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精神的分化和个人写作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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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日渐多元的文化格局中，知识分子和写作者自身境遇的变化导致了他们之间深刻的精神分裂。上文所谈及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就是这种分裂的第一个显在标志。这场论争虽然早已终结，但裂变却仍在继续和深入。持“拯救”和“解构”两种对立立场的论争者在放弃对峙和对话之后，或许正在各自默默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但偃旗息鼓本身即表明了持人文理想者对哗变的存在主义者和以“反抗精神专利”为合法性口号的“解构”一族的无能为力。在今天，已很少有人再提“坚守”、“担当”、“理想”和“批判”一类字眼了，也许正应了有人所预言的那样，“人文精神”这个“最后的神话”终将化为泡影成为历史旧梦了。
分化的结果之一是导致了散乱的无序状态。多元化的局面虽然正是人们所渴望已久的，但这种多元却并没有形成真正良好的“生态”，因为它不是“有机的多元”，这种多元甚至还不如“二元对立”式的格局。最明显的表现在小说中，在1995年以来所发生的两个热点现象这里，“现实主义的复兴”同“个人写作”的“新状态—晚生代”（包括女性写作）就呈现了这种互为游离互为隔膜、相去霄壤的分化局面，它们已全然不同于此前在80年代后期曾互为联通互为呼应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的那种互补关系，而出现了精神上深刻分裂的两极趋势。虽然从叙述风格上看，它们都采取了适应读者的较为朴素的写实话语，但从所关注的对象、所表现出的价值选择看，却是完全不搭界的，一边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主流文化空间的边缘处找自己的立足点，暧昧而骑墙式地试图在公众和主流权力两边都得到认可，一边则完全面对个人生存空间，彻底砍去写作主体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使之成为个人欲望与私人经验的言说者（如何顿、朱文、张旻、邱华栋等）；一边泪水涟涟（有人作了统计，在《大厂》中出现的哭泣或流泪的场景不下二十余处），一边嘻嘻哈哈（《我爱美元》把父亲戏弄得哭笑不得，“我”用了一整天的工夫试图诱使父亲这个“老哥们”一同去玩三陪女）；一边语境沉重，一边却充满嘲弄；一边试图表达今日社会心态中普遍的忧患与无奈，一边则一味追逐着个人经验和欲望的喜剧性呈现……而且，这种精神差异的悬殊并没有导致艺术的同步消长，甚至还相反，沉醉于私人空间和个人欲望者小说却越写越具有精巧多变的结构和迷人的阅读魔力，而关怀时道者却又普遍存在精神暧昧粗糙浅表和雷同的毛病，这种精神与艺术的反差，同时限定和削弱了两者的精神品位和艺术质量。
在诗歌中，分化的现象虽由来已久，但在80年代形成的“主流—中年—权力”诗坛同“边缘—青年—地下”诗坛的二元对立格局中，后者曾以其对当代文化自觉的责任感，以其在艺术上的新鲜与锐利，以及不断积聚的“不平”之气，屡屡对前者发起冲击，它们以强烈的启蒙与解构的双重主题与文化英雄的气质，最终获得了在诗歌内部的某种“权力”——当人们在指涉80年代的诗歌时，无疑已将它们当作了经典文本；然而在90年代的普遍的“个人化”写作中，尽管有许多诗人曾言称这正是写作的本然状态，尽管从文本建设的意义上他们也取得了诸多进展，但从内在的思想与精神气质上，我们却看到了严重的“落空”与“失重”的局面，分化导致了诗歌灵魂与力量的弥散和飘失，到处是布满着唯美和感伤气息的关于爱情、梦幻、死亡和书斋中孤芳自赏的自言自语。
在批评界，分化的躁乱和无序是最明显的。在80年代，批评尽管也不无浮躁和趋时，但共同的信念却使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推动文坛和自身的替变进程中高扬了历史、人文与艺术的精神原则，而在90年代以来，批评不但呈现了个人圈子的分化，其内部机制也出现了分裂，如批评与研究的疏离，当下批评对文学史经验的疏离，观念对材料的疏离，个人情绪对普遍学理的疏离，人文立场与批评方法之间的疏离，阐释与判断、褒扬与批评有机联系的疏离，等等，这种种内在的分裂导致了批评本身的弱化、浮华和蜕变，批评由此已变成了“商品命名”、“年度审计”、“友情出演”、“争吵谩骂”和“语词杂耍”。很显然，当前文坛整体精神的分化乃至种种衰变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化？
