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英伦离开复旦1990年夏天，我得到了复旦大学公派出国的留学机会，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的硕士学位。上海外国语学院11994年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人员服务中心为我代办了护照和前往香港与英国的签证，到了8月中旬，所有出国手续承办妥当。烈日下，我到邻近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取了护照，又蹬着自行车，急急回到复旦南区的研究生宿舍楼。我一边慢慢走上五楼，一边翻阅护照，里头盖有赴香港和英国的签证。当时香港的过境签证仍然由英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签发，签证上盖有“Peking”的印章，殖民遗风犹存。我得到的是香港太古—国泰奖学金（The Swire and Gathay Pacific Scholarship）。太古奖学金来自香港太古集团有限公司（John Swire & Sons Ltd）和其属下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 Ways）。香港的这家公司隶属于早年以海运业起家的英国伦敦的太古集团，旧称“太古洋行”。太古集团于19世纪初在英国利物浦成立，起家时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进出口公司，早年以国际航运贸易起家。20世纪20年代，太古的生意远及东亚，其中上海就曾是其重要的通商贸易口岸。后来，太古公司成为香港的主要上市公司之一，业务多元化，分为五个营业部门：地产、航空、饮料、海洋服务以及贸易与实业部门。太古公司的业务在大中华地区已有逾130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它被列为英国的第十大公司。太古—国泰奖学金已在东亚设立多年。1988年开始，太古公司决定，每年选派两位中国大陆的文科学生，一位来自北京大学，另一位则来自复旦大学，前往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 College）攻读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当时，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是姚刚先生。姚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身在商界，却依然不忘发展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事业。1987年，他决定把中国大陆的学生纳入太古奖学金的资助范围之内，每年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选派两位文科学生到牛津大学深造。1香港太古—国泰奖学金项目由董事长姚刚先生倡议，于1988年在中国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1992年。五年（1988至1992年）中一共录取了１０名中国大陆的在校学生前往牛津大学深造。太古—国泰奖学金项目为学生提供两年奖学金，攻读人文学或是社会科学（人类学、政治学、国际关系或是历史学等）的硕士学位，但是大部分学生完成硕士学位后，希望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是，太古也为这部分学生提供了第三年的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不管选中的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生还是年轻教师，这个项目都为优秀学生或年轻教师提供到海外深造的难得机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文科学生、学者出国的机会很少，而出国条件优惠的就更少。相比之下，太古奖学金不仅提供在牛津大学的全额学费和杂物费（包括人头税在内），而且每年还给学生提供充足的生活费，使学生能够在牛津安心求学。