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悲剧：中西文化内在困境的审美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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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是西方古代的一个主要美学范畴，以后也历久不衰。
悲剧一词在西方文化的语用中包含三层意思：（1）作为一个戏剧种类；（2）人类生活中的悲剧性；（3）对悲剧性进行文化观念把握的悲剧意识。在西方文化肇始的古希腊，悲剧最典型地体现了现实的悲剧性和文化的悲剧意识，因此，从古至今往往一词三用。但中国现实的悲剧性和文化的悲剧意识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以戏剧来表现的。刘鹗《老残游记·自序》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于《西厢》，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因此在中西的理论比较时，我们一律准确地用“悲剧意识”。
和谐是文化最理想的一极，悲剧性则是最现实的一极，和谐使人充满了理想和希望，悲剧性却把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展示给人们，这儿只有最严酷的事实和最绝望的痛苦，任何文化都有和谐，都有现实的悲剧性，只有成熟的文化才有悲剧意识。
第一节 悲剧意识的定义和中西形态
一、悲剧意识产生的条件
悲剧意识的产生得从人类的悲剧性谈起。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归结为挑战与应战，这恰好很适合用来说明人类的悲剧性。挑战，即人的生存受到根本性的压力和威胁。应战，即人对这种根本性的压力和威胁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冰河期结束之时，欧洲大陆上冰川收缩，大西洋的气旋地带再度向北移动，使非洲草原出现了逐渐的干旱过程，当地狩猎居民的生存受到了挑战。他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追随他们所习惯的气候环境和他们的猎物向北或向南迁移；二是留居原地，靠他们所能猎获的不怕干旱的生物勉强过活；三是仍留原地，但通过驯化动物和从事农业来寻求生存。在这场对付干旱的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不改变居住地点，也不改变生活方式的人灭亡了。那些没有改变居住地点而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由猎人转为牧羊人，逐渐成为亚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那些愿意改变生活地点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人，一些随气旋区的北移而向北移动，其结果在无意中遇上了新的挑战：北方严寒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没有倒地失败的都在身上产生了一种新的适应能力。另一些人向南撤退到贸易风区域。这里热带的单调气候令人昏昏欲睡。有历史意义的是，有些人对干旱挑战的反应是既改变了居住地点，又改变了生活方式。正是这些人从即将消灭的亚非草原上的某些原始社会中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和苏末文明。[1]在汤因比看来，只有最后一种算是应战。汤因比的应战，意味着：（一）应付了挑战；（二）借着挑战使自身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人类就是在对挑战的应战中诞生的。然而，我们现在已无法从各种选择的行动本身和行动后果上判断其性格的勇怯，意志的强弱，思虑的深浅。那些留居而走向灭亡的人，可能有更强的意志，更大的毅力，更深的自信，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过更勇敢悲壮的斗争。给人的生存带来根本性威胁的挑战本就具有非常规性、非预料性，它的出现是在人的已有知识和认识能力之外的，它对人的把握能力显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另一方面，人对挑战的斗争并不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斗争，而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斗争，人们的斗争武器是生存本能加知识加信念。这种斗争的精神力量或曰指导力量具有一种超理性的性质。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相加就是人类的悲剧性。人类的悲剧性决定了成功的概率性，一些人在悲剧性中失败、沉沦、灭亡，一些人在悲剧性中诞生、前进。历史的必然性就是在无数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非洲的干旱诞生了埃及文明，洪水的灾难冲刷出苏末文明，热带森林的压力逼迫出了玛雅文明，海洋的挑战卷托起了米诺斯文明……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挑战与应战的悲剧性中诞生的。但悲剧中的诞生远不是一劳永逸地摆脱劫难，玛雅文明终于被热带森林所吞没，锡兰文明在灼热的平原上死去，皮拉特文明和巴尔米拉文明遭沙漠围灭，复活节岛文明在海洋的威力下消逝。文明就诞生于不断的挑战与应战的悲剧性中，文明的成长仍然是一串串悲剧性的挑战与应战。重要的差别是，在文明的诞生中，挑战与应战主要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文明的成长中，挑战与应战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更主要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在阶级与阶级、社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史就充满了多样性的挑战和应战。有城邦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斗争：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有各城邦之间的斗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古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之间的斗争：三次波希战争。看看四大文明的兴衰史，再看看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史，人类在夺取财富、领土、荣誉的行动中有过多少悲剧性的崇高精神，在保卫自身、抵抗侵略的奋斗中激起过多少壮烈的悲壮情怀。文明就是在挑战和应战的悲剧性中夭折和成长、沉沦和前进的。
现实的悲剧性并不一定就随之产生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对现实的悲剧性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对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有一种正确的感受和把握。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很容易使人对悲剧性进行一种宗教的把握。宗教使人在现实的悲剧性面前保持一种超然的宁静和虔诚的坚定。成功了是主的荣耀和恩宠，失败了是主对吾人的考验，或是对自己以前罪孽的惩处。如果自己毫无过失，那就是祖先的过失，或前世的过失，或始祖的原罪，自己则为之赎罪。自己应当无所怨悔地接受失败甚至毁灭。在这种宗教把握中，约伯的牛羊被人掳去，儿女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他泰然处之：“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又得了重病，全身长满了毒疮，仍毫无怨言：“难道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不也受祸么？”[2]亚伯拉罕要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献给上帝的时候，心池没有荡起一丝情感的漪涟。
