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上升还是下降？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引言 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上升还是下降？,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武断的逻辑设定，但某种神会的冲动，使我对这样一个逻辑充满了迷恋。虽然作为“知识”和作为“认识论”与“世界观”的“启蒙主义”与“存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8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几乎是作为知识来进行传播的，还很难构成真正的思想要素，更难以生成具有自主意识的认识论与世界观。但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它是以最快的速度与最简单迅捷的逻辑，进入了一种知识的赛跑与观念的追新。从有如“狂飙突进”一般激进疯跑的80年代，到经历了巨大的精神震荡与文化颓败的90年代，如此含义丰富而且暧昧的剧变，假如我们要用一个宏观的思想脉络与历史逻辑来对其进行描述的话，除了使用这样一个逻辑关系，还有什么更清晰和传神到位的表述呢？
因此，这一冒险也许是值得的，如同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开头所坦言和断言的，“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谈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对十八世纪文学的反动，和这一反动的被压倒……”(1)历史中就是如此充满了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也充满了悲剧性与必然的精神衰变与转折。我意识到，“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这也许不是一个我能够驾驭和说得清楚的哲学命题，但却有可能是一个最有文化和精神的辐射力、最为传神和有效的命名与表述。
一、作为先锋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与“存在主义”
作为对当代诗歌运动和小说现象的某种指代，“先锋派”、“先锋文学”多年来已广为学界和批评家们所谈论。但综观已有论述，悉为对某个具体流派、群落和现象的指称，如在诗歌领域主要是指80年代后期以来具有实验倾向的青年诗歌群落，后来又有论者将之扩展延伸为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当代诗歌中的创新一族；在小说领域，“先锋派”则基本上是指1985年前后声名鹊起的马原、洪峰等人，及其后崛起的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新潮青年作家。假如要从根部梳理这一词语，“先锋诗人”一词早在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1981年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在校学生的徐敬亚，在他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中，就相当自觉地使用了“先锋”一词来描述“朦胧诗”的特征，指出“他们的主题基调与目前整个文坛最先锋的艺术是基本吻合的”(2)。这里“先锋”显然是当前文学的“前沿”或“开路者”之意。兹后至迟在1984年，“先锋”一词作为一种方向和旗帜就已出现在诗歌中，这首诗即是我们在开头所引用的骆一禾的《先锋》(3)，这里“先锋”之意显然也不是出于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比附，而是对中国当代诗歌自身“使命”的一种体认。1988年前后，“先锋诗歌”一词开始较多地为创作界和评论者所使用。徐敬亚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圭臬之死——朦胧诗后》中将北岛、顾城、江河、杨炼、舒婷、梁小斌称为“引发全局的六位先锋诗人”(4)，朱大可在他的《燃烧的迷津——缅怀先锋诗歌运动》一文中亦将朦胧诗传统正式“追认”为“先锋诗歌”(5)。兹后，“第三代”的写作者也开始以“先锋诗人”自称。这样，“先锋诗歌”实际上便成了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的新潮诗歌的一个总称。
在小说中，“先锋派”称谓的出现似稍晚(6)，所指亦相对狭义，在特指马原之后的新潮实验小说时有比附于法国“新小说”的意思，但“先锋”一词实仍取其“前驱”、“探索”、“实验”之汉语语义。本书中，我倾向于把包括上述现象在内的各种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变革相关的创作现象和流向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互为呼应、互为变延的整体来考察，将其作为贯穿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历史变革过程中的一股不断求新求变的思潮来认识。在当代文学业已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变革历程、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的今天，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我以为认真地回顾、梳理、分析和评判这一思潮是不无意义的。
历史的巨变不是空穴来风，本书之所以把当代文学的众多新异现象看成是一个整体，是基于对诞生在70年代历史深处，又在八九十年代形成了波澜壮阔之势的一场文学变革运动的整体性认识之上的，是基于对这一运动背后所潜隐着的在思想与艺术流向上的同一性与历史逻辑性的整体把握之上的。“先锋”在本书中不是一个固有和既成的静态模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与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相对立的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在内涵特征上，它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表现在对既成的权力话语与价值观念的某种叛逆性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而且这种变异还往往是以较为“激进”、集中和规模化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在文学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变革的因素是永远存在的，但“激变”却不常有，唯有一段时间中的“激变”，才构成“先锋”式的运动、景观或现象。
以“先锋”指代某种文学现象显然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种“比附”不无关系，关于它的西语词源及含义，有论者已专门探讨过，(7)这里不再详述。但事实上这一词语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运动中很自然地生长出的“本土性”的概念。“先锋派”在欧美文学中虽几乎是现代派的同义语，但并不常用。在中国80年代末期文学评论中的频繁出现，也并不绝对地意味着对西方文学的某种比附。尤其在诗歌界的使用，如前所述，则基本上是基于“先锋”这一词语的汉语语义和本土语境而言的。
