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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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距广州约90英里，由中国官府和葡萄牙人共同管辖，同时也是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与基督教新教水火不容。当地教会的神父得知马礼逊的身份，扬言要把他赶出去。
马礼逊孤身一人来到澳门，唯一可以投靠的只有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员托马斯·史当东爵士，同时他还是东印度公司唯一的中文译员。史当东的名字，马礼逊早在伦敦开始学习汉语时就听说过——1793年9月，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时，队列里有一个负责为马嘎尔尼特使提其身着的巴茨骑士斗篷下摆的12岁侍童，他就是副使乔治·史当东爵士的小儿子托马斯·史当东，当时，乾隆帝见其伶俐可爱，破例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赏赐给他。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两人去年在广州就与接上了头，并频繁通信。史当东认为，马礼逊一心一意要掌握中文以及热衷于英汉辞典的编辑，对该公司也是有益和值得嘉许的事业。
对于马礼逊的使命，史当东是十分支持的，但因为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理人，禁止除了经商者之外的任何人居留澳门，而马礼逊从事的又是相当敏感和危险的勾当，所以只能向他提供租房、请中文老师等有限的帮助。这一回，马礼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史当东自然不能见死不救。
史当东向英国总部建议，马礼逊是一个性格坚韧、举止谨慎的年轻传教士，经过在中国一年刻苦的学习，已接近掌握中文而且前途无量，应该把他揽入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在华贸易事业服务。
建议发出，却久久得不到回音。如果顺利的话，下一班带着货物和信件、从伦敦起航的货船，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到达澳门。
这段时间，马礼逊像一只被追打的耗子躲在东印度公司的一间仓库里，六神无主，惶恐不安地思考着自己的命运。后来纠缠了他一生的偏头疼症，就是此时得上的。到大街上去，在澳门这弹丸之地随时可能被中国差役拦住盘问；偶尔参加一次西方人的聚会，又总是躲不开天主教士们的猜忌和鄙夷的目光。
绝望之余，他决定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去，在南洋一带，有许多西洋传教士停留在华侨居住区，一面学习中文，一面等待时机奔赴远东大陆传教；加入这个行列，也许有利于早日完成自己的计划。
当马礼逊一边念叨着“主啊，帮帮我！”，一边“准备去槟榔屿的行装”时，他呼唤的主降临了——在11月19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今天有一位叫威廉的英国青年来访，交给我一封信，是由在伦敦的洛弗莱斯牧师寄给这位青年的父亲摩顿先生，再转交给我的。晚上我即邀请摩顿夫人和她的子女到我住处一同举行晚祷会。”巧的是摩顿也供职于东印度公司，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了解到马礼逊的困境后，立刻邀请他搬到家中居住，“以解除其孤独的生活”。
马礼逊与摩顿一家的关系迅速升温，机缘来自摩顿家28岁、体弱多病的女儿玛丽。也许是老摩顿的苦心安排，也许是马礼逊出于生存的需要，总之，到1809年2月18日，马礼逊在他的日记中用一句话记录了此事的结局：“今天，我同意了和玛丽·摩顿小姐在下礼拜一举行结婚典礼。”
老摩顿嫁出了待字多年的女儿，马礼逊得到了安全温暖的居所，双方皆大欢喜。
婚后的马礼逊有了稳定的环境和生活，一心一意投入工作。此时，他在伦敦认识的中国人容三德回到了澳门，继续辅导他学习汉语。很快，《新约全书》的翻译已完成了一部分，正在编写的中文文法和《英华辞典》每天都在增加新的词汇和注释；另外，他还购买了一批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文书籍，尽管风险巨大，但由于他愿意出高达250元的学费，仍请到一个叫蔡兴的年轻人。
蔡兴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中长大，读过多年私塾，古文功底深厚，性格温和、审慎，在其指导下阅读，马礼逊获益匪浅。伦敦传教会在这年出版的年报中也兴奋地报告说：“马礼逊已经克服了主要的困难，看来他所期盼的熟练应用中文的日子，要比所预期的更为接近了……这使得前途为他敞开了大门。”
没过多久，“敞开的大门”又向他展现新的前景——东印度公司决定聘请他为该公司在澳门的中文译员，年薪500英镑。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聘任。担任这项工作，意味着他可以拥有居留澳门和广州的合法身份，可以增进使用中文的能力，还可以减少教会的经济负担。漂泊不定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双喜临门——马礼逊从前来祝贺的中文老师那里学到了这个新词儿，但是当他仔细咀嚼这个词儿的滋味时，尝到却是浓浓的苦涩。
首先是玛丽被检查出来患了“神经方面的病”，精神和肉体同时经受强烈的折磨和不安定，经医生检查，“认为是不可救治的”。1810年冬，玛丽在生产过程中差点禮没命，头胎男婴在生下当天就夭折了。当时的澳门还没有外国人专用的墓地，马礼逊好不容易说服了当地的中国人，在岛背面的山丘顶上找了一块地，埋葬了死婴。由于过度伤心，他的头疼病更加严重了。他在给以前的同学克罗尼牧师的信中诉说道：
人在国外受到折磨，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因为既无亲人就近照顾，又无基督徒朋友来此安慰我们。如果只是肉体受苦，只要心里平安，还可免于崩溃；但是当精神受到伤害后，有谁能承受呢？
另一方面，每年的贸易季节，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行的工作使他身体疲劳和精神紧张，感到极不适应。他向伦敦传教会报告说：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地集中时间读中文，如今已可使用中文写公文给两广总督了，并且已经和政府官员们用中文交谈。
……今年夏天，我为东印度公司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频繁地与中国官员开会。但我要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不是温和的或友好的。东印度公司的人从不掩饰对传教士的厌恶，而中国官员极其傲慢、专横和喧嚷，他们有时三四人同时讲话，声音之大，像是在骂大街。
就像洞穴里的鼹鼠不适应天日一样，马礼逊已习惯于孤身一人沉思默想的生活，根本无法忍受商行买卖中的讨价还价和官场上的嘈杂。更重要的是，当他每天花费大量精力翻译官方公文时，已经无暇顾及编写辞典和翻译圣经了。
该怎么办呢？作为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