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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祖母。”
“猫头鹰！”
“鲸鱼。”
两个人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但是埃伦蒂拉又收敛住笑容说：
“没有祖母的允许，我不能走。”
“你不必告诉她。”
“无论怎样她都会知道的，”埃伦蒂拉说，“她会梦到这些事。”
“等她开始梦见你走了时，我们早已出境了。我们就象走私犯那样越境……”乌里塞斯说。
他学着电影里主角的样子，握着手枪，嘴里模仿着射击的声音，想以他的勇敢来鼓起埃伦蒂拉的勇气。埃伦蒂拉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但她的眼睛里闪出渴望的神情，她吻了一下乌里塞斯，便和他告别了。乌里塞斯很激动，他低声说道：
“我们明天在船上相爱吧。”
这天晚上，七点多钟，当又刮起那场曾给埃伦蒂拉带来不幸的飓风时，她正在给祖母梳头。那些印第安人搬运夫和乐队指挥站在一旁等着给他们发工资。祖母数完她身旁的一个盒子里的钞票，在一个帐本上算了一下，然后交给印第安人中的领头的，对他说：
“拿去，每星期二十比索，除下八个比索的饭钱，三个比索的水钱，半个比索的新衬衫的磨损费，还剩八个半比索，数好。”印第安人领头的数好钱，说了声：谢谢白夫人。然后和其余几个印第安人一起鞠了个躬，退了出去。
接着是乐队指挥走上前去。祖母看了一下帐本，然后转过身，看着摄影师，他正在那里用古塔波胶贴照相机的遮光布，祖母对他说：
“怎么样，你付不付四分之一的音乐费？”摄影师连头也不抬，回答说：
“音乐又当不了照像。”
“但是它能唤起人们对照像的兴趣，”祖母反驳说。
“恰恰相反，”摄影师说，“音乐使他们回想起已故的亲人，结果照出的像都是闭着眼睛的。”乐队指挥插嘴说：
“使人闭眼睛的不是音乐，那是夜里照像时闪光灯晃的。”
“就是音乐搞的，”摄影师坚持说。
祖母制止住他们的争论，对摄影师说：“你不要太贪得无厌，别忘了参议员奥·桑切斯给你的好处，多亏他带来了这些乐师，”她态度很强硬。“要么你就付钱，要么你就去单干，让可怜的小埃伦蒂拉承担这所有的费用是不合理的。”
“走就走，”摄影师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一个艺术家。”
祖母耸了一下肩膀，转过身，按着帐本上的数字，给了乐队指挥一叠钞票，对他说：
“二百五十四首曲子，每首半个比索，再加上星期天和集市日的三十二首，每首六十分钱，总共是一百五十六比索零二十分。”
乐队指挥没有接钱，他对祖母说：
“应当是一百八十二个比索零四十分，那些华尔兹舞曲的价钱要贵一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曲子很悲伤。”
祖母迫使他收起那些钱，对他说：
“那么这个星期你给我演奏些快乐的曲子，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乐队指挥不明白她这笔帐是怎么算的，不过他一边算着这笔糊涂帐，一边收下了那笔钱。这时候，那股令人恐怖的飓风几乎把帐篷掀掉，在风过后瞬息的宁静中，传来几声猫头鹰悲凉的叫声。
埃伦蒂拉为了遮掩自己的慌，不知做什么才好。她锁好了钱盒，藏在床底下，但在她把钥匙交给祖母的时候，祖母发现她的手在发抖，就对她说：
“你不要害怕，有风的夜晚总是有猫头鹰的。”祖母尽管这样说，可看见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准备离开时，还是有些胆怯，就对他说：
“要是你愿意，你就在这里呆到明天天亮，今天夜里死神被放出来啦。”
摄影师也听到了那猫头鹰的叫声，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亲爱的孩子，我喜欢你，”祖母又说。
“那么我就不交音乐费了，”摄影师说。
“啊，不，这不行！”
“您看，您谁都不喜欢吧。”
“那你就滚！混小子！”
祖母感到受了莫大侮辱，直到埃伦蒂拉帮助她躺下，她还破口大骂摄影师：“狗杂种，他怎么能了解别人的心思。”埃伦蒂拉没有心思理会她，因为风静的时候，猫头鹰正在紧迫地向她呼唤着，而她还在这儿犹豫不定。祖母躺下时还是按着以往的老规矩：让埃伦蒂拉给她扇风。她吩咐着：
“你明天要早点起来，在人们到来之前给我烧好洗澡水。”
“是的，祖母。”
“抽空把那些印第安人的脏衣服洗了，这样下星期我们就可以再多扣他们点钱了。”
“是的，祖母。”“要好好睡觉，别累着。明天是礼拜四，是这个礼拜里最长的一天。”
“是的，祖母。”
“给鸵鸟放点食。”
“是的，祖母。”
她把扇子放在床头，在骨灰盒前点了两支蜡烛。祖母已经睡着了，可还给她下着那没用的命令。
“是的，祖母。”
埃伦蒂拉知道她不会再醒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帐篷外狂风怒吼，但是埃伦蒂拉这一次又没注意到这使她不幸的灾风。她本能地对自由的渴望战胜了祖母的咒语。远处又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她离开帐篷还没五步远，就碰见了摄影师，他正在往自行车的货架上捆行李，摄影师那表示支持的微笑使她镇静下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摄影师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也不付音乐费。”
埃伦蒂拉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表示告别。然后朝田野里跑去，她下定决心，朝猫头鹰呼叫的地方跑去，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回，祖母立即报告了地方当局。当祖母把参议员的亲笔信展示在那位军人镇长眼前时，镇长立刻跳下吊床。乌里塞斯的父亲也等在门口。
“见鬼，你怎么让我念信，我又不识字，”镇长喊叫着。“这是奥·桑切斯参议员的亲笔信，”祖母说。
镇长二话没说，拿起放在吊床旁边的步枪，命令他的部下集合。五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跳上了一辆军用小面包车，朝边境方向驶去。一场大风把逃亡者的足迹乔得干干净净。镇长坐在司机旁边，后排座位上是乌里塞斯的父亲与埃伦蒂拉的祖母，其余每个座位上坐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宪兵。
在一村镇附近停着一队卡车，车箱上蒙着防雨布，躲在车箱里的人掀开雨布，用机枪和步枪向面包车瞄准。镇长问第一辆卡车的司机看没看见一辆装鸟的农用小卡车。司机拉长声音回答说：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走私的。”
镇长看见了那些乌黑的枪口，就微笑着举起胳臂朝他们喊道：
“至少你们不好意思在大白天运行。”
在最后一辆车的保险杠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我想你，埃伦蒂拉。”
他们越往北开，风势越大，空气也就越干燥，又热又呛，他们全都喘不过气来。
祖母第一个发现了远处的摄影师，他正艰难地蹬着自行车，头上围着一条手帕。
“那个混小子是一个帮凶，”祖母指着摄影师的背影说。镇长命令一个宪兵下去抓住那个摄影师，他对宪兵说道：
“你抓住他，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一会儿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