在哪一种意义上确定“先锋”的性质？在以“前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当代文化情境中，在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流构造的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面前，“先锋”显然应具有相对确定的含义，也就是说，它的起点的定位应是现代主义性质的。正像几位青年诗人与理论家在一次对话中所说的，“中国诗歌所谓的先锋意义应该确立在现代主义的范围内来谈，这是我们关注先锋诗歌的原因。因为我们之所以关注先锋诗歌，是要通过它关注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8)。对小说而言也同样如此，先锋的首要使命就是要破除和改变由平板的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甚至庸俗阶级论所决定的“现实主义”独掌天下的局面，正像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在抨击现实主义小说时所不无偏激地指出的：“从圣·托马斯到安纳托尔·法朗士，现实主义的态度无不发挥于实证主义，我以为它对智力和伦理的任何升华莫不以敌意相对。我厌恶它，因为它包孕着平庸、仇恨与低劣的自满自得。正是它，于今诞生着这等可笑的作品……”(9)这种情形刚好类似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学的基本背景。因此，基于这样的定位，所谓“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但是这样一种理解又是不够的，尽管“现代主义”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多元可能性和历史发展性，但它毕竟又是一种侧重于审美方式、艺术风格或表现策略的定性，似未能从内部的思维性质上，全面地涵盖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思潮与运动的精神特质和历史脉动。在审视和把握这种精神特质和历史脉动时，我意识到，“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也许是一种最切近其本质和更富历史感的定性和逻辑描述。
何以要用“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这样的逻辑线索来涵盖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在使用这两个词语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某种粗疏和简单化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却同时使我感受到一种接近“本质”的清晰。当然，“启蒙主义”和“存在主义”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哲学概念，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范畴。在我看，它们不但是构成世界近代文化与当代文化本质不同的哲学基点，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与精神价值的变迁，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构成了深刻的逻辑对立，如：社会/个体、理性/非理性、理想/现存、彼岸/此在、信仰/怀疑、笃信/诘问、实践/追思、高扬/下落、光明/幽暗……等等，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构成了人类精神从近代的纯粹理性和理想主义的模式，到当代的怀疑主义与存在诘问的模式的深刻变迁。而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思潮的进变过程，又正是在“十年动乱”文化倒退的基础上，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思潮，以及西方整个近现代文化与文学发展进程的一次重历。因此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对这一进程的高度“浓缩”又使得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景观呈现了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巨大的跨越与转折。
还须留意的是，我在使用“启蒙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是在简单地套用西方作为历史与哲学范畴的启蒙主义思想的概念，而是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与80年代以来的文化实践出发的，它是一个“功能”范畴，一个“文化实践”的范畴，一个背景和一种文化语境。事实上，从功能的范畴看，启蒙主义在西方也不仅限于18世纪的法国，它是整个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确立过程中人类进步文化从萌生到确立的过程，从文艺复兴时期对抗神学蒙昧的人文主义，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全面设计近代社会以人的基本权利与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运动，再到19世纪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异化后果与灾难悖论的激烈批判的各种思潮，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与现象，所贯穿其中的一种最基本的文化精神，以及所起到的主要文化功用，在本质上都是启蒙主义的。一如勃兰兑斯所认为的，浪漫派“在方向上和十八世纪的主要思潮相一致”(10)。在当代中国，启蒙主义的概念又有了更新的含义，由于当代中国在封闭多年之后与世界现代文化的差距，那些具有当代特征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在中国也被赋予了某种启蒙主义的性质。换言之，最终能够在当代中国完成启蒙主义任务的，已不是那些近代意义上的文化与文学思潮，而是具有更新意义的现代性的和现代主义的文化与文学思潮，所以“启蒙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主义选择”便成为8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的文化策略。(11)同样，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存在主义”一词，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19世纪后期以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它在这里的相对性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完全是相对于启蒙主义以人文理性为核心、勇于担负社会正义与责任、以个人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它是个体的自觉，是“关于个人、关于自己存在的哲学”(12)，它不再倾向于社会、公众、理想、真理（社会道义上的）等绝对的价值，“群众乃是虚妄”，“为真理作判断的公众集会已不复存在”。从写作的方式上看，它更多的是强调关注个人内心、个体生命体验、个体生存状况，“去尊重每一个人——确确实实的每一个人”，“以个人的范畴标明我的文学作品之始”(13)。在风格上，则由于其虚无和幻灭的价值观而近乎于荒诞和反讽，这与启蒙主题文学的崇高、悲剧和庄严的风格也形成了鲜明对照。不难见出，以“个人化”的生存状态取代“公众”的精神理想，以个体叙事取代群体性“宏伟叙事”，也正是90年代文学相比80年代最明显的逻辑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