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未来30年中国综合国力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

书籍名:《预见未来：2049中国综合国力研究》作者：易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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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2019—2049年这30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30年，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30年。

但追梦之路从无坦途，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勇敢前行。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增长6.1%，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下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既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少不了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也难以避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考验。

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劣势和障碍还很多。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劣势和障碍，不及时排除不利因素，就会阻碍综合国力能量的增长，从而限制综合国力的提升。面对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要保持战略定力，善于把握大局大势，把准前进方向。

第一节

自然资源不足，制约经济发展

一、生态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经济增长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驱动力。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以大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平台作为支撑。尽管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果进一步得到巩固，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海洋环境状况稳中向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有效保障，环境风险态势保持稳定，但是中国经济在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环境资源问题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还面临各种灾害的威胁。据估计，近半个世纪以来每年因气象、海洋、地质、农牧业、林业等方面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将在资源环境安全方面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资源管理制度不完善

资源政策的取向、资源法律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的开发秩序、利用效率、分配格局、保护力度，从而对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安全状况及走势有着显著影响。我国的资源价格制度、资源核算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及资源环境的管理体制等亟待完善。另外，环境与现行的制度安排也具有相当大的关联，竭泽而渔的发展、破坏环境的掠夺式行为主要源于不合理的制度：一些制度没有发挥出对环境的保护功能，一些制度甚至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某些地方的环保制度规定，环保部门的排污收费中部分可用作其行政经费。这种制度设计对环保部门治理污染无疑是一种负激励：一个地区污染程度越轻，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就越少，可用于支配的经费就会越少，而环保部门的选择可能就是不治理而获得高收益。这种制度安排对环境就是一种灾难。某些政府补助也加剧了环境破坏。排污企业因其排污行为理应承担治理污染的一切成本与损失，但政府补助降低了排污企业的治污成本，使企业因污染而产生的收益大于治污成本，污染反而有利可图。这不仅没有有效规制排污企业，促进企业提高治理污染技术，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企业排污。可见，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缺陷与缺失加剧了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

三、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供需形势严峻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过度开发资源、资源利用效率低、储量快速消耗。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日本与美国，环境成本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万元GDP增长所消耗的能源量是美国的5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2017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到31.322亿吨标准油，比2009年增加了8.027亿吨标准油，约增长了34.46%；同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只略微增长到22.349亿吨标准油，比2009年增加0.756亿吨标准油，只增长3.5%。而美国2017年GDP总量为19.55万亿美元，比2009年的14.45万亿美元增加了5.1万亿美元，增长了35.29%；中国2017年GDP为13.17万亿美元，比2009年的4.92万亿美元增加了8.25万亿美元，增长了167.68%。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GDP与能耗增长的比率差异：中国从2009年到2017年GDP增长了1.6768倍，但能耗增长了34.46%；而美国从2009年到2017年GDP增长了0.3529倍，能耗只增长了3.50%。换言之，从2009年到2017年，中国GDP增长率是美国GDP增长率的4.751倍（1.6768÷0.3529），但能耗的增长，中国是美国的近10倍（34.46%÷3.5%）。以比美国能耗增长10倍的代价换来GDP相对增长4.751倍，说明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高于美国，能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美国。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46.4亿吨标煤，其中非化石能源占比14.3%。当年期石油消费增长了3.5%，增加了44.5万桶/天；天然气消费增长了近18%，即420亿立方米，这是自实施“十三五”规划以来最快的增长率。2018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是继美国之后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第二大贡献国。

据预测，到2049年，我国矿产资源供需形势将更加严峻。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量将达到38.19亿吨。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对我国矿产资源供需前景分析预测后认为，未来20年，石油总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铜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1亿吨（见表8-1）。

表8-1 2010年、2030年和2049年主要资源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2001—2002报告》，其中2030年、2049年数据为笔者根据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预测得出。

四、缺乏国际大宗资源型商品定价权

经济的快速增长会给国内资源供给造成压力，加之国内资源有限，因此要求国家和企业把目光投向海外，向国际市场购买大宗原材料或者并购海外资源型企业，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现行国际贸易格局使中国处于定价不利的地位。2013年起，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和出口额居于世界第一位，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但是，在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同时，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宗资源型商品进口大国，我们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贸易大国地位，如中东的石油美元定价权依然掌控在美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手中。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虽然是铁矿石、天然橡胶、铜、大豆、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国，但缺失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包括初级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进口高价位，即我国在国际大宗原材料的购买过程中往往只能高价买进，从根本上缺少对这些原材料价格的控制手段，更不用说利用自身的购买优势形成国际定价权。

由于在国际市场中缺失定价权，大宗资源型商品暴涨暴跌无法控制，就石油、天然气、铜和铁矿石资源来说，因缺乏定价权导致中国财产损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左右。因为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缺少国际定价权，所以中国进出口企业面临极大的挑战。出口企业因出口商品价格一降再降，导致企业无利润而难以维持。进口企业进口的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失去竞争力。当企业出口大宗商品的时候，国际买家联合压低国际市场价格；当企业进口大宗商品的时候，国际卖家联合拉高国际市场价格，致使中国企业损失惨重。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中国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加上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破产。这对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业、民生都造成严重影响。