就当时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一贯满足于每月领取79元生活费的研究生来说，太古奖学金确实非常可观。由于英文能力尚有欠缺，太古公司决定让我在开学前一个月抵达牛津，参加牛津大学开设的英语强化班。按计划，8月底，我先从上海启程飞往香港，在香港逗留两天之后，再飞往伦敦。太古公司已经帮我订好了前往香港的机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到港龙航空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领取机票。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要踏上赴英的旅途了，想到即将踏上留学之路，一种难以抑制的成就感涌上心头。毕竟这一机会来之不易，而且从滋生出国念头到动身前往海外，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前一年夏天，连出国的想法尚未萌发，而现在却即将离开复旦。我甚至感到，眼前出国求学深造的机会似乎本不属于我，而是碰巧落到我的头上，或许这只是一种偏误。由于心理上没有丝毫准备，没有把握，所以几乎想回避眼前这一令人羡慕的机会。从南区宿舍楼的窗口往外看去，刚落成不久的复旦南区研究生宿舍楼一幢幢静静地排列在眼前。正值酷暑，南区非常安静，除了少数留在学校准备托福和GRE测试的学生之外，就是在烈日下劳作的民工。此时，充溢在我心口的全是对这片校区从未有过的依恋，复旦６年的学生生活真的要就此结束了。前往英国的托运行李不得超过25公斤，临行前我还特意在南区食堂的磅秤上过了秤，父母特意准备的行李包实在重，衣物和食品占了多数。虽然我反复解释，食物不能入境，但是他们仍执意往包里塞，一边装，一边说，国外的东西又贵又不可口，能多带一点是一点，在外能打牙祭。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辛辛苦苦培养我完成所有的基础教育，考上大学，又上研究生院，此时又要远渡重洋，不知道他们此时心中是何等感受！启程出发的日子转眼就来到了，记得那是1990年8月29日，星期三，一个晴空万里的夏日。行装整理妥当，和同学们挥手道别后，一辆大众汽车公司的桑塔纳出租车载着我离开了复旦南区，离开松花江路，驶往虹桥机场。两边的街景忽忽闪过，来不及回顾。当时我心中隐隐约约地感到，眼前的这一切将逝去不再复回，因此特别希望能紧握住那一切，竭力想挽留下那一刻。车子在虹桥路驶过，所有熟悉的身影和周遭的环境全都远远地撇在身后。此时此刻，我不再只有当时得知获取太古奖学金时的兴奋和自豪，而是有些喜忧参半。我在奔向另一国度，即将面对陌生的求学生活、未知的机会和崭新的环境，同时，我的内心又隐隐滋生出一种被流放的感觉，刹那间涌上来的所有这一切的感受实在难以言表，出租车并不是驶向机场，而是载我奔向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许多年后，回想离开上海的那一幕，心中竟然还是久久难以忘怀，烈日下的离愁充溢着微茫的希望。在那一刻，忽地，上海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一场景自始至终显得模糊，也很匆匆，但是随着时光的逝去，却又频频出现，我时时回想那种模糊依稀的意境，试图从中追寻任何清晰的记忆。如果说每个人生活中迟早会有转折性的一幕，那么对我来说，离开复旦南区就是这一幕。想不到，离开复旦，离开上海的那一刻，竟然注定了我此后要走的路。这一离开就是十几年，流放的感觉依然萦绕着心头，而回国的梦始终难却。那还是我第一次去机场。当时的上海虹桥机场空间狭小，显得拥挤不堪。机场的检票厅正在扩建施工之中，乘客似乎在一片建筑工地中检票。周围的那一切几乎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大城市发展的缩影： 在混乱中兴建和发展，而我就要在这般兴建和发展的混乱中离开了。把一只沉重的行李包托运后，手上仍拎着两件不轻的背包。父母和我站在检票的长队里，默默无语，只是注视着来来往往忙碌的旅客。终于轮到我了，海关工作人员反复翻阅我的护照，盘问更是无理。他们留给前往国外的人员，不管是学生，还是外出公干者，一种欠债不还的不安与内疚。而我却无暇顾及眼前的一切。我已被自己内心一股漂泊无定与惊慌无措的潜流所淹没，自问： 这就是我尽力追求和引以为豪的感觉吗？来不及说再见，母亲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挥挥手，随人流进入出关大厅，转身又和父母挥手道别。