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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名:《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作者:张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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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一个夏夜,南洋马六甲岛的一座中国式庭院里,有几个人正在忙碌着。夜已经深了,海风习习,椰树摇曳,但是马礼逊却感到心里正燃着一团火。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发从雕版上揭下一张纸来,不禁欣喜若狂——这是一页试印的月刊封面,采用中国线装书版式,正中以匀称、大方的宋体印有刊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几个大字。他轻声叫来正在一旁伏案写稿的米怜,两人一边欣赏,一边赞叹,但他们或许没有想到,随着这页纸的诞生,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页却被两个洋人悄悄揭开了。

在马六甲出版的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封面,该刊采用木刻版和石印技术印刷,共出版7卷,1821年因米怜病重而停刊。米怜是个十分能干的传教士,在南洋群岛考察期间,他不仅很快能用尚不熟练的汉语与当地华人交谈,找到了“更实际、更可靠散发圣经的办法”,在爪哇、马六甲和槟榔屿一带走村串户向华人家庭派送了上千册《新约全书》,还发现了比口头布道、散发圣经更为广泛和有效的传教渠道——“创办一份小型月刊,以便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其他实用知识”。

马礼逊对办刊计划十分赞许,在与米怜反复商量后,决定把中国传教差会的地点建在马六甲。此地由英国控制,位于交趾支那、暹罗和槟榔屿之间,离中国很近,有商船常年往来,同时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在马礼逊的心目中,今后他不仅要在这里出版报纸、印刷圣经,还要建立学习中文的学院以及养老院、收容所等,让它成为基督教传教士在亚洲的中心站。

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问世了,这是外国人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自1815年起,凡七年,每月一期,每期六至七页,初印500册,不久增至1000册,最盛时达到2000册。所登内容,大部分是阐发基督教义,间或也有新闻和介绍天文、地理等新知识的文章。编辑者除马礼逊、米怜及稍后加盟的另一名传教士麦都思之外,引人注目的是粤人梁发。

梁发11岁起就入塾读书,后因家贫辍学,乃往广州学习制笔和雕版,这期间被米怜招募并随其赴马六甲筹备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久受洗入基督教新教,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以刻印中文书报、撰写宗教小册子及传教终其一生。他篆刻的《劝世良言》在太平天国时期曾被洪秀全大量翻印,传播甚广。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后,由于外人不便出面,该刊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全凭梁发一人在海陆间往返奔波,主要方法是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乡试,由他本人携往考场,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并通过联络友人,借海船之便销往南洋群岛、泰国、新加坡等华侨聚集地区。

米怜为派发《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印制的“告帖”,被认为是最早的推销报刊的广告。创刊号上,由米怜执笔、用来招揽读者的“告帖”,可视之为第一次用汉字印出来的报纸广告,它的内容是推销一种“书”:

凡属呷地(马六甲)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槟榔、安南、暹罗、咖口留吧、廖里龙牙、丁几宜、单丹、万丹等处各地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口甲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即均为奉送也。

愚弟米怜告白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的一份近代化中文刊物,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不具备新闻传播媒体的完整形态,但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在版样、中文字模和印刷技术等方面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树立了榜样,还拉开了西方在华新闻事业的帷幕。此后百年间,跨洋越海来从事中国报道的外国记者把马礼逊和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举动称为“拓荒之举”。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问世,多少冲淡了马礼逊因被东印度公司免职而带来的沮丧。紧接着,来自英国政府的一项使命从天而降,这使他更加相信,自己手里掌握的中文迟早会变成一件所向披靡的利器。原来,在与东印度公司近一年毫无结果的争吵之后,广东总督府的官员们扬言要取消与英国的商业往来,英国政府十分紧张,乃派遣阿美士德爵士率使团来华交涉,马礼逊被任命为随团译员——当时在广州的欧洲人中,只有三个人精通中文,马礼逊是其中之一。

1816年7月的一天,马礼逊在澳门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出海迎接英国使团,在达兰玛岛登上特使的座驾“奥尔塞特号”后,船队就直接向北航行,一帆风顺到达渤海大沽口,然后进京觐见嘉庆皇帝。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顺利,因为觐见礼仪方面的误会,盛怒之下的嘉庆帝下令驱逐全体夷人,使团无功而返。马礼逊回到广州已经是来年1月份了,这是他首次以传教士身份从地下走到地上,也是生平中唯一一次深入中国内地的经历。

