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修课： 多元的选择修课的要求作为美国最悠久、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哈佛大学不仅具有较为合理的招生录取体制，而且形成了扎实和系统的授课制度，为学生提供了开放而又多元的选课体系。哈佛一贯强调其非中心化的结构和体制，10所研究生院对学生的要求并不一致，而且同一研究生院内不同的系科也会有不同的制度。比如，文理学院一些系的学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后就可以参加资格考试；对人类学系的国际学生来讲，如果研究的地区正是自己的国家，那么就没有掌握工具语言的要求。而在我所在的内亚研究系，我就不可以仅用中文来满足系里对博士生语言方面的要求，因而不得不学好几种语言。再比如，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招收大量的硕士生（共有800名在校生），但是也有极少数攻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博士生（每年仅招10名）。这些博士项目的要求完全不同于文理学院，他们既没有多类语种的要求，也没有口试，而是要上交很多专题论文，然后通过对这些论文进行答辩，由评审委员来确定某一学生的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虽然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内也有硕士班项目，比如东亚研究的硕士项目（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可能是文理学院内最大的，但是硕士项目并不是哈佛培养学生和教学的重点所在。1此说法并不适用于哈佛的三大专业院校，尤其是商学院，其重点项目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MBA），每年招收500名学生。这和牛津的导师制相比，差别不小。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差距远远超出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差别。时有发生的是，一些已经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在完成基本课程的修习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实在无法继续念下去。于是经所在的系科同意，学生可以得到硕士学位而离开原来入学的博士项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并非坏事。好歹不会出现如下这般惨象： 深陷文科某一博士项目多年，才猛然发现原来苦苦攻读的学业并非自己倾心的追求目标。学生取得硕士学位而离开校园，另找出路，前景似乎更为乐观。近年来，哈佛的一些系科在培训博士生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学生递交的申请材料所反映的水平和实际水平有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生院录取学生时并没有经过面谈一关，于是，现在很多系决定在录取过程中采用的关键一步就是对优秀的申请者进行电话面谈。书面的申请材料并不能完全如实反映所有学生的求学心态和研究水准，真正的问题往往是在入学以后的一两年，学业陷入困境时才会出现。最近几年，媒体上登载过几起中国学生在美国顶尖高校攻读博士的过程中被学校勒令退学而不服的案子。事件的发生固然牵涉到诸多因素，但是不能不否认，中西博士生培养制度的不同，学生和导师、学校方面交流不顺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哈佛的学制哈佛采用的是两学期制（美国还有不少高校采用3学期制），这一学制还与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大学有所不同。9月中旬到1月中旬为秋季学期。秋季从9月的第3个星期一开始，课时一直到圣诞节前一周才结束。圣诞节和元旦之后是10天的复习应考期（reading period）。圣诞节和元旦，学生回家过节，可是，考试在即，放假并不能放松。学生总是扛着一大堆书和笔记，大包、小包的上路。如果圣诞节和元旦期间过于放松，那么节日后返校，期末考试和学期论文劈头盖脑而来，很可能措手不及而败下阵来。秋季学期的期末考试在1月下旬正式结束。学生稍作休整，春季学期即在1月底或2月初开始。2月初到5月下旬为春季，通常在3月底4月初天气转暖时放上一周的春假。春季学期在5月初结束，然后同样有10天的复习应考期，再就是期末大考和学期论文的提交。到了5月中下旬，整个学年一结束，大家就各奔东西——有的忙着找暑期工作，有的则享受长长的暑期。凡是体验过这种学制的人，大多认为这种学制，尤其是秋季的时间安排，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没人愿意带着大量的阅读材料和复习应考的书籍回家过圣诞节和元旦。这自然而然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在复旦上学时，期末考试总是一古脑儿地排在一块儿。每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时，大家如释重负。有的男生走出教室，大声呐喊，那声响在教学楼的长廊间回荡，淋漓尽致。不管当时的教育体制如何，每年学生都能安心而又轻松地回家过春节。2007年7月1日福斯特教授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她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对哈佛的学制进行改革。2008年年初，校方决定改变原来秋季学期跨圣诞节和元旦的做法。1http： //news.harvard.edu/gazette/2008/02.07/99calendar.html新的学制一改哈佛独特但是不变的旧学时，把开学的时间从原来9月的第3个星期一改为9月初。这样一来，秋季就能在圣诞节之前结束。而后就有3个星期的寒假。接着的春季从1月末开始，到5月中旬结束。毕业典礼会在5月?旬举行，比原来提前了大约2周。