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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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理论是国家理论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如何在理论上刻画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有哪些动力推动中国转向现代国家？当代中国展现出哪些特殊形态？中国的国家建构经验在国家理论领域有何独特贡献？这些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学术界有关中国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本节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动力理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理论。
一 中国传统国家理论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传统国家形态。如何认识和勾勒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这是学术界在理解传统中国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基于不同的分析立场，学术界提出过诸多有关传统中国国家形态的概念。例如，赵鼎新的“儒法国家”、赵汀阳等人的“天下国家”、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许纪霖的“家国天下”等。这些概念的分析重点不一。有些将重点放在对传统中国政权和国家形态的勾勒上，如“儒法国家”；有些则将重点放在对传统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总结上，如“差序格局”。鉴于本章以“国家理论”作为叙述主线，故将重点放在有关政权和国家形态的总结上。在这一方面，“儒法国家”和“天下国家”近年来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影响。
（一）儒法国家
“儒法国家”是旅美学者赵鼎新教授提出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与国内学术界已经存在的“外儒内法”[40]观点存在亲缘性。根据后者，在从汉代到清代这一较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国家政权一直沿用“外儒内法”的统治策略，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倡导“人本”“仁义”，但实际上也依赖法家，强调“以法而治”。中国传统政治从而体现出“外儒内法”“儒法相济”的特征。近年来，赵鼎新先后出版《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其“儒法国家”的主张。
根据赵鼎新的界定，“儒法国家”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41]。在他看来，这一国家模式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才基本解体。“儒法国家”因此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政治模式。
儒法国家是如何兴起的？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把它归结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政治形势造就了“儒法国家”。在赵鼎新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需要以及由此导致的“工具理性文化”是造就“儒法国家”的基本动力。战争推动了工具理性文化的发展，使社会不断趋于理性化。同时，战争也造就了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大一统国家再通过驯服战争而实现社会稳定。在赵鼎新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譬如，与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相比），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42]。
“儒法国家”为什么能够延续？对于这一问题，“儒法国家”的倡导者主要从“儒家”和“法家”两方面寻找解释，认为“儒士阶层”和“儒家文化”为统治者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政治合法性；法家则为统治者提供了理性主义基础和制度规范。对于儒法两家在儒法国家中的功能，赵鼎新认为，儒家集中体现在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供给上，而法家则集中体现在工具主义的驭民之术、中央集权型科层制国家的建立以及严密法律体系的形成上。例如，对于儒家的政治功能，赵鼎新指出：“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43]
（二）天下国家
“天下国家”代表了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国家的另一种理解。“天下国家”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政治观念紧密关联，是基于“天下”观念衍生出来的“国家”理解。“天下”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想象，也是当时人们对已知地理空间中的“文化/政治秩序”的思考与安排。[44]
要理解“天下国家”，首先必须理解“天下”概念。邢义田追溯了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演化史。殷商时期虽未出现“天下”词汇，但通过“服制”而形塑了“天下”的基本结构。西周初年，“天下”词汇正式出现，认为“天下就是由文化较高的华夏诸邦和落后的夷蛮所组成”。战国时期，天下观念最终形成，认为天下“是由本不相干的方位观、层次观和文化的夷夏观交织而成。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秦统一后，“大体而言，中国人的天下观并没有基本上的改变。尽管两千年来和中国接触的外族代有不同，但是变化不大”[45]。
相比于邢义田从历史维度总结“天下”观念的演化过程，王柯则从“内涵”角度归纳了“天下”的三层含义：其一，对理论上的天下和现实中的“天下”进行区分，理论上的“天下”指按照正统王朝思想进行理解，统称为“四海之内”，而现实中的“天下”则指王朝政治权力实际上或被认为应该达到的领域，主要指“九州”；其二，“天下”基本的政治结构主要包括“内服”和“外服”,“内服”指由天子和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即王畿；“外服”则指由天子和朝廷间接统治的区域，即诸侯国；其三，“天下”是华夏与四夷共同的生活空间，且通过濡染华夏文化，四夷迟早会成为九州天下的一部分。[46]
基于对“天下”范围的不同理解，李大龙勾勒了“天下国家”的主要形态。在他看来，“天下”是一个难以明确具体范围的词汇，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范围，但它是古代中国人经常用于表示“中国”“正统”皇帝理想中的管辖区域。可以将“天下”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郡县（府州）统治区、特设机构统治区和外围民族政权羁縻统治区。由此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个层次：郡县（府州）统治区是王朝政治权力能够实际到达的区域，特设机构统治区处于王朝政治权力实际控制和名义控制之间的模糊地带，羁縻统治区则是皇权无法直接到达，依赖诸侯和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的区域。“天下国家”的三个层次反映了王朝政治权力从实际控制走向名义控制的动态过程。[47]
总体而言，“天下”是前现代中国人基于地理空间而形成的关于世界政治秩序的想象，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和“正统”而不断扩展开来的政治同心圆结构，与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背道而驰。具体而言，“天下国家”主要以以下三种理论为基础：第一，“大一统论”，即政治上一统乎天子，文化上一统乎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第二，“畿服论”，即依据“服制”，形成以王畿为中心的同心圆状政治秩序与地理分布格局；第三，“夷夏论”，即以“畿服论”为基础形成的对外民族关系，其核心在于，华夏居于中、夷狄居于表。
二 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动力理论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中国从此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学术界的认识并不统一。综合起来，主要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内部因素说”“外部动力说”和“内外均衡说”。
