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研究

《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第四节 21世纪以来的比较政治研究,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本节关注2000年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即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阶段，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追赶型学术发展。主要围绕国别研究、比较制度研究、交叉学科和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来分析这一阶段的成就和特色。

一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效应

（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作为世界霸主，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唯一主导者，而当时中国还在忙于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调整改革步伐，加强执政的合法性。2001年以后，加入WTO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更加深入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并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与此同时，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利用其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军事资源打击恐怖主义，并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发动两次战争。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中国涉外智库和研究机构纷纷加强对周边国家、热点地区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

（二）地缘政治新形态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预言：“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不断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影响。”[17]这个预言惊人命中了今天的现实。如今，大部分亚太国家相对于崛起的中国只是中小规模的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两强之间进行复杂的政治经济权衡，在制衡、接触和追随中国之间盘算自身的利益得失。[18]即便是日本、澳大利亚这样发达的美国盟友，也必须审慎考虑与中国发生冲突可能导致的重大代价。因此，地缘政治因素为中国官方机构和学者研究比较政治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制衡中国的选择与国际政治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密切相关。“安全困境”最早由赫兹（John Herz）提出，后由杰维斯（Robert Jervis）发展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并给出详细的定义：植根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结构性的；对他国当前和未来意图的不确定和恐惧是重要来源；由防御性行为引起，是非故意的；通常招致自我挫败，因为一国的自身安全并未获得保障；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螺旋”，可能引起战争上升。中国学者参考了这些理论命题与概念，从国际安全与比较政治的角度探究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发展。不少学者认为，主张制衡的是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的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其逻辑是随着中国在南海的防御性的造岛行动和海军部署，它们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靠拢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进行回应。这些制衡回应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的自我防御的加强，于是“安全困境”在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螺旋上升。[19]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即便如此，越南、菲律宾几乎不会选择以冲突的方式解决争端。首先，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是“不对称”的，中国的巨型规模和高速发展使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诉诸武力的风险。其次，这些国家虽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冲突，但在保持地区稳定和实现经济繁荣等方面又与中国存在更大的利益一致性，对抗的代价十分高昂。再次，虽然美国力图牵制中国崛起，但特朗普强调自私自利的“美国优先”，在亚太事务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国家也不敢把牌都押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印太”战略上。[20]

二 21世纪比较政治研究的议题与方法

（一）21世纪以来比较政治研究主要议题

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比较政治学和地区国别研究的主要流派、经典作品乃至专业期刊的最新论文纷纷被译成中文，对新一代的比较政治研究者起到了学科规范和学术训练的作用。这段时间，中国学者基本上处于追赶型学术发展的阶段，有关的成果以西方比较政治理论前沿综述和地区国别政治发展评述为主，也有少数成果可以说得上是用规范的政治学方法论或严谨的实证分析方法开展了前沿性的专门研究。

这一时期的主要议题包括：政治转型与民主化、发展型国家/政权、国家—社会关系、亚洲价值观、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等。

政治转型与民主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有重要战略意义或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地区的民主化个案研究，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一些东南亚国家。[21]随着比较视野的扩大，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非洲、拉美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得到关注。[22]此外，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史的研究主要是世界历史专业学者的工作。这些研究普遍长于国别政治史或政治变迁事件的分析，也有很多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概念的借用，但在普遍性、规律性的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上则比较欠缺。只有少数作品尝试开展较多案例的比较并具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思维，在这方面，由孙冶方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研究团队做出了重要工作，这是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做出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大规模实地调研基础上做出的比较政治研究。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研究团队吸收了国内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加盟，由从事国际政治及国别研究的专业人才和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联合编队，对于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伊朗以及中国台湾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国家及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政治发展、政治变迁问题进行系统的实地考察、调研。该项目先后历时6年，初步再现了亚洲不同类型的国家与地区在工业化条件下政治发展的进程。通过再现政治进程和比较研究，对于亚洲工业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性亦有所揭示。这一项目有两项主要成果，分别是《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3]和《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24]，该项目的主要理论性、方法论发现集中于五个方面：第一，关于政治体系的结构问题，提出了“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政治体系的三层次结构理论，取代以往单纯的“宪政体制”论，为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撑。第二，关于工业化条件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提出新型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的基本动力的论断。第三，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路径与策略问题，总结出亚洲成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采取的权力与权利的“对冲”策略，并对“对冲”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机制做出了分析探讨。第四，关于亚洲部分国家工业化发展迟缓问题，提出部分亚洲国家在独立后前工业化社会结构未经改造而造成了工业化的阻滞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与认知。第五，关于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问题，根据亚洲国家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广泛实践梳理归纳出“统筹兼顾”即政治体系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矛盾以及平衡机制的政治体系存在与运行的核心价值。[25]