这种新的学制使哈佛大学内部各所院校的学时得到统一，并且和邻近的一些高校，如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塔伍兹大学（Tufts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时相符，给学生和教师带来了诸多便利。选课文理学院注册的日子通常定在9月的第2个星期三。注册时，拿到手的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是选课表和厚厚的课程目录（Courses of Instructions）。注册之后，学生即开始选课。记得第一次拿到这本厚厚的目录和简介时，研究了半天才明白该如何查阅和使用。看着五花八门的课程，真觉得学海无涯。每年9月中旬，新学年伊始，研究生们站在达德里楼（Dudley House）前注册的队列里，翻阅着文理学院厚厚的课程目录。对入学不久的研究生来讲，心里不禁涌起一股对新学年的新期望，而博士论文陷入僵局的G 9（研究生院九年级的学生）老生恨不得这是最后一次到达德里楼来注册。不管是刚进校的研究生，还是即将上交博士论文的准博士，每年开学时，大家必须注册才能保留学籍。哈佛大学人文学科的博士班学生入校后，在刚开始的两年内，必须修满16门与专业有关的课程，而且成绩至少达到B的水准。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以学生身份进入美国的外国学生必须是全日制（fulltime）的学生，必须修足课程。这就意味着，每学期必须修满4门课。在哈佛修课： 多元的选择在牛津和哈佛求学文理学院开设的课程多种多样，学生选课拥有很大的余地和弹性。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开学第一星期的“买课” （shopping period）传统。顾名思义，“买课” 事实上就是一个学生物色、了解和决定选修课程的过程。这一说法何时起源，不得而知，但是就目前教育商业化的大形势下，这一贴切的说法道出了学生选课的心态和现今的校园文化。开学的第一星期，校园内人头涌动，很多学生按自己的兴趣，有效地利用第一堂课来收集有关课程的教学大纲（syllabus），了解教授的授课意向和课程的要求，对课程轻重和难度做出比较以便做出明智的选择。开学第1周，学生往往不会在某一堂课上从头听到尾，而是了解了大概以后，急勿勿地跑到另一教室收集其他课程的信息。教师往往事先精心备好教学大纲，一开课就分发给兴致勃勃步入教室的学生。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还会在第一堂课上尽量发挥自己的教学风格，突出自己这门课的特色。对一些针对本科生开设的课程，开场白尤其重要，如能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就会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而对研究生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导师开设的专业研讨课，往往非修不可。“买课”期间，除了亲自收集一手材料以外，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是买课时的另一重要商业特征。为了使更多的学生了解本系开设的课程，有的系科不惜使用商业广告的策略来增加课程的知名度。比如，哈佛的社会学系近两年对本系的课程采用广而告之的措施，使修社会学系课程的人数增加了50%。1Harvard Crimson， February 2， 2007.哈佛的研究生选课的自由度非常大，可以跨系、跨学院，甚至跨学校选课。比如，哈佛大学和邻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就有跨校选课的合作制度。2这种跨大学的选课制度在波士顿一带非常普遍。麻省理工学院和威尔斯里女子学院也有学生跨校选课的便利。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镇和威尔斯里镇之间有一段距离，为了便于学生往返选课，校方为学生提供了班车，每个小时都有免费的班车在两家校园之间来回跑。开课和选课较大的自由度来自科目设置的多样、齐全，而且有关某一学科，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对某一专题，不同的学科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自由选课制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哈佛一流的师资，挖掘潜力，发挥兴趣，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研究兴趣，拓展学术视野。这种富有弹性和自由度的选课制度给教师和学生带来很大的空间，同时，这一开放的体制也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莫大的挑战。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较大的选课自由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选课的机会，选好课、选准课，最大可能地充实自己的求学经历；而无形中，任课教师就有备好课、上好课的压力，努力使自己的课在“买课”期不受冷落。这种选课制度和牛津的研究生一进校门就由指定的专一的导师引入学门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不同于中国高校的上课风格。回想当年，如果复旦有类似于哈佛的选课制度，我们当时也就不至于在课堂上打那么多盹了！刚入校的新生往往雄心勃勃，踌躇满志，选上5门甚至更多的课程，但是很快就体会到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做法。通常一门课每星期有3小时的课时，分两堂课来上。除了定时上课之外，课后还有大量的阅读任务和定期上交的论文。其实，同时修4门课的学习任务就很重了。对国外学生而言，如果英语还磕磕绊绊的话，那么刚开始两年的课程确实紧张而又辛苦。研究生的课程大体分为大课（survey course）、研究讨论课（seminar）和会议式课程（conference course）。大课基本上为本科生开设，但是不少研究生也会修习。这三类上课形式中，和国内现行的本科生课程最为接近的是大课，以教授每周两次的讲座为主。