逻辑》，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1期。

[48] Peter S.Rashish，“The United States，Germany，and WTO Reform：An Answer to the Rise of China？”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 （AICGS），March 28，2019，https://aicgs.org/2019/03/the-united-states-germany-and-wto-reform-an-answer-to-the-rise-of-china/.Thomas J.Duesterberg，“The Importance of WTO Reform from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WITA），February 19，2019，https://wita.org/atp-research/the-importance-of-wto-reform-from-a-transatlantic-perspective/（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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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Katsuji Nakazawa，“US and China ruin Asian cooperation with their battle for supremacy：25 years on，APEC turns into a finger-pointing exercise”，Nikkei，November 22，2018，https://asia.nikkei/Editor-s-Picks/China-up-close/US-and-China-ruin-Asian-cooperation-with-their-battlefor-supremacy（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52] Mark Landler，“U.S.and China Call Truce in Trade War”，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2018，https://nytimes/2018/12/01/world/trump-xi-g20-merkel.html.“What to expect from the G20 summit in Buenos Aires”，Al Jazeera Media Network，November 30，2018，https://aljazeera/news/2018/11/expect-g20-buenos-aires-2018-181129025216292.html（访问时间：2019年4月10日）。

[53] Roberta Rampton，Michael Martina，“U.S.，China agree on trade war ceasefire after Trump，Xi summit”，Reuters，December 1，2018，https://reuters/article/us-g20-argentina-idUSKCN1O031C.Roland Rajah，“The G20 in a Zero-Sum World”，Lowy Institute，November 29，2018，https://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g20-zero-sum-world（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54] 王鹏：《“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

[55] 李洪兴：《“五眼”情报联盟必须加速情报共享》，载《现代军事》，2017年第8期。

[56] “The G7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24，2019，https://cfr.org/backgrounder/g7-and-future-multilateralism（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57] Andrew F.Cooper，Asif B.Farooq，“The Role of China and India in the G20 and BRICS：Commonalities or Competitive Behaviour？”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Vol.45，No.3，（December 2016），pp.73-106.

[58] 金灿荣：《希望全球治理的贡献能够延伸到网络空间》，国际在线，2017年12月4日，http://news.cri.cn/20171204/a1e45fca-c6b3-5cef-f684-8bc9cc50767b.html.Li Baodong，“China，G20 and Global Governance”，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ovember 18，2015，https://fmprc.gov.cn/mfa_eng/wjbxw/t1316064.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59] 赵晨：《中美欧全球治理观比较研究初探》，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

[60] 王联合、耿召：《中美网络空间规则制定：问题与方向》，载《美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康晓：《多元共生：中美气候合作的全球治理观创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7期。薄燕：《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合作与分歧》，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61] 寿慧生：《中美冲突的本质及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

[62] Louisa Lim，Julia Bergin，“Inside China’s audacious global propaganda campaign”，The Guardian，December 7，2018，https://theguardian/news/2018/dec/07/china-plan-forglobal-media-dominance-propaganda-xi-jinping（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63] Amalina Anuar，“Taming Big Brother：G20 Push to Reform SOEs”，S.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November 8，2018，https://rsis.edu.sg/rsispublication/cms/taming-big-brother-g20-push-to-reform-soes/#.XKFmT6R5tPY（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64] 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后，态度亲美。他于2019年3月19日与特朗普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巴西将在WTO谈判中放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此举将冲击巴西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因此在未来的G20框架中，巴西有可能进一步被美国拉拢；同时在联合国“入常”等议题上又与日本结成更加紧密的“统一战线”。这对金砖国家群体的团结一致形成一定挑战。而杭州峰会上所确定的有利于金砖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容也可能被进一步抛弃或淡化。

[65] 《在杭州共识引领下坚定前行》，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7日。

[66] “Carrie Gracie，Hangzhou G20：China’s ambitions for global leadership”，BBC，September 2，2016，https://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37241315（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67] 相关论述可参见：程实：《G20杭州峰会开启绿色金融新篇章》，载《金融博览》，2016年第10期。苏庆义、李春顶：《解读G20贸易部长会议成果》，载《国际金融》，2016年第8期。裴超：《批准“三份文件”达成“两项共识” G20贸易部长会议为贸易投资立新规》，载《中国会展（中国会议）》，2016年第14期。徐凡：《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小集团视域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探析》，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王国兴、成靖：《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3期。沈铭辉：《G20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现状、挑战及其合作战略》，载《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贾晋京：《让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8月30日第1版。Zhou Xin，“China’s long journey to centre stage at G20 summit”，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ugust 28，2016，https://scmp/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04987/chinaslong-journey-centre-stage-g20-summit（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68] 潘晓明：《G20杭州峰会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发展的影响》，载《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11期。《中国呼吁G20加强五大领域贸易投资合作》，载《信息技术与信息化》，2016年第4期。

[69] 詹晓宁：《全球投资治理新路径——解读〈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70] 詹晓宁、欧阳永福：《〈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载《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71] Karl P.Sauvant，“After successes at Hangzhou G20，it’s Germany’s turn to keep momentum going”，Shanghai Daily，January 13，2017，http://ccsi.columbia.edu/files/2017/01/KPS-op-ed-China-G20-Shanghai-Daily-13-Jan-17.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72] 《落实G20杭州峰会成果要“知行合一”》，新华社，2016年9月8日，http://xinhuanet//world/2016-09/08/c_1119535011.htm.“What to expect from US and China at G20 summit”，CNN，November 29，2018，https://edition.cnn/videos/world/2018/11/29/g20-summit-argentina-preview-trump-us-china-trade-war-matt-rivers-pkg-vpx.cnn（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73] 王受文：《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G20明确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载《南方企业家》，2016年第10期。

[74] 刘伟、王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载《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Ferdinand Tönnies，Community and Society，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63.

[75] 刘伟：《读懂“一带一路”蓝图》，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0页。

[76] 马中、周月秋、王文主编：《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7》，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77] 张俊杰主编：《“一带一路”投资绿色标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78] 绿色金融工作小组：《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79] 郭业洲、金鑫、王文主编：《“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报告》，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一章第一节“环境保护部：以碧水蓝天换融洽无间”。

[80] [英]罗思义：《别误读中国经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5-278页。

[8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19年4月1日第1版。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网，2019年3月31日，http://qstheory.cn/dukan/qs/2019-03/31/c_1124302776.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8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编：《新丝路·新格局——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智慧》，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六章。

[83] 王文、贾晋京、卞永祖、陈晨晨：《大相变：“美元退潮”下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应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