（1）“内部因素说”将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内部。它与美国史学界已经存在的“中国中心观”存在智识上的关联。“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48]按照这一观点，鸦片战争及以后事件尽管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压力，但它们只有经中国的内部结构才能发挥作用。“内部刺激说”在中国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张媚玲认为，中国近代国家转型深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长期“大一统”政治诉求的惯性和儒家传统文化的惰性，影响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以及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方式和建设道路。[49]其还探讨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选择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原因，认为“封建帝制”只是传统政治思想观念之外形，中国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政治观，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与西方国家的“联邦制”乃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结构类型，“中央集权制”暗合了“大一统”思想。[50]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均选择了“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合理和必然的选择。“内部因素说”并非完全无视鸦片战争以来外部因素的刺激，它只是强调传统历史文化、制度遗产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内部因素相对于外部因素的重要性。
（2）“外部动力说”也与海外中国研究存在智识上的关联。美国学者李文森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51]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一个观点——“外部动力说”，并在中国学术界形成重要回声。
在这一观点看来，西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主要体现为“内生型”变革，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则是“外生型”的，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驱使下畸形步入近代社会的。闾小波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防御型现代化”，即“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现代化运动”[52]。杨春时也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外发型”的，“它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提出来的；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传统”[53]。
（3）“内外均衡说”则认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而且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影响，因而不能将现代转型的动力完全归结于“内部”或者“外部”。例如，徐奉来认为，“外部因素激发起来的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动因素。这种主动因素同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近代化的自发因素汇合起来，就逐渐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54]。林尚立也认为，“中华民族实现千年古国的整体转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发展模式，造就这种奇迹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来自中国人对自身历史遗产的创造性转换”[55]。
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具有复杂的动力机制，不能完全归结于“外部动力”的推动，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内部因素”的制约。传统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现代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强大刺激和示范效应，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解释过程中，关键还在于将内外部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如何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转型。
三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
尽管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概念存在不同理解，但以下要素通常被视为其基本：主权的建立、民主制度的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些要素通常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某些标志事件联系在一起。具体到中国，以下事件通常被看作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鸦片战争、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其中，鸦片战争被看作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起点；辛亥革命是传统封建帝制终结的标志，中国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而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发生调整，即从近代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体制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改革开放则使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一）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较量，成为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国人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并成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分水岭。[56]一方面，鸦片战争使当时的中央财政危机四伏，从而动摇中央政权，撬动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权力的根基，从内部瓦解了传统帝国结构；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使当政者和社会精英阶层认识到传统帝制结构无法与新生的民族国家相抗衡，制度绩效的衰变注定了战事的失利，国家结构的转型不可避免。[57]士大夫中的极少数先觉者开始开眼看世界，使得传统世界秩序观念被打破，中国由“天下”回归“国家”。[58]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催生了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或许是因为直到列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59]。
（二）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被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这集中体现在现代政权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维度上。
就现代政权建构而言，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首先，破除政制变迁的帝制锁定，建立了第一个“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宪政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中国“从此再也无法回到皇权的老路上去”[60]；其次，勾勒了现代中国的基本蓝图，即民主、分权和统一；再次，推动国民政治观念的嬗变，中国政治观实现现代转型，从“天下”观转向“民族国家”观、从“臣民”观转向“公民”观。
就民族建构而言，“经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向‘五族共和、五族一家’，使得‘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得以强化，初步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型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转折，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新起点，[61]民族关系也由传统的“夷夏之别”转变为各族平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相较于现代国家的建构而言，辛亥革命在民族建构上的理论准备不足，遇到了难题，即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62]因为在辛亥革命前，西方传入的是“一族一国”的单一民族国家观念。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以一种零星的状态传入中国，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五四运动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之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指导思想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63]建构方式由片面的政治革命转为全面的社会革命。[64]
