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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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最初在中国出现是在80年代初，当时的译介者虽然翻译了这个词，但关于它的含义到底是“现代主义之后”呢还是“后期现代主义”则颇多争议。出于当时的语境，学术界和创作界所关注的“热点”还是现代主义——仅仅是现代主义在当时就足以“先锋”得令人狐疑和恐惧了，至于后现代主义为何物，人们还不大可能去认真考究。1985年9月至12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其他学术机构的邀请来华讲学，他演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其“商品化了的广告、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汪洋大海”、“模仿与复制”的“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特征构成了他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2)自此，“后现代主义”一词才开始较多地为中国学界所谈论。
较早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来指涉当代中国文化现象始于诗歌领域，因为用这种理论去比附1986年前后崛起的“第三代诗”的“反文化”、“平民性”、“反崇高”等特征似很有道理，但马上就有人对此表示了否定，宋琳说，“什么后现代主义？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也还没有真正出现。”朱大可则说，“是有后现代主义诗，但它是伪后现代主义诗。”(3)到80年代末，开始有人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来涵盖和描述新崛起的先锋小说，但言之闪烁，亦未引起广泛注意。直到1990年，才有王宁等人重提这一命题，归纳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六大后现代主义特征：二元对立的消失；意义与价值中心的扩散；纯文学与俗文学界线的消失；戏仿、模拟；情感零度；反讽，等。(4)这样的概括固然可以与西方后现代理论家对西方文化现象与特征的论述进行对证，但仔细看来，其中的每一个特征又都不具有当代特指性。换言之，这些特征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都可能找到对证，因此，这种定性又失之简单。之后，又有王一川、王岳川、张颐武、陈晓明等学者，在介绍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同时，对“先锋小说”、“新写实”乃至“王朔现象”等近年的当代文学实绩进行了更为广泛和细微的探讨，并多方面论述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以此为标志，人们似乎已开始相信，当代中国已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流向，或者甚至干脆就如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了一种“后现代语境”。
然而，提出事实和逻辑上的疑问仍然是轻而易举的，这种疑问包含了对“后现代主义”事实可能性与合理性的双重怀疑。我们毕竟只是在很短的历史时空区间内来审视近年的文学现象的，许多误读和假想的对应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西方学者似乎也从未承认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已拥有后现代主义，包括亚洲在内。“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毫无例外地几乎仅限于欧美文学界。”这是杜威·佛克马所下的结论。他甚至明确地说，“……西方文化名流的奢侈生活条件似乎为自由实验提供了基础，但是后现代对想象的要求在饥饿贫困的非洲地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那些仍全力为获得生活必需品斗争的地方，这也是不得其所的。”“也许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来，‘后现代’这一术语现在也用在一些生活水准较高的地区，例如日本或香港，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仍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文学传统。……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5)显然，在佛克马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对应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的文化（包括文学）景观，同时，它又是针对着一个固有的现代主义文化传统的，是一种历史的否定逻辑，它不仅是接着现代主义文学而来的，而且是与之逆向相对、背道而驰的。而这些条件，无论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其他地方都未真正具备。
