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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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在各个时代都将选择某些诗人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是的，我们已意识到了这种光荣。
——杨炼：《传统与我们》
一、背景：文化时代的焰火
总体上看，“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所对应的社会思潮背景还仅仅是一个“社会批判”的阶段，启蒙主题基本上也停留在社会与人性的层面，最基本的社会正义、民主权利、人格尊严和人性自由是它们刻意表达的内容。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开禁步伐的逐步加快，不但“五四”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传统被重新确认，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哲学与理论方法也得以大量译介。长期禁锢于一种庸俗社会学氛围中的当代中国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当他们的视野一旦打开，马上便沉浸到一种“节日狂欢”般的兴奋与激动之中。相比于简单阶级论、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视角，充满人性内涵、人文情怀、知性智慧、科学发现、心灵感验等等丰富内涵的文化哲学思维，无疑是再一次照亮他们智慧和灵感的启蒙明灯。
随着学术界对西方近代以来各种哲学思潮与文化理论的不断译介，尼采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弗莱等人的文化人类学、原型理论，以及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渐次对文学研究与创作发生影响，甚至在兴奋之中，一些学者还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模糊思维”等自然科学方法也引入到文艺领域，进行“联姻”的试验，“他们认为：新的科技革命已经冲击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三论’的引进势在必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还在走向一体化，数学和诗最终要统一起来……”(1)这种事实上并不足取的“科学主义”文艺观，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方法热”的年代里文学观念极大的开放性，说明了文艺界蔓延着的一种文化开放背景下的兴奋与激动。在上述背景下，文学创作中的“文化热”，便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事实上，文化意识的萌醒在80年代初的创作中就已露出了端倪，以杨炼等人的诗歌和老作家汪曾祺等人的小说为标志，当代文学已经开始了从社会学、阶级论的当前眼光和表象“现实主义”的立场，向历史文化、民间传统和古老风习为表现对象的转移。尽管在以“伤痕”和“反思”为主流的当下语境中，这类作品的深远意义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在此后的创作中，这一新的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与视角，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作家。1982年，一批富有历史与传统文化蕴涵的作品如《人生》、《黑骏马》、《商州初录》、《那五》等相继问世，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开始显示出这一视角的优势与潜在的巨大前景。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些作品正是“作家们不满足于仅仅对人物的心灵作横向的时代概括之后而试图将其与纵向上的历史追索结合起来的产物”(2)。它们标志着整个创作界意识的一个转向。
1985年，在新一轮的西方文化思潮译介热和国内理论批评界掀起的“新方法论的研究热”(3)中，转向传统与历史文化的创作流向获得了一个更为成熟的背景与时机。经历了1983年到1984年“清污”的暂时冷寂之后，整体社会环境在1985年呈现了进一步的宽松的局面，文化开放步伐得以迅速加快，许多学者开始运用新的文化哲学理论，如神话学、人类学、发生学、“文化圈”理论、地理环境说、民俗学等等理论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中就可以窥见这种研究热潮的局面。另外，一些文化研究的专门性书籍、丛书也陆续出版。），何新、刘小枫、谢选骏，包括比他们更早产生巨大影响的李泽厚等人的文化哲学著作，成为这个年代里最走俏的热门书籍。在这种背景下，敏感的文学界不甘居于人后，很快便通过一次简单的集合(4)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帜，使寻根文学成为一场运动，亦成为整个文化哲学思潮与运动的一部分。从稍后韩少功等人的“宣言”中，我们亦可以看到他们身后所矗立的一个文化开放与文化自觉的背景。一方面，西方现代哲学、文化、美学与文学的各种理论学说得以源源不断地引入，“介绍一个萨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会引起轰动”(5)，“舶来的大批洋货，从电动剃须刀到萨特哲学，应有尽有”(6)，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突然打开，又使得掌握了当代文化视角与认知方法的作家们急于寻找新的观照对象，建立自己的审美对象与话语空间，并显示自己作为启蒙思想者与文化领袖的才能与价值。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被重新发现的领地而重新上升为认知的核心。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领域中，才能显示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自身对历史文化的独立的判断力、建构力及其独立的人格与价值。这样，就形成了“1984年文坛的基本态势”：“一些具有先锋精神的小说家的思维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正在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7)
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之所以对文学中“民族文化复兴”这一神话充满了自信，其原因还来自另一个成功的印证，这就是在60年代曾震惊世界、在80年代又因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席卷中国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示。马尔克斯同先于他获奖的米斯特拉尔、阿里斯图亚斯，以及和他同期介绍进来的拉美当代优秀作家博尔赫斯、略萨、胡安·鲁尔福等都是因为执著于本土文化创作，从民族古老传统中汲取题材、灵感、智慧与力量而获得巨大成功的，而拥有古老文化传统和同样在近代遭受到殖民侵略的中国，差不多同拉美国家具有同样的文化境遇，因此，当代中国作家深信，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发掘传统文化遗产而获得辉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