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反对佛、道及其他危及其既得利益的势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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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我们知道，为了铲除一个既得利益不在儒学的阶层，唐代一直在竭力抑制旧士族。另一方面，又建立科举制和学校，使官宦子弟和有志向、有作为的平民从儒学中获得利益。由于儒学造就忠臣、孝子和顺民，于是统治家族的安全便有了保障。所有这些努力，恢复了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只要统治阶级中这两个利益集团——皇室和儒生阶层大权在握，就绝不会允许任何严重危及其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的社会变革。
由于唐代离佛、道及风雅文学在知识生活中的统治时期不甚远，免不了受它们遗留下来的影响，尤其是在门阀士族残存之际。除此之外，有些帝王一旦高枕无忧，就会对儒生所界定的单调的明君生活不满。譬如，有些人沉迷于女色，缱绻于风花雪月，纵情于诗歌音乐；有些人向往长生不老或死后进天国。所有这些，在两个方面危及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这种情况可能使僧侣、道士、宦官、妇女、优伶等弄权，从而削弱儒生阶层的权势。另一方面，这些穷奢极欲的帝王生活，可能耗尽帝国的财富，引发平民叛乱，破坏维持着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社会秩序。所以无论何时，只要那种非儒生的冒险家一在朝廷得宠，儒生阶层就会发起反对他们的斗争，并试图将之摧毁。唐史中，这些斗争故事比比皆是。为了清楚地展示儒生阶层在这些斗争中如何捍卫其既得利益，我们在此将援引一些最重要的历史记载来加以说明。
唐高祖（618—627）武德七年，儒臣傅奕上疏。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吓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至有身陷恶逆，狱中礼佛，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其徒矫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窃主权……西晋以上，不许中国髡发〔30〕事胡。至石苻乱华〔31〕，乃驰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齐襄〔32〕尤足为戒。〔33〕
继这次上疏之后，傅奕又呈上另一份更为痛切奏章。虽然遭到当朝宰相萧瑀的反对，但毕竟说服了皇帝。两年之后，皇帝下诏废弃佛、道之学。但结果由于他禅位于其子太宗，故而这项诏令未能施行。
太宗即位，有一次问及傅奕为何攻击佛法，傅说：
佛，西胡黠人尔，欺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国，而奸儿幻夫摸象庄、老以文饰之，有害国家，而无补百姓也。〔34〕
虽然太宗并未着手镇压佛教，但史载他是赞赏傅奕上疏的。实际上，由于他和他的儿子高宗（650—684）成功地恢复了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佛、道并未对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构成充分的威胁。高宗殁后，他的遗孀凭着自己的美貌和精明，从她的儿子手中夺取了帝位。由于她同一个和尚的风流韵事及其他的原因，她成了佛教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女守护神，使得嫉妒的儒生莫可如何。她任命一个被疏远的和尚担任政府要职，向百姓征收额外赋税，广饰佛寺与佛像，激怒了满朝文武。尽管她并未屈服于朝臣的压力，却使她左右为难。最后，她被儒生阶层所推翻。其后的两位皇帝：中宗（705—710）和睿宗（710—713）效法武后。下面，我们看看儒生辛替否是如何劝谏睿宗的。
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业，忽先帝之化。……造寺蠹财数百亿〔35〕，度人免租、庸数十万〔36〕，是故国家所出日加，所入日减，……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人怨神怒，亲忿众离……享国不永……陛下所见也。……而营寺造观，日继于时，道路流言，计用缗钱〔37〕百余万。……百姓何所活？三边何所输？民散兵乱，职此由也。〔38〕
睿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儒生阶层的襄助下，能干而风流的玄宗即位了。他任命能干的儒生姚崇做宰相。姚在接受任命前，要求玄宗清除朝中所有女皇及公主家族以及宦官，禁绝营造寺庙道观，以便有可能儒化政府。玄宗应允了，所以僧侣的人数减至12000人。〔39〕这就使得玄宗开元统治的头29年可与贞观之治一样，备受称颂。但在他的晚年，他渐渐厌倦了受刻板的儒生监督的生活。比如，儒生们请求他疏远美女、曲意奉承的宦官与优伶以及信奉左道邪说的和尚道士，他却狂热地爱上了一个美妾。为了使他的爱情生活更加愉悦，他鼓励当时所有的高雅艺术——音乐、诗歌和舞蹈。为了取悦他的情人，他耗尽国库，还养虎为患，以至丧位。
在儒生阶层的襄助下，玄宗之子肃宗（756—763）即位。这个皇帝兼信佛道，但程度不如他的继位者——代宗（763—780）那样深。后者被两个倾向佛教的宰相王缙和元载说服，在这两人的庇护下：
繇是禁中祀佛。……引内沙门日百余，馔供珍滋，出入乘厩马，度支具禀给。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锡与，不知纪极。胡人官至卿监〔40〕……势倾公王，群居赖宠，更相凌夺，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虽藏奸宿乱踵相逮，而帝终不悟，诏天下官司不能箠辱僧尼。〔41〕
佛教盛行之时，自玄宗末年以来国家的内忧外患暂时平息。王缙告诉皇帝这是信佛的结果，皇帝对他深信不疑。结果满朝文武倾心事佛，全然忘记了朝廷的职责。宋祁记载：
群臣承风，皆言生死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大历［766—780］政刑，日以堙陵。由［王］缙与元载、杜鸿渐倡之也。〔42〕
读完上面的记载，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为什么儒生阶层深恐梁武帝的故事会在代宗身上重演。这是对统治阶级的巨大威胁。于是，这些佛教的拥护者最终被逐出朝廷，而且由于猛烈攻击儒生阶层而受到严厉惩罚。下一个皇帝德宗（780—805）即位后，对僧尼、道士深恶痛绝，激励了儒生阶层对这些异端的斗志。因此，当李叔明请求削减僧尼及男女道士人数时，彭偃便请求对这些与儒生阶层和皇室在剥削农工上竞争的纯消费者们下达更彻底的禁令。由于道教当时的影响锐减，彭偃更加妒忌僧尼。他上疏皇上：
今道士有名亡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僧尼帑秽，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乱人甚。……夫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故贤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税，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43〕
所以他提出所有的僧尼及男女道士都必须纳税，并强迫他们劳动。但与裴伯言相比，彭偃还算是温和的，裴甚至要毁弃所有的寺庙道观，令众僧尼和男女道士还俗，生产粮食绢布，缴纳赋税，服劳役和兵役。
也许由于佛教在当时社会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德宗并未实施这项建议。但由于儒生阶层的不懈努力，佛教衰微的时机逐渐成熟。至于使佛教声威一落千丈、至少是大为降低的，在官场和知识界中贡献最大的人，乃是杰出的儒家韩愈。出身儒生的政治家李德裕，对于削弱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功不可没。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予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