因此，说到底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存在，首先并不是一种价值意识和文化精神的历史性变更，而是一种“话语的模拟”，某种意义上以“后现代性”来审慎界定，或许还有些道理，但断言中国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与文学，显然还为时尚早。而且这种认知除了中国当代作家和理论家的某些“主动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种历史性的“巧合”，即中国当代权力文化的解构运动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在表征上的某种重合状态。换言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权力文化的解构过程中的话语解放、转型、逃逸、失范、无确定性、接受的消解、个性的扩张、破坏的意向等现象，把价值中心、意义中心的解体所带来的文化的“无主题”流向、变异、轻飘、流失、边缘渗透、反中心主义逻辑、反讽语境、痞子文化的放大等效应，当成了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文化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巧合和误读”。但事实上同样作为一场解构主义运动的后现代文化现象——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又不容置疑地与中国当代的文化解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对于两者来说，解构的对象，其文化属性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文化无限的个性、意义、深度、精神神话和语言的乌托邦等终极追求的反拨，这种现象是现代主义自身扩张至困境而自我崩溃的后果；中国的文化解构是语言的极端政治中心化、价值形态脱离客观物质基础所导致的自我瓦解。它的本体与西方现代主义除了价值取向与话语风格的乌托邦追求（又是何等不同、相去万里的乌托邦啊）这一点上的相同之外，几乎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的现代主义是对个性主题和寓意深度的极端张扬，而中国当代政治中心主义文化恰恰是以对个性的否定，主题深度的定向规范为特征的。因此，否定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那里，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导致了一场平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在我们这里，否定的结果首先是一场以先锋作家与理论家的诞生为标志的现代主义运动，在这种“先锋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真正的鸿沟。因此，任何将中国当代文化的解构现象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等同判断都是虚妄的，缺少现实根据的。但是，在话语的解构与运作过程中，就其失重、逃逸和边缘化特征而言，它们却又是近似和重合的。
另一个表层相似同时又有内在不同的基础，是人的理想的崩溃。杜威·佛克马曾描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人文观，“后现代主义世界是长期的世俗化和非人化过程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条件，而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在科学的影响下，从生物学到宇宙论，人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念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以致终于站不住脚，甚至变得荒唐可笑了。”“人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而绝不是宇宙的中心。”(6)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先驱尼采虽然曾发出“上帝死了”的宣言，但人本主义仍然作为某种神话为他们所坚守，而一百年以后，以福柯为代表的当代理论家们则毫无避讳地宣布：“人死了。”这样也就意味着当代西方人的存在哲学抵达了人类精神探索的最后地带。这一结论意味着人们对任何人为的神话的拆除，对任何终极意义的彻底怀疑。与之相似的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也感验到了一次人的终极理想的崩溃。在随之而来的越卷越大的经济、物质与商业的狂潮中，这个政治的神话以其徒具外在空壳的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文价值与话语方式的奇妙而强烈的反讽状态。在透示着强劲的异己力量与物化色彩的商业氛围中，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本精神与价值也已成为洪水中飘摇不定的浮物与覆舟。尽管所肢解的母本与原物是不同的，但肢解的方式以及所造成的效应却是十分相近的。
显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这个命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理论的幻象，一种误读。但是它毕竟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和先锋文学思潮内部的一种分裂和蜕变，这种分裂与蜕变主要表现在“走出启蒙中心，走向消费民间”这一重大转折上。很显然，这一转折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明当代文学正在彻底告别昔日的意识形态模式，并真正走向它应有的本然状态——民间，同时它也正朝着世界范围内的最为趋新的方向不断迈进。它以敏锐和激进的形态瓦解着当代文学的一切成规和过时观念，使之呈现出一种当代活力，这在当今的“新生代”小说以及“先锋诗歌”和“先锋小说”的余脉中都可以看出。朱文、徐坤的小说、伊沙的诗歌都强有力地表明了这种新鲜而敏感的解构性因素。