在发展型国家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发展型国家的主要命题进行分层归类：将国家自主、技术官僚、威权统治与“去政治化”、灵活的私营企业等归为发展型国家的“普遍性特征”；将经济企划机关、战略产业政策、压制社会福利需求、公私部门的发展共识等归为“阶段性特征”；将一党专政、精英团结、支配民间社会和控制劳工、管制金融、支配外资等归为可在适当环境下重复出现的“权变性因素”；将殖民主义遗产、“冷战”和全球化等国际政经条件归为不能重复的“历史性因素”。[26]这种归类法区分可供借鉴的普遍性命题和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命题，有助于深化“东亚模式”的讨论。

比较政治视角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学者参考外国比较政治学理论用“强国家—弱社会”“威权统合主义”等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征，指出东亚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国家/政权支配和压制社会的不对称二元关系结构，以保证“国家自主”和“国家能力”。时和兴著的《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政治理论和国别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成果。[2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研究者对东亚发展模式弊端的反思，根植于东亚发展经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热潮开始消退。此外，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民主化对“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公共政策以及新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挑战了发展型国家理论。近年来，有些发展研究者认为，“发展型国家”只是反映了特定地区（东亚）在特定阶段（主要是20世纪60—80年代）和特定国际背景（亚洲“冷战”）下的发展经验，这种发展模式和理论本身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2005年，巫永平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具体分析了国民党官僚政治在台湾产业结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就中国台湾的发展经验而言，上述“发展型国家”的命题很多只具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色彩，由于缺乏对台湾官僚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实际运作进行具体分析，常常夸大了这两者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28]这是从比较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台湾案例进行的深度挖掘，对于相关理论命题的重新认识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新一代研究者认为，站在后“民主化”和后“发展型国家”阶段，应该重新系统地审视“第三波”民主化后的治理绩效，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估。[29]

中国学者对东亚发展经验的研究，还一度受到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流行起来的“亚洲价值观”的影响，不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清醒地反思东亚模式的弊端。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被视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营，它在1993年和2000年（危机后的复苏期）两次公开发表书面报告，对“东亚奇迹”进行全面的探讨和反思，后一次报告即《东亚奇迹的反思》还对前一次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许多论点进行了修正。在《东亚奇迹的反思》这部论文集中，世界银行召集的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发展模式提出的反思，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亚洲价值观”论争，但还是在不少方面冲击了“亚洲价值观”的地区特殊性。世界银行2000年发表的这份报告还从东亚经济发展的其他宏观和微观层面反思了“东亚奇迹”。中国学者对东亚、东南亚区域研究乃至比较政治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开始赶上国际思潮的变化。原来对“亚洲价值观”中关于“政府强干预”、商业企业中的家族伦理、政府—资方—工会三角共生型的管制以及名为“政企合作”实为“政府引导”型的制度或者准制度都在“金融危机”后受到这份综合报告的质疑和纠偏，而近年来东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这些质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30]如此，“亚洲价值观”引以为自豪的地区特殊性、民族自主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