我环顾四周，电视屏幕上映现着各色广告，候机厅内整齐地排列着各类待售的高档商品，耳边响着用中英文交替播报的班机起降的最新消息。同行的旅客似乎都是经常出远门的，少见的几位同龄人，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满脸自信。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坐在那里等着，似乎有很多东西需要琢磨，可是又无从念起。眼前又闪过母亲眼里滚动未落的泪珠和父亲担忧的表情。从小到大，见过父母好多表情，但是在记忆里，我还从没见过父母脸上混合着的这两种表情。我心里明白，这种表情背后是担忧、牵念，还有期望。忽地，我才发现自己现在孑然一身，像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儿，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第一次，对眼前的光景茫然无知。我暗自说：“现在，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孤身闯荡了，我可得挺过这番惊慌无措与漂泊无定的心境。”第一站是香港。我对香港所知甚少，也没有切身体验，只是听说那是一个“花花世界”。上了国泰航空服务中国大陆的港龙航空公司的飞机，只觉得空间虽小，却是特别明亮，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乘客都在忙碌，放行李、安顿位置、调整靠垫、找杂志打发时间。大家先后安静下来后，空姐又开始忙碌，挨座位送饮料和点心。第一次坐飞机，眼前时空的变化，还有各类信息排山倒海般涌来，都来不及消化。我静静地坐着，一点儿都不想动弹，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听着机舱里流动的各种声响。随着飞机滑动，本来一直自以为强劲的身心随着飞机离开上海而变得敏感、脆弱和无助。前往香港的行程很快，转眼就到了启德机场。已是傍晚时分，放眼远眺，灯火通明。飞机缓缓地驶进跑道，一切都显得那么繁忙，感觉人们都在跑动中。我随着人流走出海关，就看到一位穿着国泰航空公司细细的红蓝条相间图案制服的小姐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有我的名字。我赶紧跑过去，我们相互问候，说着就到了取托运行李的地方。我把随身的背包往地上一放，就去找托运的行李，这位小姐警惕地用英语对我说：“你得小心！要知道这可是在香港！”（Be careful! Remember： this is Hong Kong.） 这是1990年8月末，香港夏日的夜空和上海一样，毫无遮掩，从海湾飘来的风，热气腾腾，粘在身上。到了香港，心中原本用来护卫身心的篱笆一下子不由分说，全散了架。别人说此行前途无量，可我却觉得举步维艰，如此无助和茫然。想不到，香港离上海竟是这么遥远。出了机场大厅，国泰航空公司的接机小姐帮我叫了一辆计程车，并把一封信递给司机。司机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之后，转身把我的行李放入车斗。我和那位接机的小姐说了声再见，没等我在车内坐稳，车已经行驶在灯光通明的路上。没有言语，默默地，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不一会儿，车子就到了我将要入住的酒店，司机又把接机小姐给他的信转交给前台。于是，酒店的服务生又把我和行李一起带到了15层楼。一路上我只觉得自己像一个邮包，被人转来转去，连香港那家酒店的名字都不记得。服务生把行李放在门口，帮我打开房门。我走进房内，打开灯。房间格外明亮，空调嗡嗡响着，很凉快，两张单人床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被褥一尘不染。我却感到自己失落在一个无形的空盒子里。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浴室，亮光从洁白的墙上反弹过来，使有限的空间显得更亮了。我推开淋浴间的玻璃门，手足无措地迈进去，心里怵怵的。那时，我很想逃避这个明明是自己渴求的境界，逃避眼前这种极为陌生的挑战，甚至威胁。我只想回家，只想见到一位老友，哪怕是一位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好。从浴室冲凉出来，我开始感到累。空调依然嗡嗡地响着，凉气越来越重。我只想躺下。床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我到处找毯子或是被子，但是没有。