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隐权力的维持成本(2)

书籍名:《隐权力》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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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乾隆中叶，你只要掏得出四五千两银子，就可以当上知县；假如舍得花一万多两银子的巨款，则可以当上道员。乾隆年间的银子比较值钱，按其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四五千两银子大致值90多万元，一万六千多两银子则有300多万元之巨。应该说，在乾隆年代，走捐纳的路子，初始成本是巨大的。

不过，到了光绪晚期，这个成本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因为朝廷滥卖官帽，官位含金量大大缩水，这时知县的标价是一千两银子，道员的价格也才四千七百两银子。清末白银的购买力已大不如前，一两银子折合成人民币约100元，也就是说，只要掏10万元，知县的官帽子就送你了；当县丞就更便宜了，2万元搞定。

张集馨有位胞兄因为读书未成，亲戚便出资给他捐了一个卫千总（领运漕粮的下层军官），也算是吃上了公家饭。不过，通过捐纳换取官场入场券，属于“异途出身”，是被人瞧不起的，皇帝对他们也很不放心，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皇帝召见张集馨时，就明明白白地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当时受人尊重的是“正途出身”——经由科举及第而获得当官的资格。

不过，我们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从理论上而言，科举考试是免费开放的，但帝国的科举制又与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参加科考的人势必要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才有望考中，而旧时可没有义务教育福利，受教育是要自己付费的。另一方面，到省城参加乡试，或者进京参加会试，都不能没有盘缠和其他用度，这笔费用也是穷苦人家难以支付的。

现在我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按照明清科举制，帝国的子民们必须先通过“童试”，成为县学（相当于市县级的公立院校）的学生，即取得“生员”的功名，才有资格参加下一轮的选拔赛（乡试与会试）。被录取进县学之前的考生，不论老幼，都称为“童生”。童生一般在社学（里社出资的学校）、族学（家族出资的学校）、家塾（家庭学校）完成基础教育。张集馨从五岁入家塾开蒙，到二十二岁进京捐监，当了十七年童生，这么多年，张家该付出多少教育成本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张集馨的自撰年谱对他的每一位受业老师姓甚名谁、道德文章如何都有记述，却偏偏没有留下束修方面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寻找旁证。与张集馨大致同时代的丁日昌（张生于1800年，丁生于1823年）曾经制订了一份《社学章程》，其中规定：“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膳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领。”从中可以看出塾师的月薪约为六千文。家塾的束修与社学大体相当，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的家族延请塾师，束修也是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有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