（二）21世纪以来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探索

中国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研究，比较流行的是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结构法。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作为基础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一直受到几代中国政治学人的欢迎。[31]拉美学者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倡导的历史—结构法，与中国学者擅长的历史制度分析不谋而合，都反对对社会发展进行分割式的维度分析和局部理解，认为研究对象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总体结构的话，必须注意这种结构虽有自我维持的一面，也会由于不可避免的人类集体行动而产生运动和转型。[32]这种方法论在伊文斯（Peter Evans）研究巴西发展的“三方同盟”框架中得到体现：多国公司、国家政权和本地资本家这三个集团在国际国内结构中互动，决定了巴西的依附道路，这项研究及其方法论获得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虽然东亚新兴工业化不同于拉美国家，东亚强大和自主的国家政权主导了当地的“三方同盟”，走的是依附发展的道路，但是历史—结构法仍然适用于东亚发展研究。[33]

此外，欧美学界更注重严谨设计和定量实证的研究方法也得到引进和推广。自利普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系统提出比较方法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以来，具有鲜明实证特点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得到巨大的发展。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和政治变迁现象的复杂化，多种新的研究方法被引入比较政治学之中，包括社会统计法、实验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定性定量混合方法等，目的都是实现所谓的“ceteris paribus”，即比较的对象在除自变量和因变量以外的其他干扰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上取值都相同。这是比较方法论的精髓。不同的方法论通过各自的特点和路径追求在满足这种比较法精髓的基础上探寻因果关系，辨析可靠的因果机制。

抽样社会调查与因果推论方法是定量研究的基础方法，也被引入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全球晴雨表调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这两大全球性跨国社会调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跨国的抽样社会调查数据对欧美、拉美、东亚、东欧的政治转型和社会变迁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展出系列的比较实证研究的方法论。[34]基于抽样社会调查数据的定量政治分析文献的因果推论方法，对于从社会结构变迁到政治变迁的“长因果”链条进行了分节分析，指出各种“短因果”链条的多样衔接策略及其价值，重点分析了东亚社会结构变迁对不同政治发展路径的因果影响力，并结合调查数据分析其中的因果机制，进而比较东亚政治发展的不同动力逻辑。[35]

近年来，中国学者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论开始从社会变化中寻找政治态度变迁的根源，这其实是20世纪60—80年代美国多元主义政治学的遗产。伊斯顿、阿尔蒙德、维巴、亨廷顿、普特南等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以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扬弃了多元主义范式，利用大规模的跨国社会调查，发展出新的现代化与价值观变迁的理论流派，启发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新发展，并对政治态度变迁提出了系统的归因理论。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归因路径：一是文化主义，强调社会化的价值观对政治态度的长期影响；二是制度主义，主要从政治制度的运行及其绩效来理解政治态度的变化节奏。近十多年来，不平等、再分配等社会分化因素被引入现代化理论与民主化研究，对政治态度变迁的归因分析/因果推论得以不断深化和细化。

案例比较是定性政治学研究的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比较政治和地区与国别研究中占据主流。中国政治学者根据案例选择的步骤和原则，阐明比较政治研究中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研究中探讨的因果关系本质。[36]在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国家—社会关系三大领域，比较研究实例较为丰富。

此外，最新的“潜在结果架构”，作为社会科学因果推论的核心思维也被引入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政治学方法论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KKV”路径认为定量和定性方法有共同的逻辑基础，但该路径模糊了定量和定性的重要区别。高奇琦综述了近年来兴起的潜在结果架构，指出这一新方法论框架既能阐明定量和定性的共同方法论基础，又能在这一基础上演绎出二者的重要不同。[37]

三地区与国别研究的启示

（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启示

中国学者关于东亚地区比较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从国家发展模式、政府管制方式、企业治理结构、产业政策作用及其限度等方面指出了东亚原有发展模式的经验和缺陷。[38]1997年以后东亚金融危机和复苏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价值层面的动力机制在作用过程中吸收了在这些分析中概括的模式和政策调整，才有比较明朗的发展前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东亚发展模式曾遭遇的旧问题和即将到来的新问题都会构成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这些成为中国学者比较政治研究的落脚点。