越出此在遮蔽的唯一方法是寻索历史的流脉。事实上，分裂的种子早已埋藏于80年代，尽管我们常常是以某种“怀旧情结”去回眸这个年代的辉煌，但90年代的这种分化局面正是80年代文化格局的衰变形式，是80年代的“文化后遗症”，是在新的语境中我们由于文化理性的匮乏而未对上个年代的文化策略予以清理和合理调整的结果。简单地说，这一文化格局的惯性衰变过程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在80年代以启蒙为核心的政治化语境中，文化分立的基本格局是“新”与“旧”的二元对抗，针对旧的意识形态习惯及其话语权力，变革和“解构”的一方是通过前后两种互相连体交叉的策略去进行文化实践的，一是甚为激进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贯穿在文艺创作中就出现了80年代前期一系列庄严和悲剧风格的主题与现象；二是通过喜剧式的反讽嘲弄对原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予以“软性清除”的文化策略，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就出现了8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反文化”、世俗化、喜剧化和反讽化的主题与现象。也就是说，80年代文化变革的基本方式是“硬性的批判”和“软性的解构”两种策略。到了90年代，文化语境由原来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启蒙主义渐变为更具商业文化特征的个体主义与存在主义，价值准则与哲学背景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这一情境中，旧的意识形态习惯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土壤，不再具有真实的权力，处于“空心”和“退席”的位置，由此，原有二元对抗情境已经瓦解，而原有的文化进步实践的两种方式内部的不和谐性质也逐渐暴露了出来，衍化成了另一种对立，并且出现了自身的分解。原有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渐渐分化为一味“追新趋后”作惯性滑动的一派和具有怀旧的启蒙情绪、试图重建传统“人文精神”的一支，其中后者又因其在当代语境中表现出的怀恋传统道德理想或反思文化激进主义后果的精神趋向而逐渐被指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这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呢，还是迫于某种文化情境的不得已？）；而原有的持喜剧反讽策略的“解构派”则不断进行惯性的滑行，对包括“重建人文精神”的努力在内的一切传统价值进行继续的“软性消除”（或不予理睬），完全应合以欲望和享乐为特征的商业文化情境。
商业文化语境对原有启蒙主义语境的消除与替代，使得上述文化立场互相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内部也存在着裂变与矛盾，很难予以单面的价值判定。这就给我们判断当下的分化状态带来了困难，比如，当“边缘化”、“私语化”和“个人写作”所对抗的是原有旧式意识形态中心的时候，这种边缘化就是合理的、先锋的；但当个人写作所张扬的极端化私欲已把矛头指向了基本的社会道义和精神理想的时候，它是否还是合理的和先锋的呢？在我们的时代，哪一种文化立场是更具有实践意义的立场，更能有助于历史和精神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以什么标准来判定呢？）是王蒙等人所推重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平民主义（他曾以王朔式的“躲避崇高”在当代商业性“文化民主”情境中的合理性来象征式地指认这种立场），还是张承志、张炜等人所主张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精神抵抗？（1995年众多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学人作家大都持此批判平庸下滑、呼唤理想崇高、重建终极关怀的“精英”式文化立场）是不断以下滑的姿态，张扬个体的欲望，消除一切道德与精神禁忌（这差不多正是“新生代”个人写作的文化倾向），还是以无奈的哀伤关注芸芸众生的生存艰辛，书写“转型期”社会的种种疑惑与问题？（这大约也是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写作立场）我们时代语境的过渡性、双重性、相对性和暧昧性，决定了我们判断的模糊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