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转换机制是形成综合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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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换机制对综合国力的意义
对一个国家而言，作为实力基础的资源虽然不简单地等同于作为结果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是两者之间仍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即实力来自资源的“发酵”。在国家层面，从国内各类资源和国外可得到的资源转换为国家实力，要通过国家（政府）与社会各界在好的制度与法律、政策下的实干和巧干，这个好的制度与法律、政策能决定使资源转化为国家实力的效率与效益，从而使国家综合国力达到较高的程度。从资源到国家实力的产出系统就可以称为“国力转换机制”。
有很多学者把资源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称其为“资源力”。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资源从某种角度看只是静止状态的一种“原料”或“半成品”“中间产品”，尚未形成具有矢量性质的“力”或“势能”。如铁矿石资源是形成硬实力的一种“原料”，无论是军事实力的武器装备还是经济实力的大型基础设施都需要它，丰富的铁矿石资源经过科技和制度、法律、政策等工具和机制的运作才能成为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但有了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不代表就是实力，澳大利亚、南美一些国家的铁矿石资源极其丰富，但这些国家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说，资源并不等于国力。如果资源等同于国力的话，那么国土面积很大的俄罗斯、加拿大，自然资源丰富的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人口众多的印度、中国等国的综合国力就应该排世界前列，而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资源相对贫乏，它们的国力排名不应进入前几位。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资源贫乏的英、日、德等国综合国力远远强于资源丰富的加拿大、巴西、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所以，资源只是形成国力的基础条件，资源本身还不是国家实力，要成为综合国力还需要一个转换机制。
从历史上几个大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强盛之前拥有的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厚的，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有一套高效的转换机制：先是不断地扩大资源的来源，然后将资源高效地转化为经济、军事等国家实力。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其良好的国力转换机制促成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其成为世界性大国。这一国力转换机制催生了先进的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交易机制，公正的立法司法对市场主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专利法对科技发明的制度性激励与保护，等等，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正是这种转换机制所推进的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优势，促使英美等国长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导性角色，它们利用国际规则来实现本国的利益诉求，通过谈判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条约，使本国的主张合法化，最终目的是攫取更多他国资源以加强自身的国力。
国力转换机制非常之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拥有的资源和实力本身。因为，资源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良好高效的转换机制，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就不能有效转化为实力。一国政治清明、制度优越、政策对路，能够高效使用国内资源和挖掘国外资源，资源就能高效地转化为综合国力；反之，一国制度落后、政府腐败，就无法充分利用资源，资源低效、无效甚至流失，无法使资源转化为国力。而良好的国力转换机制本身，有的就是软实力、巧实力的来源，或直接表现为软实力、巧实力，从而有利于增强硬实力。国力转换机制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基本制度、政治体制和机制，它是一种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但受人类能动力影响的，用以规制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博弈规则，具有动态演变性和特定环境适应性的特点，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好的体制可以推动一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不良的体制会使一国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长期徘徊于低水平状态，甚至导致发展倒退。
今天，中国拥有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的丰富资源。我们可以把相应的资源条件视为取得与之相当的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国际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国际权力和影响力所具备资源的角度看，或者从与美国资源条件相比较来看，中国已经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条件，但中国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当然，试图去追求与自身综合国力不相称的国际地位常常是危险的，同时，如果不充分运用自己的资源使其转换为自身综合国力则可能构成资源的浪费。因此，从资源到综合国力再到国际地位的转换过程极其关键。如何恰当地运用国力转换机制把资源转换成综合国力，是一个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和发展繁荣的宏大课题。和过去相比，今天我们的国力转换机制发生了很大改观，如通过改革使体制机制更健全更完善，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和质量，改善了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水平；通过开放加深了国际化程度，国际经济贸易、国际军事交往、国际文化交流等纷纷得到扩大和加深。但我们国家依然存在制度不够完善、社会发展文明程度有待加强等问题。因此，需要我们界定中国的国力转换机制的特定范围，以进一步完善国力转换机制，大力提升其效能。
二、转换机制的基本构成
要提升一个国家的国力转换机制，首先要清楚国力转换机制的具体构成。一般来说，国力转换机制主要包括：社会基本制度、政治现代化程度、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及其产生机制、政府效能与效率、官员廉洁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社会发展程度、法治化程度、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程度等一系列要素。
1.社会基本制度