压在枕头底下，多半是可用的毯子，但是我又吃不准，不敢掀开，否则把褥子当被子，不就闹笑话了吗？我还是就在床上躺了下来，扯来被褥的一角，盖住身子。 想把空调调低一点儿，但又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在凉气中度过了很不舒服的一夜。早餐时间到了，我梳洗后就下了楼，在酒店的餐厅坐下，怯生生地点好早点，心不在焉地吃完，还不到九点。想起太古公司曾来电话说，一位关小姐九点来带我去置装、游海港，但大堂里仍不见她来。于是我又上楼，没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响，赶紧开门拿起话筒，果然是她。香港的街头热闹非凡，两人并肩行走时，很难听清彼此的对话。关小姐先带我到太古公司董事长姚刚先生的办公室。我面对他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他身前发亮的大办公桌和大片地毯，我几乎都难以听清他的话语。与上次在复旦参加面试时不同，这次和姚先生见面正式而又简短，只听他说，这机会对我来讲，来得尤其不易，应该好好利用，学成回国，除此以外，并没留下什么别的记忆。离开姚刚先生的办公室，我们又去见了陶赫蒂（Doherty）先生。陶赫蒂先生专门负责管理所有荣获太古奖学金而前往英国学习的亚洲学生。他先给了我从香港飞往伦敦的机票和几张旅行支票，然后向我介绍了下一步的行程。他详细地描述了抵达伦敦之后，如何在盖特维克机场（Gatwick Airport）的票亭买火车票，坐快车到伦敦城内的维多利亚站，又如何从伦敦市区坐大巴到牛津。他还细心地向我说明，到了牛津安顿下来之后，需上当地的巴克莱银行（Barklays Bank）开好账户，并把账号告知伦敦太古办公室的约翰·布罗蒂（John Brody）先生，以便每个月的生活费能及时入账。陶赫蒂先生在此工作多年，凭经验就把诸如此类繁琐但紧要的事项一一吩咐于我。我看上去一定有些发懵，他又不厌其烦地把盖特维克机场票亭的模样和买火车票的细节都给我作了形象的描述。也许，他怕我刚到伦敦就会走丢。确实，当时我充满迷惑和不解，而这种感觉过了许久才渐渐从我的心底消去。那天下午，关小姐带我玩了很多地方，按太古奖学金的传统置了装，在维多利亚港游了一大圈，但是这些全在我记忆中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当晚，关小姐带我到启德机场，一直等我取到登机牌，她才放心离开。我按时上了国泰航空公司飞往伦敦的飞机。现在想来，有关香港的记忆只是关小姐和善的笑脸与带着粤音的普通话，似乎一路上遇到的仅仅只有她。太古—国泰奖学金项目规定，国泰航空公司承担我往返中国和英国的旅费。国泰航空的服务一流，可真正让我感到舒适的却是坐在左右的来自台湾的女学生们，因为我们可用普通话来交流。这两位女生要去英国进修英语，听说我要去牛津大学上学，而且攻读的是硕士学位，顿时羡慕不已。而我，内心既不踏实，又不好意思。刚起飞不久，我觉得有些恶心，向空姐要了两片药，吃下后，一直昏昏欲睡。飞抵伦敦就这样在朦朦胧胧中，我飞抵了伦敦盖特维克机场。出了机场，我就按照陶赫蒂先生描述的，按部就班，买了前往维多利亚站的火车票。上了车，车厢里空荡荡的。习惯了国内拥挤的车厢，眼前的场景让我感到似乎到了一个童话世界中。坐定没多久，火车就启动了。火车慢慢地行驶在伦敦的郊区，沿路是一些矮洋房，并不见想象中的高楼大厦。时节还是夏季，但是里里外外的景致都让我觉得这是秋天，秋意充溢着周围的一草一木，充溢着人们的言行举止。秋色中四周特别宁静，那宁静的氛围让人怀念嘈杂的上海，又时时提醒我，上海此时已离得很遥远了。四十分钟后，火车抵达了维多利亚站，我叫了一辆计程车，转眼就到了指定的旅店。进入旅店，放好行李，环顾四周的布置，这才对英国开始有了一点点感觉。不一会儿，伦敦的太古公司总部来了电话。随后，一位胖乎乎的英国小姐来带我去见约翰·布罗蒂先生。布罗蒂先生是我们所有在牛津求学的太古学生的负责人，可以说是我们的大管家。我随着那位小姐，静静地在淡灰色的楼群间步行，穿过几个街口，就到了太古公司总部的大楼。走出电梯，左拐右转之后，我们出现在了布罗蒂先生的办公室门外。寒暄之后，布罗蒂先生和我简短地聊了聊这一项目以及同我一样来自亚洲的牛津学友。和陶赫蒂先生一样，他也特意叮嘱，让我一到牛津就去开好银行账户，然后把账号通知他，以便按时把我每月的生活费汇入户头。辞别布罗蒂先生后，这位小姐又带我到了附近的一家食品店。我买了一个夹有虾仁的三明治，然后她又把我带回到旅店。我向前台打听到了搭乘大巴到牛津的信息，从伦敦发往牛津的车就从维多利亚站发车，而车站就在旅店附近。回到旅店，我才慢慢缓过劲来。