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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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回顾和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十年（1949—1979年）比较政治研究的奠基和起步，包括研究动机、思想框架、焦点问题、组织机构、学术资料等，探讨这些基础的深远影响。
一 “三个世界”思想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
（一）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与比较政治研究格局
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美苏两霸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是第二世界，中国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构成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主力，第二世界是可以争取和联合起来反霸的。同年4月，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在此基础上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1978年9月邓小平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4]
“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提出后，中国的外交工作走上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帝反霸的道路，并且改善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就要求各有关机构、院校加强对亚非拉各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原本在60年代组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摧残的外国问题研究力量得以解放。当时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以及后来的国际政治系主要承担亚非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承担国际共运史研究，复旦大学主要承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外事机构、社会科学院系统和党校系统等也在外国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上各有分工，齐头并进。在60年代的基础上，80年代中国的比较政治和地区国别研究的科研格局基本形成，并影响到今天的学术发展。
（二）“三个世界”塑造比较政治研究的世界观
根据“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毛泽东主席晚年认定苏联搞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威胁最大，因此谋求建立一条经日本、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到欧洲，最后到美国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这在当时叫“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5]在这个外交战略影响下，我国的亚非拉研究十分关注20世纪60—80年代各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编辑了大量的各国民族独立运动资料，既作为外交工作参考资料，也起到奠定亚非拉地区研究学术基础的作用。同时，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也得到推进，体现在社会科学院系统中的有关地区和国别研究所的建立，以及大学院系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的开展。
二 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比较研究
（一）民族解放运动研究
民族解放运动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主要包括北美独立战争、拉美独立革命、亚洲革命风暴、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30年代亚非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20世纪60—9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区国别研究的进展，并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实际上，由于在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学科建制被取消，而且绝大部分研究者与国外的政治学研究前沿隔绝，因此既缺少比较政治学理论也缺少相关的研究方法。所以，80年代以前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研究主要是历史学世界史专业的文献整理和史实研究，几乎没有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1961年《历史研究》杂志曾集中发表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的文章，介绍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但是深入的专题研究仍然很少。[6]
（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与中国革命论述
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学者的民族解放运动研究，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若干理论观点而展开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仅丰富了马克思民族理论，也从史料出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陈郊、华岗对民族自决的研究和讨论。[7]同时，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研究往往把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反帝反霸联系起来，而对当时西方流行的民族主义理论如“想象的共同体”等缺少了解和借鉴。
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反过来推动了中国革命论述的研究。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被放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霸论述的范围之中，从而构建起第三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