社会制度概念的解释有很多，其中，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和K.戴维斯的解释比较科学，一直沿袭下来，并为许多社会学家所接受。他们认为，社会制度是大量规范的复合体，是社会为适应其需要用合法形式建立起来的，强调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及制度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实际上，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规定。社会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对社会的各方面规定，由观念、规范、组织及设备等构成，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复合性等特征。而社会基本制度是对社会的性质描述或规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前的人类社会基本制度分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大类，两种制度形态各有其特点。
资本主义制度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基本价值选择。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大大提高了人类文明程度，特别是在物质技术文明创造中引领世界潮流。但是，任何制度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经济社会繁荣和政治现代化的同时，也因其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容易引起经济金融运行的失控和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加剧。这就需要国家不断地进行制度建设和改革，合理地处理好自由民主与法治之间、政府监管与市场配置资源之间的度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公正、更公平、更先进、更科学的社会制度。从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形态，诞生的时间短，在实践运行中还不够完善，需要在实践摸索中以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中不断改革、修正和完善，才能显现出它的优越性。那种认为从马克思书本上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天然就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想法和行动，显然是荒谬和错误的。实践中，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劳永逸的，如苏联体制日益僵化长期不进行制度完善而导致解体的惨痛教训，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与制度转型而使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两个实例的对比就是很好的证明。
2.政治现代化程度
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通过组织社会成员开展有效率的生产与服务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建立一套能整合、凝聚社会成员的思想、行动的制度体系，这是一个社会所不能避开的被称为政治的问题。无论承认与否，政治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为人类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人类越向前发展，政治越需要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既包括国家方面治理体系的健全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也有社会方面随着社会力量的增长参与国家治理活动的扩大。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政治现代化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建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机构和组织参政的程度。简言之，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三方面。政治现代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国家能力越强，也意味着修正、补充国家能力不足的社会力量对政治活动参与的意愿和能力越强，这样，国家与社会结合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和谐。国家与社会就越有力量共同开展有效率的工作，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安全保障水平，最终促进国家的综合国力增长。
政治现代化评价标准具体分为六个方面：
（1）政治制度化。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及其相关制度，它规定一国的根本制度，支配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志就是看该国是否建立了一个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
（2）政治法治化。政治法治化就是要牢固树立并强化依法执政意识，其核心就是确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实现政治运行的规则化。政治法治化衡量标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依法执政意识的确立、行政立法的制度化和依法行政的规范化。
（3）政治稳定化。政治稳定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标志。政治稳定有四项重要指标：一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度和激烈程度；二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结果；三是政权交替时的平稳程度；四是权力监督机制的健全程度。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很严重的威胁是激烈的政治现代化变革引发的社会动荡。
（4）政治和平化。政治和平化首先要求稳定周边局势，建立睦邻友好的伙伴关系，要求各个国家之间能够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来和平谈判，最终的目标是普遍安全、持久和平。政治和平化还要求在解决国际争端上，尽量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首先，这不仅要求国家无论强弱，不以武力来解决冲突。其次，要加强与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紧密合作和联系，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参与缔结各种国际公约，学会利用国际组织的机制和舞台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最后，政治和平化要求政府在处理国内各种事务时，也能尽量避免采取过激手段，以协商调解等柔性手段化解危机。
（5）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首先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又包括参与人数、参与渠道、参与层次和参与强度四个方面。人数和渠道越多，层次越高，强度越大，相对的民主化程度也越高。其次是政府行政方式的变革程度，要求政府的行政方式实现由“命令型”向“指导型”的转变。再次是实行政务公开的程度。政务公开是行政主体主动将有关行政信息通过合法的途径告之行政对象，使之能通过对政府公布的信息的主动选择，积极有效地参与行政活动，维护自身利益，并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和评价行政效果的过程。政务公开既是行政民主的内在要求，又是廉政建设的前提。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开通热线电话、定期通过媒体公布政府有关信息、重大行政决策事先公示、召开社会听证会等方式实行。
