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得自陈康先生。1947年我在北京大学当研究生，陈先生给我们领读《形而上学》第七（Z）、第八（H）卷，就是先从《范畴篇》和《形而上学》第五（Δ）卷的有关章节讲起，指导我们如何从原著中学习分析论证从而整理它的发展线索。当时陈先生已经在耶格尔的思想影响下，接受用发生和发展的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写本书时已经看到陈先生发表在Phronesis上的论文Aristotle’s Concept of Primary Substance in book Z and H of Metaphysics（《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卷和H卷中的第一本体概念》），这是指导我写本书的主导思想，在“前言”中已经申明。本书出版后我才看到陈先生在台湾《大陆杂志特刊》上发表的文章《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他讲的“本质”就是我们讲的“本体”，“基本本质”就是“第一本体”），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陈先生的这几篇文章已都收入我们编的《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书中。
本书出版后我就开始《希腊哲学史》的写作，1993年开始准备写第三卷，我又回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这个主题上来。这时候对西方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状况知道得多了一些，近几十年来他们争论中的一个大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主要是神学（theology）还是本体论（ontology）？他在《形而上学》第四（Γ）卷提出哲学是研究“作为‘是’的‘是’”（，being as being，过去将、being译为“存在”，本书也是这样译的；现在将它改译为“是”和“是的东西”，理由在《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中详述，此处不赘），从而开创了以to on为对象的ontology，他说这门学问是以普遍的“是”为对象的，可是在第六（E）卷中他又提出第一哲学是研究一种特殊的“是”即永恒不动的独立分离的“不动的动者”，从而得出他的神学。西方学者因而争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究竟是普遍的“是”还是特殊的“是”？又归结到普遍和特殊的问题，也就是本书中常讲的一般和个别的问题。欧文斯（J.Owens）神父在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是”的学说》）中采用“核心意义”（）的方法将“是”归结为本体，又将本体归结为第一本体——神，得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是神学的结论。其他许多学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除神学之外还有独立的本体论学说。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到陈康先生最后一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Sophia，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1976，纽约），陈先生也是不同意欧文斯的意见，将亚里士多德的神学和本体论综合起来研究，认为亚里士多德所寻求的既不能归结为神学，也不能归结为本体论。他自己意识到这两方面的矛盾，多次试图调和，但是没有成功，得出这样的结论。
重印跋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稍后又从余纪元得到信息，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苗力田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先在意大利后在加拿大学习希腊哲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Aristotle’s Dual Metaphysics—An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ysics（《亚里士多德的双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ZH卷的解释》）中提出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亚里士多德学者中又有一场争论，讨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eidos）究竟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双方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学者，各自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到根据，反复辩驳各不相下。余纪元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确实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在有些地方他说形式是tode ti（“这个”），另一些地方则说形式是toionde（“这样”，本书中译为“如此”）；前者是在回答“本体是什么”即说它是本质时说的，后者是在回答“本体为什么生成”即寻求动因时说的；即使在《形而上学》第七（Z）卷同一卷中也出现这种矛盾的说法，余纪元也认为亚里士多德自己想调和这种矛盾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