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三个阶段：从起步到繁荣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的重建，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机遇。迄今为止，其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影响很大的教材。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虽仍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对研究重点、时间范围、线索梳理等关键问题的认识，对以后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姚凤莲、郑裕硕主编的《简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桑咸之、林翘翘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鱼俊清、余子明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等，都明显受其影响。
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政治”概念入手，提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现代历史阶段中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关于国家活动方式、任务、内容的理论和主张，各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和主张”[22]。该书确定的上述研究内容也为后来的同类著作所沿袭。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开始出现了将近代和现代政治思想史放在一起研究的著作，如许光枨、林浣芬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后来谭双泉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则直接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时段确定为1840—1949年。二是吸收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成果，以贴阶级标签代替理论分析的非学术化做法大为减少。如许光枨等就指出，对被淘汰或击败的政治思想，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和抽象批判”[23]。宝成关等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则首次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放置在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视野中，以是否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三是将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结合起来研究。朱义禄、张劲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近现代政治变革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进程中，以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的互动诠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新变化。首先是不少著作改变过去的编写体例。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将全书分为“变局与改革”“维新与革命”“新探索与新革命”等五编。刘刚、李冬君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将全书分为“引论”“通论”两大卷，“引论”提出以“近代性”区分近代史与晚清史，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世界史的观点，“通论”则以“近代化”为线索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在近代政治过程中的表现形态。其次是计量方法的引入和观念史研究的繁荣。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对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的分期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首次将计量方法引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创生出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使研究结果变得可以验证。闾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运用历史语境主义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1840—1949年民主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流变做出了全面的考察，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 体例与叙事：列传体+编年体与创新尝试
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时间性存在，其研究叙事必定会追求对政治思想的历时性呈现，其通史性的著作、思潮和观念的研究，都要客观描述并分析其生成、演化及实践影响等整个过程，故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的“编年体”就成为所有思想史最基本的表达样式。然而，思想又以一定的人物或群体为载体，直接表现为某些人物或群体的思想。故在“编年体”的框架下，思想史最常见的叙述方式就是“数人头式的思想与学说的陈列”[24]。就是说，“列传式”+“编年体”是所有思想史最普遍的撰写体例。
虽然这些年来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大多是采取上述编撰体例，但也有一些著述力图实现体例上的创新，如刘强伦主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就是先提炼出某一时段的思想主题，作为“编年”的核心提示，然后历时性阐述思想和思潮。再如朱义禄、张劲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直接将政治思想或思潮的主要特征作为每章的主标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受西方观念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开始通过阐释“封建”“革命”“共和”“自由”“民主”等概念在文本中的意义和在不同语境中所塑造的意涵，在揭示观念流变的多义性的同时，显现了人类的生活境遇、观念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多变性。但是正如闾小波所指出的那样，“观念的流变离不开观念人物”，观念史的考辨离不开对“风向标式的人物”的微观考察，[25]这同样摆脱不了“列传式”的撰写样式。
三 对象与视角：国家观与现代化
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虽有少数学者坚持从马列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定义出发，认为“保持和争得国家统治权力是政治的中心问题。环绕这个中心所形成的政治观点、主张和构想等，应该是政治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对象和范围”[26]，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国家观构成政治思想最本质的核心的部分”[27]。当然，其中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观虽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不能仅“对国家问题作静态研究”，而是要“就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国家的各种学说、流派作动态考察”，进而提出政治思想史应该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三个层面来研究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国家观。[28]
与强调以国家观为研究中心不同，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界定研究主题。宝成关等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发展线索“就是要实现近代化”，故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力量、各个政治派别……对如何实现中国近代化，提出理想、设计方案、寻找解决办法的历史”[29]。还有学者提出“爱国主义”“革命”“现代化”“向外国学习”，构成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四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主线，其中“爱国主义是原动力，现代化是目标，革命是主要手段，向外国学习是主要途径”[30]。这一“四条主线说”，拓展了揭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演进大势的维度。
综合来看，上述认为国家观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的观点，强调的是要从政治内涵出发来关注政治思想本身的内容形态，而认为近代化是这一时代主题的主张，则更强调应该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现实逻辑有贯通一致的总体把握。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后一种主张明显吸收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成果，对扭转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线索阐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做法有重要意义。
四 文本与语境分析：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视域的拓展
1983年，邵德门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提出该领域的两个研究原则：“一是不容许把前人现代化，随心所欲地加以附会和美化拔高；二是不容许脱离历史实际，用当代的标准去苛求前人。”[31]这两项原则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提倡和坚持的基本方法。2012年，孙津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出版，仍强调在研究中要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与含义的针对性相结合”[32]。