（6）行政高效化。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加速，都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高效化要求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要有成本概念和效益意识，强化行政技能，提高行政效率，用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办最多最好的事。行政高效化的具体衡量可以有以下几个标准：公务员制度是否健全，行政结构是否合理，行政体制是否通畅，行政手段是否科学。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越来越具有国际属性，全球化对一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国家的政治发展也离不开世界，比如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必然面临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从全球化角度审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效应对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二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对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从这样一种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角度去理解和审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域。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程度越高，对综合国力转换越有利。
3.法治化程度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是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法律发展和法治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并不是正相关的，法律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律自身的独特价值。在现代社会，法治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传统型法治向现代型法治的历史变革过程。法治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是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治体制之中的治国方略。究其确切的含义，法治实际是指一种治国方略、社会调控方式，它强调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英国思想家洛克对法治的深刻含义也进行了阐述。他说，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法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法治化是指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贯彻，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实践已经证明，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也越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也越高。
4.政府效能与效率
一国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并达到最终的国家富强和综合国力增长，都离不开政府对社会的有效引导与管理，这就涉及政府效能（政府能力）和政府效率问题。政府效能是指政府实际能够履行职责和功能的程度，它要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去做、通过什么方式去做的问题。政府效能是与政体高度关联的概念。所谓政体是指从政府代理人与其他政治行动者的关系角度来讲的政治体。根据查尔斯·蒂利的解释，影响政体的三大要素是：强制、资本和承诺。综合国力的各个要素能否形成合力并发挥最大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力量，政府力量来源于其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效能的扩大。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或是高强度的政府效能与效率就成为国力增强的一个关键因素，没有政府效能和效率的提高，综合国力的转换机制无法把可控资源转换为有效国力。
5.官员廉洁程度
在综合国力转换机制中，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官员清廉是各种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的基本保证。在良好的制度框架下，政府官员清正廉洁可以使制度得到有效的执行，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就会得到正确的落实，经济增长和军力强大就会得到保证；反之，如果腐败成风，国力必然逐步衰弱，国家也极可能最终衰败。因官员腐败、政治黑暗导致的国力衰退、国家衰落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官员廉洁程度是国力转换机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6.对外开放程度
国家应该是一个有活力的有机系统。根据管理学原理，任何有机系统都是耗散结构系统，这种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与周围事物发生各种联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才能维持其生命，才能够保持最佳适应状态。否则，一个不能适应环境的系统是无生命力的。因此，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和外界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有无，才能更好地增强国家的生命力。对外开放就是和外界进行交流的手段。对外开放程度是指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程度，包括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社会文化的对外交流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文化对外开放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开放程度，它反映在对外交易的各个方面，从商品市场开放开始，逐步过渡到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增强经济的活力，从而最终拉动一国的经济增长。提高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应当成为一国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目标。
7.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及其产生机制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说明领头的极端重要性，反映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其兴衰存亡，领导人的作用是关键中的关键。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除了有良好的制度外，还与国家领导人的素质、领导能力密切相关。高素质、强能力的国家领导人往往能带领国家走上强盛之路，历史上的强国无不与其强势领导人及其团队锐意进取、励精图治有关。那么，一个国家如何保证让最适合的能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使得在他的领导下国内外的潜在资源能不断转化为国家的现实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领导人产生机制。在皇室贵族统治下，由于世袭制无法保证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稳固性，当最高统治者无能力治国或实行残暴统治时，被统治者就会出现反叛，进行武装起义，权力更替在所难免。每过一段时间，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成果，因为改朝换代而难以积累。封建制度下中国几千年发展缓慢就是最好的证明。现代文明社会中，特别是二战以来，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使者是由民主法治基础上的法理授权而产生的，最适合的任职者一般都是得到大多数民众认可和接受的最优秀者。尽管民主方式和程度可能不一样，有西方民主，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但绝非过去的那种由一人指派承继的。由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的机制能使国力增长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