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后记,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辛勤写作的书稿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本来应当是令人欣喜庆贺的事情，可是我却不然。每当一部书稿即将付梓刊行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会涌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怅惘之感。因为每一部书稿都记录了我在学术道路上跋涉的足迹，而这足迹或深或浅，或正或斜，都无不唤起我对那艰难的跋涉过程的清晰的回忆。回忆总是向后看的，而向后看总是令我不由自主地产生深沉的自责：如果这一课题可以重做的话，我一定会做得更好！——至于是不是真能做得更好，那只有天知道。

选择“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作为研究课题，对我来说，纯属偶然。198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韩兆琦教授领衔，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实践与文学风貌”。课题申请报告是由我构想的，最后由韩兆琦教授和系里的其他两位青年教师尚学锋、于翠玲一起修订而成。在这一课题中，我们将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实践大致划分成三大块，即政治活动、文学活动和日常生活。我负责“文学活动与文学风貌”这一部分，其中包括文人集团、文人交往和文集刊行三个方面的内容。1990年年初，当我撰写完文人集团部分初稿时，我偶然得知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正在主编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力图“开阔视野，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这一想法和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不谋而合，使我顿然有“先得我心”的感觉。经过一番接洽，我索性把我的研究课题缩小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承蒙傅先生慨允，同意纳入这套丛书。于是，我另起炉灶，重新构想，用了将近8个月时间，在1990年年底，完成了十多万字的书稿。

如果说，这部书稿的写作几乎是一路绿灯，犹如“春风得意马蹄疾”；那么，这部书稿的出版却赶上一路红灯，正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先是“大文学史观丛书”在出版了第一辑以后，莫名其妙地流产了。我的书稿在出版社尘封了两年多，又完璧归赵，回到了我的手里。后来有幸得到几位朋友的赏识，多次想将我的书稿收入他们编辑的各种各样的丛书中，但都一次次如梦幻泡影，未能实现。在这多般磨难中，最值得纪念的是1995年年初，有了一次几乎成功的机会，促使我将书稿从头至尾增删修改了一遍，成为现在奉献给读者诸君的这个模样。直到1997年年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以这部书稿申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承蒙基金会评委们的青睐，在1997年6月23日，我接到基金办公室的一函，通知我书稿已获资助，这真是喜出望外！佛经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我这么一个除了笔耕别无所长的书生来说，救书一命，岂非也是胜造七级浮屠？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会的无量功德，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化事业的历史丰碑上。

当然，正如我在拙著《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一书的后记中所说的，对这部书稿，我也仍然很不满意，因为毕竟它还是在“浮躁的心性”下写出的“浮躁的作品”。所幸的是，在我的书稿修订完成以后，就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问题，出版了一些断代专题研究著作，足以弥补我的书稿的不足。仅我所拜读过的，就有胡大雷先生的《中古文学集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集中详尽地研究汉末至隋的文学集团；欧阳光先生的《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细致入微地研究了宋元时期的各类诗社；张宏生先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廖可斌先生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分别深入精辟地研究了宋代的江湖诗派和明代的前后七子复古派、复社等文学流派。此外，陈宝良先生的《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系统地研究了古代中国的各种社与会，资料翔实，视野开阔，也是不可不读的好书。而韩经太先生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北京：中华书局，1987），对宋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也有精到的论析。

如果说我的书稿在上述这些煌煌大著中还能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便是因为，本书采用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以生动而丰富的例证、精细而明辨的论析，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基本类型及其构成方式与文化功能，并着重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这一视角的采用应该说还是相当新颖的。我想，本书还是可以给读者诸君一些有益的启发的。杜甫有言：“著书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倒希望本书的“得失”不仅我“寸心知”，还能得到读者诸君的严厉批评。

是为记。

1997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