因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要“以‘政治思想家’的文字记述，以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和学说为‘政治思想’的主要材料依据”，所以对精英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相关著述，以及他们参与的相关事件的历史记录做出分析，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但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思想与信息层出不穷、不断碰撞的时期，新名词、概念、观念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各阶层交往的公共空间已然形成并日益发挥影响力，仅从文本入手，已经难以揭示其丰富多变的内涵。早在20世纪80年代，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就明确注意到这个问题，且开始尝试解决。闾小波在民主等观念的清理中，使用将历史语境主义与文本解读结合起来的研究进路，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观念史的梳理更贴近政治文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的政治文化概念及其方法，也同样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前述的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将政治文化的计量方法引入观念史的考察，开启了观念史研究的另类进路。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文化和历史社会学等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也促使部分新一代学者将研究的重点锁定于一般社会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郭双林的《“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潘艳慧的《〈新青年〉 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沈毅的《论证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 〈努力周报〉 为例》等代表性著作。上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重心的转向，拓展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单纯以精英思想家或政治家为叙事中心的研究传统。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涌现出众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泽华总主编的9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部长达535.6万字的皇皇巨著，是在刘泽华及其团队数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在研究视野、对象选择、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和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
因刘泽华及其团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特殊贡献，进入21世纪后，学界逐渐产生了“刘泽华学派”或“南开学派”的说法，2013年之后，还出现了多篇研究该学派的专论。[33]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虽尚无扛鼎之作问世，但其作为独立学科在短短的40年间，就已经迎来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也足以令人振奋。今天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其对象都更明确，视野和范围更开阔，编撰体例和书写方式更多样化，方法论上也多有创新之处。但是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许多挑战：研究队伍虽不断壮大，但仍存在学科背景庞杂、专业训练不足等弱点，新一代研究者大多存在古汉语或历史学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研究成果总量上虽不断增加，但大多是重复前人的选题或观点，真正有创新价值的高质量成果还总量不足。
作为交叉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创建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学科身份辨识的问题。萧公权通过“采政治学之观点”的方式强化了其政治学学科属性，却无法消除其以中国固有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特征，因而也就无法彻底消解中国传统知识与现代政治学这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固有张力。过分强调以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对象，固然会扭曲中国政治思想的本来面貌，但单纯地以中国思想特殊性为由拒斥政治学概念、命题和理论的引入，又可能将研究封闭在传统经学的狭小空间内，使之丧失政治学学科属性，进而丧失其成功转换为现代知识的可能性。如何缓解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张力，如何通过概念和命题的互释，实现这两个话语系统的衔接与融通，一直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萧公权“采政治学之观点”开始，到刘泽华等开辟传统政治文化领域，再到近现代观念史研究的开启，历代学人在研究中引入了众多的政治学概念，这些概念今天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某些很难用引入方法替代的概念和命题，研究者多以政治学概念加以对照，阐明两者的异同。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参照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固有概念基础上创造新概念的努力。比如刘泽华借鉴专制主义概念，结合中国历史上“权力支配社会”的现象，创造出“王权主义”概念。这些努力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种知识间的张力，但要想彻底消除这种张力，还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和努力。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本土化呼声的高涨，有人试图用固有概念、命题来重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于这些固有概念，大多存在着分类随意、内涵模糊、边界难辨等问题，运用它们进行研究，用现代学术标准衡量，很难做到逻辑自洽。运用它们书写出的政治思想史，不仅难以纳入政治学知识体系，也会为今天的读者制造不必要的阅读障碍。政治学的概念和命题，不单是话语表达形式，它还体现着当下的政治实践所衍生的问题意识。缺乏政治学的理解和分析视角，在研究中有可能陷入无意义的思考而不自知。这种倾向，虽不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 * *
[1]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将“西洋政治思想史”列为必修课。参见《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2]萧公权：《南开东北燕京五年半》，载《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4页。
[4]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4页。
[5]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页。
[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1年版，“凡例”。
[7]这一点，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多处“范例”，如在叙述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时，萧公权特别指出孟子此论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区别，解释说：“孟子贵民，不过以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只能做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在讨论法家的“法治”问题时，他又在简要解说了现代法治的特点后，指出现代法治与《管子》等法家所主张的所谓法治，“实为两极之相背”。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96—97、217页。
[8]除了王云五自认为其作品“颇异于萧氏之作”外，其余作品“具体论述也多承继萧公权”。参见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8—709页。
[9]1960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度恢复政治学系，但不久更名为“国际政治系”，主要开展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本科教育，其教学和研究内容延展至欧美政治及政治制度，但都没有设置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史》，内部资料，第48页。
[10]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虽列有第五编“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但仅列一章“孙中山”，还没有具体内容。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不存在专门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成果。
[11]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12]以上刘泽华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讨论，均参见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1期。
[14]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5]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多年后，刘泽华曾做出详细的回忆和说明，参见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9—271页。
[16]刘泽华、葛荃、刘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7]杨阳：《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典范——评刘泽华总主编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8]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自序。
[19]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21]刘泽华、张分田：《开展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2]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23]许光枨、林浣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24]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5]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2页。
[26]谭双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7]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8]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9]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30]刘强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31]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6页。
[32]孙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1页。
[33]2005年，“大陆新儒学”代表人物陈明最先提出“南开学派”“刘泽华学派”等概念。随后，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李冬君《真理之辩——读毕来德 〈驳于连〉》（《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5期），秦进才《形式主义史料与政治文化的存在方式》（《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李振宏《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等都曾使用“刘泽华学派”等概念。2013年，李振宏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近4万字长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对“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学派”等概念做出了学理论证。2015年，方克立在《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学派与学术——关于“王权主义学派”及其思想的争鸣——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第三次提到并评论了“刘泽华学派”的学理特征。王学典等将刘泽华所代表的史学流派称为“新启蒙史学”（参见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