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发展方面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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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固然靠经济、科技的支撑，但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又需要社会良性发展这一平台的支持，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增长就将面临下滑的风险。我国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着诸多的不合理因素，制约了综合国力的提升。
一、人才和财富外流
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市场之间的竞争，使一国财富积累发生转移，即从甲国转移到乙国，从而削弱前者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近些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不利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人才、财富双流失现象。
首先，中国高端人才流失严重。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1978年到2019年1月，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585.71万人，其中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选择回国发展。据调查，有79.4%的博士生打算留在美国继续发展，造成我国很多高端人才流失。这些由中国付出巨大基础教育成本和养育成本培养出的人才，在科、教、研领域，特别是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知识经济领域为移居国工作，对发展急需科研人才的中国无疑是一种损失。
其次，中国相当数量的富豪已移民或准备移民。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在投资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富人中，近60%接受调查的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而这一趋势在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群体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高达47%。移民主体是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移民的主要途径是投资，移民去向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
中国财富、人才双流失导致中国综合国力遭到削弱。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第一，利用移民政策，转移财富。如近年来，加拿大的投资移民政策使中国的许多企业家和富裕家庭，花费大量资金到加拿大投资办企业，加拿大为此吸纳了中国的许多金融资产和人力资本，中国国家财富则因此缩水。第二，利用人才政策导向，转移国家间财富。典型例子是美国，美国因其社会自由度高及经济技术先进等优势，通过绿卡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付出巨大成本、长时间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人才流失，而美国则聚集了大量财富和高端人才。
二、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权力腐败，侵蚀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制度下，政府代表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而部分政府官员利用制度的漏洞，在国有土地、矿产、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中，通过设租寻租，制造国有资产资本化的漏损，实现权力的变现。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就易导致腐败，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腐败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侵扰了社会正常生态，损坏了国力转换机制的良性运行。
三、贫富差距增大，阶层有固化趋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呈现出阶层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
2019年6月5日，招商银行和全球领先的管理咨询机构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报告以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大样本调研为基础，专门针对中国大陆高端私人财富市场进行持续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达到197万人，全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2019年底突破200万亿元大关。在新经济、新动能的推动下，以企业中高级管理层与专业人士为代表的新富群体涌现，他们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的中坚力量。此外，电力、石油、电信、金融、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的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至今这一状况未有大的改观。
加之某些制度，如供给制度、需求制度、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价格制度等存在设计与运行缺陷，使财富向某些阶层转移，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包括城乡贫富分化和居民贫富分化。
四、老龄化加速，未来人力资源形势复杂
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既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又面临着老龄、少子的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实质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失调，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而出现人口过剩。中国社会生活和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无一不直接或间接与巨大的人口压力相关，包括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需进口、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降低等。
中国14亿人口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个很大的负担，让基数如此庞大的人口能够人人丰衣足食，需要适龄的青壮年劳动人口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劳动力要素。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口的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导致人口低生育率：政府调节——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数量逐年下滑；市场调节——市场经济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农村劳动力和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低成本高生育率的农村自然经济基本解体，城乡家庭趋向小型化，生育成本加大，而且妇女生活状况改善，地位提升，自我价值实现的欲望强烈，其生育观念更新，市场调节下的生育率自动下降。人口数量的下滑，青壮年劳动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渐渐显现。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特征促使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
按照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30年到2049年，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估计2049年左右老年人总量将超过4亿，老年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老龄化问题的加深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赡养负担日益加重。从长期看，这将改变支撑过去4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也会导致中国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以及财政负担、社会负担的上升。
2016年开始，国家针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人口结构政策调整，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但这一政策并没有带来人口的显著改变，即使人口数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人口结构还需时日才能得到改观。
五、失业与“劳动力荒”问题并存
一边是人口老龄化，一边又是劳动力供给与就业需求的脱节。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服务业仍占主体，就业市场需要大量有一定技术操作经验的蓝领工人和劳动服务人员。蓝领工人和劳动服务人员因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少，加上生活成本升高、户籍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就业者个人的原因等导致劳动力越发短缺。未来20年这种结构性失业和“劳动力荒”的矛盾可能会一直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增长，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社会风险。
六、国内外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制约我国未来综合国力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体要持续健康发展，常常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大国，中国正遭遇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传统安全是国际关系的主题，一般是指与国家间军事行为有关的冲突。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更广泛和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信息、生态环境等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涉及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疾病蔓延、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经济安全、非法移民、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海盗、洗钱等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面临“大国崛起的烦恼”，面临实现经济体制转型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随着安全利益的拓展，国家安全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传统上的，更有非传统上的，而此刻国内面临诸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
一是公共健康问题。在全球化国际环境下，新型流行疾病的传播和蔓延更快，如SARS、禽流感和艾滋病等。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国际贸易急剧下滑，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国家不得不投入巨额的人力、财力进行控制和防范，分散国家本可以用于国力聚集的有限资源。
二是金融安全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变幻莫测的世界市场影响，这是国内无法控制的。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性阶段，以及金融业发展本身有其特殊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全球性及周边金融危机的发生将给我国带来巨大风险。
三是环境安全问题。我国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使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空气污染和酸雨、水稀缺和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正使我们面临严峻考验。
四是自然灾害问题。自然灾害更是始终与人类发展历史相伴。对于一个正走向富强的中国，国内的自然灾害与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一样具有破坏性，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正在增长的综合国力。
五是信息和网络安全问题。信息网络无国界使得信息化进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越来越显示出信息和网络的推动作用。过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政权改变另一个政权，需要大量地积聚力量，而今网络号召与反政府游行就能迫使政府垮台、政权更迭、制度改变。正是由于网络的巨大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影响和改变中国的途径移师网络，我们要做好应对该领域挑战的准备。网络安全问题现已成为我国信息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必须面对的经常性问题，不仅给一国的信息化进程带来现实挑战，而且也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
六是文化安全威胁问题。“西强东弱”的文化生态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受到压力或者说威胁。历史早就证明，对一个民族的改变根本在于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意味着失去自我。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发展相对迟滞，被好莱坞大片深刻影响的中国青年一代，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被西方影响，这方面我们处在被动地位。
七是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当前，中国本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为此，中央政府为打击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八是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安全威胁。过去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两种话语体系、两种价值坐标，甚至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当时中国处于社会主义东方阵营，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并不困难。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西方主导着话语权，世界进入单一话语体系和评价尺度时代。这些年来，中国处于与西方设定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博弈中，时刻面临挑战。
九是海外企业遭遇恐怖袭击问题。为响应“走出去”战略，国内很多企业，特别是央企近十多年纷纷走出国门投资进驻国外。然而，由于当地政治因素、安全局势、传统习俗势力和治安情况糟糕，中国驻外企业在海外投资极易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遭受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凤凰网财经资讯.内地亿万富翁热衷投资移民半数资产集中在香港[EB/OL].http://news.ifeng/mainland/detail_2011_04/21/5884501_0.shtml.
周瑞金.皇甫平：中国改革何处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中国网络电视台.我国人口政策将有方向性转折 计划生育仍为国策[EB/OL].http://news.cntv.cn/18da/20121113/105016.shtml.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中国网，2006-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