哈佛的大课与之不同的是，除了每周听教授的授课之外，还有由助教主持的每周一小时的课堂讨论，讨论的内容则基于教授的讲座和阅读材料。据说，研究讨论课的形式源于德国。Seminar对应的拉丁词为“Seminarium”，原义为苗圃，策源地1D.P.Simpson， Cassells New Lation Dictionary，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2， p.545.Seminarium的英文翻译为“plantation nursery”或“seed plot”。，顾名思义，即为孕育思想之处。现在，这一课程的运作形式是所有选课的学生必须完成指定的阅读材料后，再在课堂上参加集体讨论，教授起着引导和评论的作用。会议式课程则要求更高，学生必须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课堂上，学生轮流向同班同学评论、分析课程材料，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后和在座的其他同学讨论，而任课的教授往往只是会议的主持人而已。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的知识面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这是一种比较全面但是又不失重点的教育方式，博士生所受的裨益也反映在后面将要提到的大考制度上。和牛津一对一的导师制相比，哈佛的制度是先要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广博的阅历和知识面，以使其具有开放的思路和视域。只有学业进展到一定程度时，学生才能选择专题研究。虽说学生选课有很大的机动性，但是并不失限度。每一学期注册之后，学生大约有10天的时间来决定本学期要修的课目。具体操作的程序是填好选课表（study card）后，得到导师的签字，上交教务处。从理论上说，以欧洲中世纪史为研究专题的学生有选修商学院课程的自由，而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生也可以选电脑软件设计的课程，但是，如果选的课程和专业相差太远，导师不会予以批准，除非学生能道出欧洲中世纪史和工商管理的课程之间，或是中国历史和软件设计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导师批准这一程序是用来确定学生选课的合理性，给自由选课制度一个适量的监控。近年来，一些大学赋予本科生自由选课的最大空间。罗特岛州（Rhocle Island）的布朗大学提供了更为机动的专业选择制度，引起了越来越多教育者的重视。国内的复旦大学已经开始考虑为新入学的本科生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选择专业。原来入校前定专业、专业定终身的做法显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不少人倡议，大学新生不必这么早就决定专业，学生应该拥有任意选课的自由。另外，某门课程过去在学生中的影响和授课教授的声誉往往会使大批学生慕名而来。虽然名声并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哈佛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以及与此一脉相承的“品牌”课程，确确实实为培养学生、保持师承传统，为学术研究开辟新的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充分展现了大牌的研究型大学的绝对优势。以中国历史为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可能无人不知《中国通史》和《清史档案研究》。这两门课早年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开设，后来又由孔菲力（Philip A. Kuhn）教授承接，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迄今经久不衰。而本科生中，人人皆知的就数政府系桑德尔教授开设的中心课程（core course）《正义论》。每年秋季学期，有上千学生选修这门课，在桑德拉剧院内学生济济一堂。这一公共课的场面相当壮观，不论是教学的环境，还是学生踊跃参与讨论的热情，不论是超长的学生注册人数，还是桑德尔教授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上课技巧，在哈佛都是数一数二的。1http： //my.harvard.edu/course/colgsas3753；
https： //courses.fas.harvard.edu/~blogs/justice2007/选课过程中，很多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广泛参考的是一份课程评估的辅助资料，即每学年一度在大学内编辑出版的本科教育委员会指南（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Guide，简称“CUE Guide”）一书。书中包括学生对每一中心课程（相当于国内80年代的本科必修课之类）的详细的评估情况，从任课教师的授课技能到课程阅读材料的分量以及助教的教学能力等等。研究生的选课显然注重专业研究的需要，修课时要尽量为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大考（general examinations）打好基础。如有可能，修课的过程中得到相关专题的启发，甚至得到博士论文选题的灵感，这将对几年后构思博士论文的专题大有裨益。由于我的研究兴趣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尤其重在西藏和汉地的交往史，因此，我进哈佛的第一学期就毫不犹豫选了恩迪科特教授开的《中国的中亚边疆史》一课。课上，恩迪科特教授从秦、汉时期汉地和边疆民族的冲突和融合一直讲到当今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从而通观中国汉地和中亚民族的关系史。