与此同时，小说正在日益成为个人性的艺术形式，它变得更加接近人的情感、人性和存在本身；而诗歌则几乎已将其运作空间完全转向了民间，而今民间诗歌报刊的数量早已是官方诗歌报刊的许多倍，“好诗在民间”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另一方面，走出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当代文学其“先锋”之内涵的变迁，它在解构一切的同时也解构了它在80年代的启蒙主题中心，解构了人文知识分子彪炳道义、批判社会的责任心，并使文学越来越受控于商业法则和大众消费口味，使之自动消除了向上的品位、精神的高度，使之一味沉溺于生存的琐屑和平庸而不再具有向善的理想情愫，使之一味凸现游戏和娱乐的生活场景而不再有超越表象的本质的追问和思考……这一切，都注定了当代文学在不断求变趋新的“惯性滑动”中的失落和下降。
从上述意义上看，批评界所制造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幻象，在实质上不过是为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所苦心寻求的一个“合法”性称号罢了。因为在当代文化与文学思潮变迁的“唯新论”逻辑的支配下，人们总以为“新”就是先锋，就是优越权，“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世界文化与艺术思潮中当然是最新，因此用它命名便意味着赋予当代中国最新的文学现象以合法性和权力，并且在这一名称下，降低写作的精神高度以投合市场法则所操纵下的大众趣味也被描述为“与精英文化界限的消失”，“游戏”、“痞性”和轻薄为文也被界定为“反讽”和解构主义立场，何乐而不为呢？事实上，在这些现象表面的激进态度与策略下，掩盖不住它们平庸和保守的实质。新历史主义小说后期的游戏叙事，表面上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观念，而实际上则与历史上无数商品化通俗化了的“大众历史消费”文本更为接近，“个人化写作”在最为敏锐地触及私人生活场景与经验的同时，也远离了富有社会责任与理想精神的“宏伟叙事”，这是前趋呢还是倒退，上升呢还是下降？
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幻象所指涉和描述的这场解构运动所带来的显在的悖论和负面的效应，使我们有理由采取抵抗的策略。它在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生机、更新和发展的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瓦解和溃败。回顾80年代以来它的运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在它的第一个逻辑阶段，即文化语意对政治语意的解构与替代阶段，的确是富有成果的，它给我们的文学与文化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动和生长时代，我们亦曾因之对文学的未来抱有无限的希望与憧憬。但很快，在它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进入操作和收获的时刻，我们就很快发现这是一场过于天真的梦幻。一方面旧的文学和文化观念仍不断以异己的价值判断对它作出拒斥，另一方面更由于经济相对于政治的超前发展所带来的商业化氛围和价值准则的解构与动摇，使它很快便处于被打倒和否定的位置，一场“解构的解构”运动一夜之间犹如陡涨的洪水弥漫而来。的确，正如许多后现代理论家们所阐述的，它以其无所不在的渗透与瓦解力量破除了多年以来使我们的文化畸形发育、不断向着偏执的政治语意中心的狭小胡同作自我捆束的困境，为文化和语意的寻找自由与归返家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与空间。但是一个不可拒绝的文化悖论也随之摆在我们面前，这场文化解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十几年前结束的那场文化浩劫之间，不也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吗？就连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们也对此不无忧虑：“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与分解主义盛行不约而同在进行着本世纪最轻松而又最可怕一项工程——‘拆除深度模式’，他们把我们指向一个没有着落的轻飘飘的空中，我们除了在那里游戏，除了怀疑和空虚还能干什么呢？”(7)
回顾先锋文学的历史，不难看出，它的真正使命在于对政治意识中心所辐射出来的主题与叙述中心及其话语权力的不断深入逼近的反叛和解构。一旦这个过程完结了，它就应重新为自己定位，并调整它在历时逻辑上过于“激进”的策略，否则它就将陷于自我迷失和瓦解的境地。近年来它的“外观的消失”就已表明了这一内在的文化逻辑。事实上，我们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回到80年代的文化起点上，同时也应更认真、更真实、更纯正地重历一场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它将在既不排除与新的所谓后现代话语的某些接通的同时，又从根本上继承了启蒙文化与文学以来的正义与理想精神、终极价值追求和深度语意建构等传统，从而创造出真正适合并推动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当代文化与文学，以在这个价值与信仰受到湮没与挑战的年代里，担负起守护和捍卫的历史责任，这并不是在构想一种旧式的神话，而完全是出于时代的需要。况且，即使它仅仅属于一种过时的理想，即使它完全是一种悲剧式的不可实现的文化抗争，它也应是一次历史的实践，是民族精神的真正张扬，而这种悲剧本身就将构成重大的艺术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