过去几十年，由于赶超动力与后发优势的存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存在着类似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威权主义的某些要素，具有共同的“赶超”经验及“强国家”特征，而且技术官僚群体在党政精英的代际更迭中成长起来，日益完善的产业政策扮演着促进重点行业快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作用。具体来看，中国大陆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具有很多相同的发展机制：充分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推进出口导向型增长；国家具有强烈的发展意愿，国家干预社会、政府引导市场；具有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技术官僚，组成主导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决策部门；具有鲜明、高效的产业政策体系，先后推行进口替代和适当的产业开放政策等。不过仔细分析中国的国情，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经验有很多区别于东亚国家的地方。

（1）中国转型发展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框架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活力提供发展空间，反映了新兴大国追求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相平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愿望。

（2）中国在改革前30年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产业体系完善，同时拥有比东亚中小经济体更加丰富的自备资源与能源，这些都是东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3）国有企业对产业发展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并且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超过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国有/公有企业的地位。

（4）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土和巨大的人口规模，足以支撑起多波经济发展浪潮，同时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足以满足生产内销和外来投资与销售的长期发展。

（5）中国的社会建设严重落后于经济建设，社会自我组织和治理的能力比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要弱小，因此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势必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前四个方面的区别还是在政府—市场关系范围内，那么第五个方面则超越政治经济体制，进入复杂的社会建设层面。过去十几年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很多的磨炼和提高，但是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却很不够。因此，超越发展型国家，在当下环境中不仅仅是在政府—市场关系上做文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发展与治理上做文章。[39]

（二）“一带一路”研究对地区国别研究的拓展

2013年秋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自由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安全互信等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同样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也是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建设的新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推广，正在对亚太地区、亚欧大陆、亚非关系的地区发展、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激发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得到迅速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园区建设、跨国货运联营与自由贸易，旨在建设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网络。亚投行自2015年底在北京成立以来，以精简（Lean）、廉洁（Clean）、绿色（Green）为核心理念，不断完善作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并且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在多个亚洲发展中国家推进多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投资项目，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界的好评。亚投行迄今已获得世界六大洲77个国家的支持和参加，而且2018年以来国际两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和惠誉公司都给予亚投行最高信用等级的评级，表明世界对这一崭新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信任，这也是对中国创建之功的认可。对以“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为代表的新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新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注入活力。[40]

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演讲的主题即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接续了中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利马峰会上的主张，呼吁共同努力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让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强调应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提出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人民诚恳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他多次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贸合作上要讲求“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主席阐述的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联动、公平、包容发展的中国方案，为中国塑造出积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自由贸易、包容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供者的正面形象。中国学者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此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性平台上继续发展。

四当前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议程、新方法

（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对比较政治研究的影响

后“冷战”的第三个十年，亚太国家见证了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建立——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同时，中国大陆加强了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整合，与韩国、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且，随着2013年秋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各国的贸易和投资额都大幅上升。在这一地区，虽然美国仍具有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但是中国已跃然成为本地区贸易和经济的主导国。因此，中国学者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欧洲、非洲、拉美的比较政治研究势必要反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关联。

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文献还是集中在亚太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政治经济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比较政治研究。文献分析表明，中国学者主要从比较政治与国际安全相结合的角度讨论安全困境、对冲策略，或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讨论各种FTA与经济整合的区域化。不过，以“一带一路”（BRI）和亚投行（AIIB）为标志，中国的崛起还具有建设跨国基础设施、推进自由贸易、促进通关便利化和发展国际电子商务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新的项目，随着中国领导人睦邻友好话语的传播，开始影响到亚太地区公众对中国崛起的感受。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刚刚开始，但预示着广阔的学术前景。

（二）比较政治研究与因果推断的方法论

所有致力于因果推断的研究方法，本质上都是应对上述根本难题的不同方式。共同的难题，是不同研究方法整合和统一的基础；但应对共同难题的不同途径，则带来了各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分野。在社会科学中，定性和定量方法，就是应对同样的因果推断根本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基本研究取向。在比较政治研究视野，定性方法以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的思路，估计出个体因果效应（Individual Causal Effect,ICE），即具体到某个（或某类）案例内部，某一个（或一组）条件起到的因果效应；定量方法则凭借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估计出平均因果效应（Average Causal Effect,ACE），即对于案例总体平均而言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所具有的因果效应（也就是个体因果效应在总体层面的平均值）。