悲剧意识的形成需要一种理性的前提，只有理性才能使人驱散宗教的超然和麻醉，使人直面严酷的现实，使人深切地感受到现实的悲剧性。在第一批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形成了巨大的理性主义潮流，产生了众多的世界性的哲学家，从而也建构起了完整的悲剧意识。在古希腊，其代表是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中国是《诗经》中的悲诗和《楚辞》。
理性是悲剧意识产生的前提，只有沿着理性之路前进才会抵达悲剧意识，但悲剧意识的产生却是对理性叛离的结果。人对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一句话，对现实的悲剧性进行理性的思考，想从理性上予以把握。但人生的悲剧性是理性所把握不了的，理性是建立在一定的时代的人的实践力量的总和之上的，受历史局限的，人生的悲剧性却有超时代的性质，它本是时代难题的暴露。想把现实的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的时代理性，当然解释不清本来就解释不清的事情。狄克逊说：“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3]须补充一点，作理性把握既未成功，在理性氛围的主潮中又回不到宗教把握上去（宗教也以信仰的方式把困惑解释清楚了），这时候就能产生悲剧意识。而文艺以其既非逻辑所能穷尽，又非信仰所能容括的特性，恰好成为悲剧意识的载体。
在某种意义上，悲剧意识是反哲学和宗教的，但它不是反文化的。悲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哲学和宗教一道，服务于所由产生的文化社会，只是与哲学和宗教比起来，它具有更大的促使文化更新的力量。
二、悲剧意识的定义
如果要对悲剧意识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似可说，悲剧意识是由相反相成的两极所组成的：（一）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这种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二）同时，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这种弥合也意味着对挑战的应战。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4]这里就暗含了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严肃，即陷入了困境，受到了挑战；一定长度，意味着把这种困境给予艺术的形式化。人给困境以一定形式，人就把握住了这种困境。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穷”、“郁结”即陷入困境，而《离骚》的写作，又给这种“忧愁幽思”以一定形式，把握住了这种情感。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效果是通过恐惧和怜悯之情的激发而达到一种情感的净化，主要是从悲剧意识的弥合功能讲的。钟嵘《诗品序》说：“凡斯（现实的悲剧性）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使贫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也。”也着重在弥合功能。由悲剧意识（一），即其暴露困境的功能，使人们对现存的东西产生怀疑和询问，这是悲剧意识具有的推动进步的力量。由悲剧意识（二），即其弥合功能，使人们对困境产生一种韧性的承受力，这是悲剧意识具有的保持文化生存的巨大力量。由悲剧意识（一），它是反哲学（理性、统一、逻辑），反宗教（信仰、统一、道德）的；由悲剧意识（二），它又是弥补哲学和宗教的。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始，能够完整地发展到今天，并成为人类前进的火车头，与它有成熟的悲剧意识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能够毫无间断地延续到今天，也与中国文化具有成熟的悲剧意识是分不开的。成熟的悲剧意识意味着文化的悲剧心理机制的确立，它使文化能够顺利地应付成长中的悲剧性。
人类的悲剧意识是由暴露和弥合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功能场所组成的。具体的悲剧意识因其具体的原因或偏于暴露这一极或偏在弥合这一极，但都处在这两极的作用范围之内。初看起来，似乎西方悲剧意识偏于暴露困境，中国悲剧意识重在弥合困境。从形态学上看，这也是不错的，但重要的是，应从中西文化的性质差异和悲剧意识对文化应起的作用来看待中西悲剧意识的形态差异。
三、文化性质与中西悲剧意识的形态
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文化的成长，从而文化的性质决定着该文化悲剧意识的形态。西方文化是一个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从古希腊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与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真是真，假是假，来不得滑头；欧几里得几何，公理、定义、求证、推理，绝不容含糊；实验科学更是钉是钉，铆是铆，都充满了一种刚性。荀子说：“强自取柱。”（《劝学》）柱，折也，断也。太硬的东西就容易折断。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毁灭和新生的历史，文化的重心不断转移，希腊、罗马、威尼斯诸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学说也是不断地一个否定一个。浮士德的追求精神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黑格尔的哲学思辨也反映着西方精神。西方文化不就是在不断的追求，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发展前进的吗？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帮助文化成长的西方悲剧意识的形态。它描摹故事，是悲剧；强调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英勇的抗争；它的结局是毁灭，往往是双方的毁灭，以尸体加尸体落幕。在否定前进的文化中，只有悲剧能弥补哲学、宗教的不足，使人承认毁灭，询问毁灭，不断发展。黑格尔说，在双方的毁灭中是绝对理念的胜利。西方悲剧是有助于西方文化的进取性的。
与西方不同，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它的政治理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型，而是一种保存型的文化：“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文化的气质与西方比起来，显为一种柔性，一种韧性。荀子说：“柔自取束。”束即放不开，没有超越性。中国文化本身就不需要超越，不需要标新立异，就是要“束”，要稳定，要延续，要保存。为了使这种保存型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悲剧意识是柔性的，是内心的、情感的，是悲诗。中国的悲剧意识作为悲剧意识也暴露文化的困境，也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强烈的询问和怀疑。但作为文化的悲剧意识，它又弥合着这种询问和怀疑，与文化的其他意识一道，保存着中国的保存型文化。
中西悲剧意识虽有着形态、特征、内容、韵味的差异，但二者都同样具有悲剧意识的两种功能（暴露困境和弥合困境），也都同样地帮助着各自文化的生长，在悲剧意识与文化的关系上，二者也是同构的。下面我们就从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最热的问题：爱情（性）与求知来看中西悲剧意识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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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86～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2]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226～2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212页。
[4]《诗学·诗艺》，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