一边吃三明治，一边看电视新闻。虽然并不能完全听得懂，但是心里升上一股信心，在牛津的语言中心集训一个月，加上周围的生活环境，英文应该会有不少进展。四周安静极了，静得出奇，甚至有些阴森。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不知是阴天，还是暮色已开始降临，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离开上海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能稍稍安心地睡上一觉。“梦里不知身是客”， 醒来只觉得天色依然阴霾，四周依然没有一丝动静。虽然身在伦敦，但是可以说，我的双眼和心境还是蒙蔽着的。此时此刻，任何景象和信息都很难渗入我的脑子。我决定出去走走，看看伦敦的街景。洋房一座挨一座，静静地，散发着陈旧的历史感。伦敦街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电话亭，全都红灿灿的，远远的，可一眼就能看到。那颜色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亮的红色，电话亭的外形笨重，却能融入周围的街景，丝毫不损周围高大建筑的高贵和典雅。暮色开始降临，在那晦暗、阴郁的伦敦街头，那红彤彤的电话亭似乎就是唯一的亮点。附近有一家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虽然和国内很不一样，但我还是倍感亲切，毫不犹豫地走进去用了晚餐。晚餐后回到旅店，孤身坐着，环顾四周，想到第二天还得上路去牛津，我就早早歇息了下来。第二天一早醒来，旅途的劳累已消去了不少。早餐后出门，找到了一家文具店，买了信封，把刚写好的第一封家信折好，放进信封，再小心翼翼地把它投入邮筒。然后，收拾停当就去了附近的维多利亚车站。维多利亚站是伦敦市中心的公共交通枢纽，那里不仅有多条地铁线路通向伦敦城的各处，还是长途汽车的枢纽和中转站，很多大巴从这里出发，开往英国各地。这个车站的交通便利，旅客匆匆，但是和国内相比，人少多了。整个车站散发出一股陈旧、冷寂、凄清的气息，很难想象眼前的街景就是意念中的伦敦。开往牛津城的大巴（当地都叫“coach”，在美国则多以汽车公司的名字称呼，比如Grey Hound或Peter Pan）一小时一班，正点出发。没等多久，我就顺利上了车。大巴安稳地行驶在伦敦通往牛津的高速公路上。我终于能静下心来，放松一下了。 但令人无法相信的是，马上要到牛津了！莫非上错了车？这一切来得那么快，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和眼前快速变迁的景象差了一大截，我似乎在竭尽全力试图追赶着什么。英格兰夏末午后的阳光懒散地斜射在车窗内，照着我的脸和上身，一点儿都不毒辣，反而很舒暖、温柔，让人昏昏欲睡。 我疲倦地观望着在这开阔的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想象着即将出现在眼前的牛津大学该会是何种景象，设想即将在那里开始的留学生活又该会是怎么一种情景。抵达牛津我只希望赶紧到牛津安顿下来。眼前的学业必定繁重，还有自己的英语尚待提高，而且自己对所选择的社会人类学专业及其实用性都并不十分了解。当时，只是有些厌倦了哲学的抽象思维，同时对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很感兴趣而促使我选择了这个专业，仅此而已，并没有想得很远。此时此刻，依稀之中，我似乎想要对即将展开的牛津生活想出个究竟，或是希望身边有人能给我指点一下。飞往英伦在牛津和哈佛求学一小时后，车停在牛津的长途汽车站。我拖着一只沉重的黑色大牛津包（当时出国人手必备的一种旅行包），在牛津的大街上极为吃力地挪动着步子。周末的街上格外宁静，我无暇顾及周围古朴、典雅的建筑，也无心观赏挺秀、隽永的塔尖。眼见计程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但是我却无法叫住一辆。终于，经人指点，我才知道，得到指定的计程车站才能叫到车。于是，我到了高街（High Street）拐角的一处计程车停靠站，立刻上了一辆车子。车子左转右弯，吸引我的是车子驶过时，眼前晃过的周围几所学院古老却又洁净的围墙。“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1吴宓： 《牛津大学风景总叙》，转引自罗银胜著： 《杨绛传》，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那时，这场景只是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家深秋的落叶和温州城内残留的一段旧城墙。