对方法论体系的需求，反映了当今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繁荣。的确，只有多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涌现，才会将对不同方法的选择提上日程。研究者需要知道，应该在何时选用何种方法才算适当，而这需要方法论的指导。这种指导，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时代，显得更为必要。然而我们也要注意，指导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方法论至少同等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检验的理论。毕竟方法终归是手段，其必须服务于我们想要构建并证明的理论。我们最终选择的应该是那些最适于检验我们理论的方法，而不是最流行或最复杂的分析途径或技术。于是，调和定量和定性两种取向，除了在方法论层次进行以外，还应在比较政治学科的理论层面展开。只有我们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才可能澄清到底是何种取向更适合检验我们的理论。因此，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比较政治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共同作用。

（三）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特色议程

比较政治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有很多问题，不是光靠政府或者光靠市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政府与市场合力就能处理一切问题。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无限的社会力，正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促使比较政治研究者深入反思原有的“国家中心论”理论框架和重要命题。例如，伊文斯提出了“镶嵌的自主”（embedded autonomy）概念，意为发展型国家的自主其实“镶嵌”在国家与社会的紧密关系之中，在社会力量不断发展的时候，国家无法自外于社会，更无法保持原有的自主性之不变，这些思想被引进中国政治学界以后，影响了一代人的学术视野。

2008—2011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全球市场不断萎缩，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长期衰退进程之中，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势必严重冲击中国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只有重视处理社会治理才能维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现象并没有缓解，收入再分配、各种社会民生政策等问题不断浮现，正在挑战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政治经济体制。

比较政治学者逐渐落脚到中国的国情实际，开展新的研究议程。多数人认为，国家发展战略应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推进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面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开展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才有可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国内外经济大变局的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从国内现状看，可以说，我们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进程不仅没有完成，还遭遇到全球经济大变局的挑战，使得这个超越过程更加紧迫。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发展型国家，要求构建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内涵得到夯实。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才能得到体现，价值高度才能树立起来。

当代中国国情下的学术自觉，还包括对国际比较视野下社会发展和福利建设的政治学研究。这方面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减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优化社会阶层结构；（2）制定和完善社会民生政策，解决各类社会民生问题；（3）推进社会服务和创新社会管理；（4）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及边界；等等。在过去40年里，我们的国家机器习惯于通过高度动员和任务导向的方式，集中各种政治经济资源发展经济，特别是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但是对新生的各种社会民生问题要么重视不够，要么茫然失措。当社会建设失序，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时，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自然衍生，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

（四）国际参照系与本位思维的变化

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以后，国际参照系也发生了变化，要求中国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论述在国内外学术界大量涌现，激发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走向新的领域。2017年初，约瑟夫·奈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假说（Kindleberger's Trap），指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继续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同时约瑟夫·奈也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正在承担一些大国责任，并不寻求推翻其从中受益的世界秩序，而是想增加在该秩序内的影响力。“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金德尔伯格陷阱”实际上是在问中国崛起以后是否愿意承担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有能力且愿意负责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大国，才会具备国际领导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际合作大项目，以及跨境电商产业标准、中欧班列通关一体化等具体的标准，明显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点，正是中国增强自身在世界秩序中影响力的渠道。

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本身就是中国崛起以后为世界提供的新的一类国际公共产品，也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目前推动“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固然在亚欧非三大洲，但是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很多国家愿意积极参与。中国不断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汇聚国际发展共识，使得中国倡导和创意的国际经贸合作与基处设施建设成为全球性和包容性的国际发展平台，为世界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全球治理的改善做出积极贡献。这是中国版的崭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方案。[41]