由于她的研究专长是蒙古史，尤其是元朝统治中国汉地的行政制度，因此她的课非常注重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视元和清两个朝代汉人和蒙古、满族以及藏人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这门课主要是为研究生开设，但是也允许个别已经有中国历史背景的本科生选修。我们一周上两次课，每次课时都是一个半小时（哈佛研究生的课时大都是一周上3个小时的课）。星期二由恩迪科特教授来做讲座；而星期四则以周二的讲座和每周指定的阅读内容为基础，教授主持学生讨论。恩迪科特教授对课程的设置简单明了。上课时，她手持几张卡片，把课讲得主题明确，思路清晰，把复杂的汉地和边疆民族关系史剖析得有条有理，而且把中国历代汉人和边疆民族的关系按朝代阐述得一清二楚。偶尔讨论课上出现冷场时，她及时介入，有时会转移论题的重心，有时会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介绍，使我们的讨论能继续进行。由于修课学生的研究兴趣不尽相同，而且来自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年龄相差也很大，因而分析问题的切入点也就各异。大家往往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边疆史展开讨论，阐发的观点往往是五花八门，互不相同。这种讨论课使我完全挣脱了原有的读史实的框架，时常感到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此外，我还选了史伯岭教授（Eliot Sperling）开的一个藏学研讨班。1藏文分书面和口语两种。当时，由于哈佛大学尚未聘定藏学研究的终身教授，于是请来印第安纳大学欧亚大陆系的史伯岭教授来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同时物色合适的人选。史伯岭教授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屯分校的欧亚大陆系，那一年到哈佛来担任访问教授，接任阿里斯教授离任后的藏学教职。阿里斯在任时，哈佛曾决定聘任他担任终身教职，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在史伯岭教授接任这一教职的同时，哈佛的文理学院正计划继续聘任藏学的终身教授。史伯岭教授上的这堂藏学课是我的专业课，集中阅读和讨论与藏学研究现状相关的学术著作。 我们这一研讨班大约有10个学生，阅读的藏学论著包括默尔温·戈斯坦 (Melvyn Goldstein)、汤姆·格伦夫 (A. Tom Grunfeld)、斯妥德 (Heather Stoddard)、珍妮·嘉索 (Janet Gyatso)、杰夫里·霍布金斯 (Jeffery Hopkins)、塔勒尔·怀里（Turrel Wylie）和中国学者王辅人、索文清有关西藏通史的汉文著作，还有史伯岭本人的文章。大家事先都备有所有的阅读资料。每星期教授会指定阅读的书目和章节，要求每个学生都得完成阅读任务，对相关的议题做深入思考，而其中有两个学生在课堂上要对阅读的材料做重点发言，对本星期重点阅读的文章进行评解。评解之后，大家开始讨论，而史伯岭教授本人在课堂上主要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也不时加入讨论。一学期下来，每个学生至少都有两次重点发言的机会。这种研讨课是哈佛和其他研究型的大学共有的一种研究生授课方式。在这种研究讨论班上，师生在同一平台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和讨论。没有任何人的观点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来霸占讲台。教师的观点并不一定会得到学生的赞同，而学生也不必全盘接受授课教师的观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一说用在这里似乎特别贴切。课上，学生无所顾忌，各抒己见，在研讨中取长补短。在这种氛围里，学术讨论是师生参与的共业。不过，任课教授的生活阅历和研究经验毕竟要比学生丰富，在研究讨论班上教师重在给学生应有的指点，以确保讨论不会偏离主题。对刚进哈佛研究生院上课时的感受，杜维明（Tu Weiming）教授曾作过描述。他写道：“我特别喜欢哈佛教授组织研讨班的方式，这为学生提供了畅所欲言、自由而又平等讨论的平台。教授并没有获取知识的优先途径，作为资深的学者，他们为学生提供的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引导。”1Tu Weiming， My American Experience： First Impress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Harvard China Review， Vol.1， No.1， Spring 2004.杜维明教授的原文如下： “I particularly liked the way seminars were conducted.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was a thoroughly egalitarian enterprise. Professors did not have privileged access to knowledge. As more experienced scholars， they provided guidance for students to conduct their own research.”杜维明和李欧梵这一辈学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读哈佛，距今已有40年，可是，60年代的授课风格保持至今，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型大学的绝对优势。当然，和本科生相比，研究生选课的机动性很大，选课往往因专业而异。我的另一专业课就是藏文。来哈佛之前，在牛津和阿里斯博士那里仅仅学过藏文的基本文法，而史伯岭教授（其他任课教授也是这样）在这里教藏文采用的根本不是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而是一步登天。西方的“或学会游泳，或沉溺”式的教学理念，由此可见一斑。学了基本的文法，学生就得依靠字典来阅读故事，甚至藏文经典。记得那一学期结束时，我们已经试图在课堂上翻译《土官宗派源流》一书。学语言的进度之快，实在不可思议。