根据事先收到的有关英语强化班的信息指南，上课期间，所有英语班的学生都住在圣安学院（St. Annes College）内的学生宿舍，司机直接把我送到了圣安学院的传达室（Porters Lodge）。牛津的每个学院都有这么一间传达室，用来提供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类信息，收发师生的邮件，为学生尤其是入住学院的学生，提供各种基本的服务。我到了圣安学院时，传达室内，一位老太太正娴静地坐着。她见我扛着大件行李，一副远道而来的样子，就赶紧推开玻璃窗，探出脑袋。我告知来由，她就取出英语培训班学生的花名册，找到了我的名字。她试着念出我的姓，但是读成了Miss Lai（把“李”读成了“来”的音），我也顾不上纠正。这位老太太让我做了登记之后，就给了我一把钥匙，指着对面的推门说，我的房间就在楼上，所有英语班的学生都住在这楼上。我推开滑动门，提起又大又沉的行李包向楼上挪着。这时，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响，楼上下来一位亚洲人，一问才知道是从韩国汉城大学来的。他不做什么寒暄，就径自提起我的箱子，一直把我送到了房门口。频频道谢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开门进屋。长途旅行之后，我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地。这是牛津大学语言进修中心为国际学生在圣安学院安排的临时寄宿之处。 房内摆设非常简易： 一张单人床、一张木制书桌和一张椅子，另加一个小床头柜，室内还有一个壁橱。已是傍晚时分，暮色裹挟着一丝秋意，无声地渗入窗内，充溢着狭小的房间。可是，两天以前，我还在复旦的烈日下随意欢畅呢！看着窗外已经开始凋谢的秋叶，阴霾的暮色袭来，我猛然感到： 一番长途跋涉之后，自己竟然被带入如此狭窄的一片空间。 这可不是我要寻求的地方，我只想回家！多年以后才明悟： 当时离开复旦南区，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执意寻求的地方依然离我很远很远，远得难以企及，永远难以企及。意念中的家从此不归，从此只能留在意念之中。回想这一幕，我马上想到的是罗若夫斯基（Henry Rosovsky）教授谈及高等教育对人的影响时作出的一段深刻的描述： 大学教育应该使人不再固步自封，不再漠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性。通常，一个经过大学培训的人，在生活的关键一步面临决定时，他不可能完全不顾更为广阔的世界和历史的动力对他带来的影响，因为大千世界和历史的动力不仅向我们展示人类经历的过去，而且还会为我们道出世界未来的走向。1原文如下：“...cannot be provinci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gnorant of other cultures and other times.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conduct our lives without reference to a wider world or to the historical forces that have shaped the present and will shape the future。” Henry Rosovsky，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1990， W.W. Norton and Company， pp. 106107. 迈开这一步并不容易。多年后，每当回想起初到牛津的那个夏末的傍晚，我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孤寂、凄凉之意，甚至连当时刚进卧室时闻到的那股陌生的气味，至今都能分辨得出。可就是在这种意境和氛围中，我睁开了原来封闭的眼睛，迈开了原来固守徘徊的步子。也正是这种寻求失落家园的信念，给我带来了走向陌生国度的勇气，给了我面对偌大世界的勇气。对一个24岁的学子来说，还有什么能替代这一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