不过，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中国目前只是在部分领域，例如开放自由贸易、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经济、大规模减贫和公共卫生等具备国际领导力和号召力，距离全面承担国际领导责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即便在这些中国擅长的领域，中国仍然需要遵守当年英美开创的很多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化体系。只有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基因科技产业、大数据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才有机会主导制定行业规则、建立标准化以及确立话语权，而且这样的领域或行业领导力的维持需要经常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同行协商才有可能。这些观点丰富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地区国别研究。

结语

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在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国际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开始显现。因此，比较政治研究的中国本位思维也要吸纳更多的国际因素，探索中国的国际责任与领导力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这是对大国领导力的考验。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实际上是评估中国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条件与意愿。评估的基本标准是实事求是：根据国情与世情的“实事”，对国家能力与国际责任的规律“求是”。2018年1月7日，《人民日报》理论版组织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笔谈，专家指出中国应该当仁不让在擅长领域有所作为，建立本领域的国际领导力，同时避免在实力未逮和时机不成熟时全面出击，以免造成战略透支，此则有所不为。

国际领导力的建设既需要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具备影响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软实力”。对于后者，中国还比较欠缺。英国波特兰公司公布“2017年全球软实力排名”，中国的文化指数名列全球前茅，显示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开发上的优势；“一带一路”建设大幅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参与指数的得分，亚投行建设也提升了中国多边外交和区域治理的能力。不过，从综合指标来看，中国的软实力总体排名仅名列全球第二十五，而法、英、美则名列前三。当然，这种排名受指标设定、分值偏好、评估方法的影响，未必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仅供参考而已，但也从某些方面提醒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学理研究、创新和传播。

过去30多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渐由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发展型国家/政权向多元民主政体和经济自由化转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都经历了由“经济奇迹”向“政治民主”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在东亚由经济发展向政治民主的过渡中，包括自主性社会组织、社区治理在内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普遍进入社会建设时期，包括减少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提供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扶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劳工基准与劳资关系立法，社区治理与发展，处理医疗、住宅、养老、失业、教育等重要民生问题等。[42]这些社会建设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和政治秩序的稳定程度都要比处理得不好的国家和地区强得多。这些东亚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经验值得今天的中国认真借鉴。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后续影响下，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冲击，全球市场走向动荡，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不确定进程之中，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很大的压力，也启发比较政治学者研究动荡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最近两年来，开始有比较政治的研究文献指出，世界经济危机势必严重冲击中国以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只有重视社会治理才能维持政治稳定发展。另外，近年来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现象并没有缓解，收入再分配、各种社会民生政策等问题不断浮现，正在挑战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体制。因此，中国必须吸取日本、韩国以及西欧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视可持续发展、社会政策与公平分配。可以说，从比较政治的视野，我们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进程不仅没有完成，还遭遇到全球经济大变局的挑战，使得这个超越过程更加紧迫。

比较政治学理论融合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宏观结构因素和“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作用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林兹和斯蒂潘等西方学者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努力。他们分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特征对民主转型模式的影响、政治行为者在不同领域内的互动对民主巩固的影响，指出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受到政体类型和活动领域的限制，导致了差异的民主化转型路径和民主巩固状况。[43]学者们把这种方法称为“路径依赖”，并指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本质是现在的选择由之前的选择构成，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并巧妙地塑造着政治精英的选择和活动的范围。中国学者正在参考、借鉴这些思考，不断前进。

近来，有学者指出路径依赖理论相对于宏观的结构理论和微观的过程理论的确是个进步，它试图把两者融合以构造一种更加有效的理论。但是，路径依赖理论只是同时强调了宏观结构和政治选择的重要地位，并不能解释宏观结构怎么影响战略选择，也不能解释政治行动者如何应对宏观结构的限制。因此，路径依赖理论仍然没能实现宏观结构因素与微观过程变量的有机融合。这为中国政治学者追赶理论前沿并推动学术思想创新提出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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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宝煦：《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

[2]李慎明：《关于搞好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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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高飞：《中国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人民日报》2018年1月7日第5版。

[42]李新廷：《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的演进与中国关照》,《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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