另外，我还选了克利斯朵夫·奎因（Christopher Queen）博士教的一门大课，“佛教和社会变迁”（Buddhism and Social Changes）。选课的既有研究生，又有本科生，本科生比研究生要多。 课程主要讲的是佛教起源于印度，如何经过漫长的传播和演化，在亚洲和世界各处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发展和弘扬。这是一门新课，由于立意新颖，具有现实意义，修课的学生还真不少，坐满了塞维尔教学楼内的大教室。这门课除了一周两次奎因博士的演讲之外，还有助教主持的小组讨论课（section）。 小组讨论由宗教系的一位博士生安·汉森（Anne Hansen）女士负责，每周上1个小时。讨论课上，每个学生都会对论题有感而发。虽然不像研究生专业研讨课那么深入，但是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对佛教的现实意义实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小组讨论课也给学生一个机会，就教授授课时产生的疑问进行讨论、澄清。记得当时我还教大家就中国佛教的一些重要名词，如“华严宗”、“空”、“涅槃”的发音练习了一番。进入博士项目的第二年，我不仅跟藏学方面的教授丹尼尔·马丁（Daniel Martin）和范德康教授继续修课，同时还修了藏文口语课。其间，还修了永富正俊（Nagatomi Masatoshi）教授的“佛教对自然的视域”，以及孔菲力教授的“清史档案”课。孔教授上课结束之时，我写了廓尔喀战争期间的汉藏关系，采用的主要史料有《清史录》、《钦定廓尔喀纪略》、《宫中档》等，与此同时，在范教授修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听他介绍出版不久的一本西藏贵族家庭多仁（或称噶锡）家族的传记。他说，这本传记有趣的是不仅写了当时西藏政教的形式和背景，而且对西藏贵族与清廷的交往做了生动的记载。我立即产生极大的兴趣，开始关注和阅读与此有关的材料。后来，还和范教授开了一对一的阅读课，每周一次精读这部传记，并且讨论与传记内容相关的史料和参考文献。修课时的收获往往会超出课程本身。就我来讲，在修课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有了明确的方向，决定以多仁家族为题写18世纪汉藏交往的历史，尤其是着手分析西藏上层和清廷的交往，从而分析清廷治藏政策的实施和变迁。从最初对驻藏大臣这一议题的兴趣到博士论文课题的正式选定，完全受益于修课时得到的启发。如果修课、大考和博士论文的设计能够有机相连，那么博士项目的进展就会加快很多。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并不是不可能。我就是在修课的过程中，在范德康教授的启发下，开始构思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在大考之前就已经定了论文的选题和需要参考的主要档案史料。每一位任课的教师每周都必须为学生安排登门求教的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通常有两个小时。期间，学生可以到教师的办公室登门求教，咨询与学业相关的各类问题，提出有关课程的疑问和建议，用来弥补课堂上由于时间紧迫而无法提出和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就自己学业的进展和将来的计划征求教授的意见，得到指导和帮助。此外，如果教师规定的办公室时间对学生不便，学生还可以另约时间和教师见面。为学生专门安排办公室时间是教师应有的职责，而及时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是学生应有的权利。如果没有课外和教授接触、讨教的机会，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就有了限制，况且每个学生都有很多课外的需求，如从请求任课教授写推荐信到计划将来的学业，从阅读材料到解答疑难问题等等。学生不仅要提早约见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教授，及时征求选课和选择研究课题的意见，而且，同时向系科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时进行咨询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系里的行政人员并不能为学生提供专业研究的指导，但是他们之中也不乏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常常能为学生提供多方帮助，比如和以前毕业的学生牵线搭桥，建立学术关系网，这些帮助时常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还有来自高年级的研究生作为过来人所提供的经验也是缺之不知，有时他们的劝告更是价值连城，能使新来的学生免得走不必要的弯路。总之，广结善缘，建立广博的学术关系网能为将来漫长的学术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随着学业和研究的深入，经年构筑和编织的这种关系网会体现越来越高的价值。对在研究生院刚刚起步的学生，尤其是来自东亚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随时提问和及时咨询。每个系科的管理制度不同，如果学生本人不去主动咨询相关的信息，一般不会有人来直接把整个博士项目的要求以及程序一五一十地告知学生本人。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基础教育背景，东亚学生对求学、深造，尤其是师生关系的态度和西方的教育传统大相径庭。通常，东方学生知道的很多，思考得也很深，但是比较沉默和内向，由此失去了很多珍贵的机会，甚至走了不少弯路。这种紧张修课的学生生活要整整持续两年。两年内修满16门课之后，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就得着手准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即俗称的“大考”。因此，修满16门课仅是漫长的学术之路上迈开的第一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