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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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义勇军自兴起之日，并无固定经费来源。“义勇军的饷糈无法筹措，其给养不得不取之人民。然成千整百之义军，每过一村一邑，要食要宿，人民穷于应付，不免感受痛苦。”“然关外食粮，因日方收买，胡匪抢夺，甚感缺乏，人民自给不足，无力供养义勇军。”
救国会成立之初，曾多次商讨支援义勇军经费问题。曾试图提出取消税制，每月征收各种机关军政各项费用和奖金中捐出一部分作为救国捐、爱国捐等。此议显然要通过国民政府明令实施。作为抱定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不可能颁令实施这一议案。
使阎宝航感到十分痛心的是南京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态度。自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军队发动大规模江桥抗战时起，南京政府始终持不支持态度。对于义勇军的兴起，不但不关心、不支持，反而多方打压。当时，在救国会内的一些国民党CC派{1}人物一再宣传，国府由于一直保持对日交涉，不愿予日人以借口，所以不便公开支持义勇军行动。对此，阎宝航驳斥说，义勇军的抗日举动，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背，依靠南京支援义勇军仍然是幻想。因此，他极力鼓动救国会不可期望南京对义勇军会有任何作为。阎宝航还积极活动，利用各种方式为义勇军筹措经费。他大声疾呼：“为今之计，全国上下，当同心协力，广筹饷糈，不使歼倭战士，枵腹执戈，长期抵抗，其庶几乎！”
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积极地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援助。凡各路东北义勇军司令及其代表来京，救国会都要求张学良出面接见。仅1932年，张学良就接见了赵大中、陈勃然、项青山、陈经九、郑桂林、于程九、于显庭、于百恩、李春润、张一吼、徐柏村、艾中华等几十人，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在吃住无着、械弹两亏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日的处境，即批现款、衣物、枪弹交救国会分发给义勇军各部。同年10月，救国会从张学良处争取到一大批军械物资，分发给东北抗日义勇军。阎宝航在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支援中，一直持积极态度。凡有东北义勇军代表人士和抗日烈属、学生、难民代表到京，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引见张学良。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义勇军代表，阎宝航都积极参加。
全力募集资金，争取国内各界和海外华侨给义勇军以资助，这是救国会自成立以来经常性的举措。阎宝航经常受常委会委托奔赴各地，积极利用他的社会关系进行募捐。在上海、南京等地，阎宝航与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广泛地交往，并与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东北社”。该社由邹韬奋、李公朴和阎宝航三人领导。这个组织对策划、支持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为阎宝航在宁、沪、苏、杭发起募捐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这些地方的“文化团体、学生教师、律师、职员，甚至出家僧侣也捐就财物，支援义勇军”。
为给义勇军募捐，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等在上海、南京先后拜见各界许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人士包括：朱霁青、黄任之、史量才、王晓籁、张佩年、穆藕初、江向涣、褚慧僧、温宣尧、李济深、杜月笙、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胡筠、杨志雄、齐世英等。他还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信，要求给东北义勇军以支援。蒋接信后，派他的侍从秘书高凌百交给阎宝航一张三万元支票。阎宝航在和李济深接触时，李先生对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深表同情，暗中联络当时担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先生，一次拨给救国会大批炸药。救国会把这批炸药运抵南满地区义勇军手中，有力地支持了义勇军对日作战。
在上海，阎宝航利用他的同乡、同学，时任海关税务司副司长丁贵堂和孙一民的关系，联合上海海关高级职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全国，号召海关员工向东北义勇军捐献慰问金，得到响应。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按月扣献薪金的5％，经救国会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抗日部队。经过阎宝航等人的活动，“数月以来，海外华侨、沪上绅士，同情义军，不忍坐视”，“踊跃解囊，所惠殊多”。1935年，阎宝航在上海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的“极其亲切地款待”，她们对东北人民无限关怀，“孙夫人（宋庆龄）曾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款”，并鼓励他坚持抗日救国活动。后来得知所有华侨捐款均被蒋介石半途截留，移作别用。孙夫人曾将募款情形专门派人对阎宝航作过解释。阎宝航对孙夫人的爱国热情表示由衷钦佩。
1932年3月下旬，阎宝航率同救国会委员关国候、杜泊公，受救国会派遣赴南洋、美国旧金山向华侨募捐。同年3月20日，《京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阎宝航、关国候、杜泊公三人为援助义勇军事，定于今日（20日）下午5时15分搭乘平浦道车赴京，预定在京耽搁2、3日，即行转往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分向华侨及友好为义勇军募款，以资补助，光复东北。但阎宝航代表救国会出国募捐之举，由于受到南京政府的掣肘，没能成行。他想起正在浴血奋战的东北义勇军，更加痛心疾首，万分的感慨。如此下去，孤军无援的义勇军对日作战，能坚持多久。
尽管阎宝航以高昂的热忱竭尽努力为义勇军募捐，对于偌大的义勇军而言，所得款项不能满足需要。对东北义勇军的援助，没有政府动员全国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一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表示政府已将日本侵略东北事件提交国联处理，要求民众静候国联裁决。事实上，国联并没有遏制日军的侵略。蒋介石也曾为阻止日军西进，要求国联将锦州化为中立区。对此，日军不予理睬。1932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开始加快了拼凑伪满洲国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对日仍采取间接谈判办法，不愿意东北的地方抗日行动影响到国联对中国的同情，或者造成中国主动挑衅的误解。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下，对东北问题仍坚持采取外交与政治方式解决。国联曾于1931年11月21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但1932年3月初，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时，国联李顿调查团尚未到达中国。救国会常委们对于国联拖延时间的怠慢行为十分不满。政治部副主任霍维周大骂国联的行径是有意袒护日本，为日军占领东北大开方便之门。
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停解决东北问题政策，对于张学良有一定影响，对救国会常委们实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但国联调查团的缓慢动作，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特别是日本不顾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设想占领锦州后，国联显得无能为力。大家对国联调停诚意产生怀疑。在救国会常委会上，阎宝航分析了国联调停的实际意义。他说，西方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得罪日本。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通过国联机构调解中、日纠纷。况且，美、英等国正在经受经济危机，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威胁，自顾不暇，不可能真心地全力地进行调解。现在，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地头脑，明确我们的责任。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应该自己起来反抗，然后才有别国的援助。现在我们中国受到日本的侵略，自己不反抗，却寄希望于别国的援助上，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这样只会欺骗我们自己。当时救国会常委们一致表示，不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调查团身上，不能面对东北抗战的形势而袖手旁观，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1932年3月下旬，救国会常委得到消息，国联调查团已经由日本东京，到达中国上海。救国会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办法。阎宝航由于正在创办政治训练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给军事部长王化一写信，建议由救国会政治部立即从政治训练班中选派人员回东北，调查日军罪行，为救国会人员会见调查团准备材料。同时应该发动义勇军在调查团到达时向日伪军发动攻击，以表示中国东北人民反对日满政权和光复故土的决心。就在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北平时，救国会阎宝航负责派遣的人员已经到达东北各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