1817年9月,马礼逊35岁,来中国已整整10个春秋了,给伦敦传教会写信说:

自从我初次踏上中国海岸,到今天已经过去10年了。为了实现伦敦传教会所定下的目标,我告别了我的出生地——英国。那时候我们的困难很多,对前景感到非常渺茫,对中国知之甚微,在中国定居的希望很小,而且毫无益处可得。

现在,我们对中国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包括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开辟了传教区,还在马六甲建立了中国差会。《新约全书》已经全部译成中文并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散发,上帝的真理通过新设的印刷所,已在当地的中国居民中广泛传播,已经有两个人皈依耶稣基督。

回顾在中国从事圣工的10年,马礼逊有喜有忧。喜的是在这一年,英国哥拉斯大学通过决议,授予他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出版语言学和用来学习中文的各种书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已在中国建立了两个印刷所(澳门和马六甲),由于大英圣书公会捐款的支持,9000册中文版《新约全书》即将开印,而米怜也在马六甲夜以继日地赶译《旧约全书》;伦敦传教会派来中国的第三个传教士麦都斯带着一些金属活字样品不久前到了马六甲,让中文圣经成为完璧的目标看来指日可待了。

忧的是《华英字典》第一卷的印刷不顺利,由于一个印刷工人的举报,广州的巡捕冲进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抄走了正在印刷的部分《中英会话》和若干中文刻板。过了不久又发现,马礼逊编写、供中国人早晚祈祷时诵读的《公祷文》的第一套木刻版,被一个印刷工人藏在一个角落里,结果大部分让白蚂蚁吞食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马六甲印刷所印好的一批圣经《诗篇》和布道单张在运送途中被莫名其妙地劫走了。这意味着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我几乎对此失去了勇气,不想坚持下去了。”他给一个美国教友写信说。

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1818年11月在米怜主持下举行奠基典礼,由英国驻军司令福尔克哈上校安置了基石。当米怜在南洋马六甲找到落足之后,马礼逊提出了在脑中盘旋已久的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还要在那里办一座书院,训练欧洲人学习中文和其他知识,并吸引当地的华人青年信仰基督教,学成之后可以派他们去南亚和中国内地传教。当地的葡萄牙总督已拨给米怜一块地皮,用来建立中国差会,书院的房屋就建在这片地上。

伦敦传教会十分欣赏马礼逊的这项计划,但是他们只答应出500英镑开办费,其余的要他自己想办法。马礼逊无可奈何,还是聪明的米怜有办法,马上印制了一批求助信,托海船带回国广为散发。果然,向英国广大基督徒劝募捐款的书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了积极反应,捐款源源不断,其中,一个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朋友”捐助4000西班牙银币,用以“建造一座相当宽敞的房屋”;一个英国贵族一次就拿出了1500英镑和一批有价值的书籍;居住在广州的戴维先生当面奉送给马礼逊100元英国旧金币……马礼逊本人也捐出1000英镑,充作建造英华书院校舍之用。

1818年秋天,英华书院的首批学生在一间由马厩改建的教室正式上课,学生中有欧籍基督教徒,也有当地华侨青年,因而实行双语教学。作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开办学校的始作俑者,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成为后来西方教会在华从事教育、设立学校的圭臬。英国割占香港后,为便于向华人传播教义和西洋文化,英华书院于1843年从马六甲迁移到香港,不久改为神学院,专门培养和训练传教士,为鸦片战争后教会兴办学校积累了经验,准备了人才。

此后,学院于1870年一度停办,1914年复校后,数次搬迁,现坐落于香港九龙牛津道1号,成为港岛历史上最悠久的学校。

从米怜开始,英华书院的历届校长,如伦敦大学的首任中文讲席教授萨姆尔·吉迪、后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理雅各等都是来华传教士和著名的汉学家,他们致力于把中国的儒家传统经典翻译为英文,陆续出版了大量著作,受到西方的极大欢迎。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如曾经为林则徐主持译政的袁德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李炳辉等,都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知情者和杰出的人才。英华书院现为香港政府资助英文中学,香港流行歌手、填词人许冠杰,曾任香港财政司的梁锦松都是该校70年代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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