五、海外资源型行业并购的风险

自加入WTO以后，特别是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更好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分享全球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了较快发展。现在中国的资本和外汇的盈余替代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本和外汇的短缺；当时缺少市场化经济主体，到现在已拥有了很大一批不错的现代企业，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但是，全球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阶段，传统资本大国正企图重新恢复其垄断地位，生产要素在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市场和传统欧美市场间集聚和流动，加之受政治、贸易战影响，资本、贸易壁垒呈现降低后又增高的趋势。在这种环境下，海外资源型行业并购风险增大，面临诸多不利局面，如审批的政治风险、居高不下的定价风险、隐藏的税务风险、知识产权过期风险、融资的法律风险、人力资源整合不利的风险、政局不稳、规则无定等诸多潜在的风险。

中国企业目前在海外并购的矿产资源多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这些矿产资源的储量信息并不十分准确，并购完成后的勘探开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企业价值评估体系不健全，往往难以合理地对目标企业进行评估定价。在定价中，可能接受高于目标企业价值的收购价格，进而产生风险。跨国并购在并购双方达成协议之后，通常都需要获得双方所属政府的批准。中国海外并购的企业多为国有背景，并购对象的战略性容易引起西方国家政府的警惕。由于中国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政府在审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时，往往从政治方面考虑。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专门设立了“中国全球投资跟踪器”（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详细记录了每一笔超过1亿美元的对外投资。美国荣鼎咨询公司设立了“中国投资监视器”，记录中国对美国能源板块的投资情况。中国海外投资过于集中于能源和矿产领域，引起了被投资企业所在国和企业股东的一些不安。在这样的不利因素下，2015—2017年，贝恩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总额占亚太地区的比例连续三年超过40%，但到2018年上半年却大幅下降。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后，外国政府对中国海外并购矿产资源持有戒备心态，往往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企业收购本国企业的申请。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六、国际资源海上运输风险

众所周知，我国进口国际矿产品和石油天然气能源主要靠海上运输。2019年，中国进口了5.06亿吨石油，突破了5亿吨大关，较上年增加9.5%，连续17年刷新纪录。中国2019年的日均石油进口量达到了1012万桶。这一水平不但超过了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还是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度的2倍多。根据未来经济增长需求和市场消费量的预测，到2049年前后，我国石油进口量有可能达到6亿~7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油品进口国。

近年来，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已在西北、东北、西南三大方向布阵能源进口通道。这三个方向通道与原有海上航运通道一起，形成了中国从海外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四大战略海运路线：中东航线、非洲航线、东南亚航线、南美航线。观察上述线路图可看出，中国海上能源通道航程漫长且线路单一，这是由中国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中国地处东亚，油气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在其他新航线未开辟的情况下，就使得中国海上的油气运输不得不走上述特定线路和通道。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油气进口对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并未因陆上通道的形成而下降。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中国原油进口前五大来源国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拉克和伊朗，进口份额占比分别为14.24%、12.43%、11.11%、8.78%和7.42%。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前五大来源国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拉克和阿曼，进口份额占比分别为15.48%、12.28%、10.26%、9.75%和7.12%。中国石油进口中，70%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等地，预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格局仍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相对于海上运输，中国的陆路油气运输还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绝大部分石油仍需通过海上运输，而且苏伊士运河—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是必经之路，这是必须充分正视的客观现实。当前国际海上运输安全形势紧迫，中国海上油气通道所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挑战，主要来自：

一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是针对中国崛起，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实质依然是为了维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超强地位。该战略的实施将影响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对中国的海上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并间接对中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形成一定的压力。

二是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一直备受国际关注，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交汇点。相关当事国不仅强化各自对所占岛礁和海域的控制，加快对南海资源的开发，而且不断与中国发生实质性摩擦与碰撞，2014年发生的中越南海争端便是突出的例证。加上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为中国海上油气安全带来某种不确定因素。

三是马六甲海峡困局。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每年有约8万艘次船只通过，其中约60%为中国船只。中国进口原油约80%要经过该海峡。因此对中国而言，马六甲海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它的通畅与否直接关系中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马六甲海峡一旦发生意外，如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包括沉船事件，都会对中国能源海上运输构成重要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并要积极探寻解决之道。但目前尚不存在对中国的现实战争威胁，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海上能源运输的最根本挑战——截断马六甲海峡的极端情况，在常态下仍然可以避免。

四是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的威胁。一段时期以来，对中国海上运输危害最大的当属海盗。2019年上半年，国际海事局海盗报告中心（IMB PRC）报告了78起海盗和持械抢劫船只事件，而2018年同期报告了107起。成品油轮、散装货船、原油轮及集装箱船，这类大型船只由于航行缓慢、躲避不及，极易成为海盗袭击的目标。国际航运的威胁并未彻底解除。除了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外，马六甲海峡一带也不时受到海盗袭扰。但更令许多国家政府担忧的是，某些海盗集团与恐怖组织相勾结，共同从事海上犯罪活动。有人将“海上恐怖主义”归为“政治性海盗行为”。

以上诸多的风险和挑战，给中国的能源运输带来严重的挑战。

第八章 未来30年中国综合国力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

第八章未来30年中国综合国力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