首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剥开了国家权力的神秘面纱，看到了国家本质，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相对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说则把国家看作社会个体之间订立“契约”和“同意”的产物，声称为了所有社会个体，实际上却服务于少数统治者。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宪政和政党政治虽然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但这只是少数精英而非众多国民的民主，[65]西方民主共和的建国方案从而被否定。其次，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国目标，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终将被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取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而意识到民主的阶级性，即没有全民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民主才是多数人的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奋斗的目标。[66]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工人政治”开始蓬勃发展，并且建立起了坚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四）改革开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人民共和国和主权国家得以初步确立”[67]，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奠定了政治基础，至此，始于鸦片战争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初步完成。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主要是“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开始进入全新的阶段。
贺东航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取得的主要成就应以改革开放为起点，改革开放对传统的集权体制进行调整，以放权作为基本取向，从而使许多要素从国家流向社会，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他还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其一，现代行政科层制的成长，初步建构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官僚行政国家体制；其二，国家在沟通、利益表达、聚合、决策制定、政策实施与政策输出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其三，政权合法性的巩固；其四，公民社会的成长。[68]
改革开放促进了现代民主国家建构。徐勇认为，自1949年，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初步建立以来……国家建构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民主—国家建构”明显滞后于“民族—国家建构”。[69]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心在于独立主权国家建设；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开始由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迈进，开始尝试理顺党政关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四 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理论
当前中国到底属于何种形态？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种提炼，形成了各种有关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素描。其中，“政党—国家”描述了中国当前国家形态的宏观形象，而“税收国家”和“预算国家”则从某些侧面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建构所取得的成效。
（一）“政党—国家”
鉴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部分学者提出“政党—国家”概念。在这一观点看来，“政党—国家”既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同时还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任剑涛认为：“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看，政党国家是革命建国的产物。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治国基本方式就是以党治国。”[70]
中国缘何走上“政党—国家”的道路？任剑涛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了阐释，“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从理论的角度讲，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借助于一种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才足以解除国家建构的窘迫状态。在足以实现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上，只有政党国家具有优长之处。政党国家借助于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将分散的国家建构力量迅速聚集起来，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形成国家的建构意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的国家形态也有促成国家发展奇迹的效用”[71]。也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政党—国家”体制植根于中华文明体中。
关于“政党—国家”的优点，在部分学者看来，“政党—国家”的最大长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应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紧迫感和效率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通过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政党—国家”能够有效应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能够对国防建设、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等项目进行长期规划。[72]
（二）“税收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改革前的单一结构转变为改革后的混合结构。针对这种变化，有学者提出，中国开始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73]
对于“税收国家”的建立基础，主流观点认为，“税收国家”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国家财政收入依赖于税收。但针对中国的情况，也有学者提出，“税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而不是所有制，“税收国家”不是私有制的专利，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能够实现“税收国家”。[74]后者为中国向“税收国家”转型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向“税收国家”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被重构，纳税人意识开始形成和发展，财政民主的要求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强烈，要求国家治理做出回应。马骏由此提出了两个理论命题，即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高，中国向“税收国家”的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就越大，民主化的社会要求就越强烈；在财政收入中，利润和租金的比重越高，国家对社会的依赖越小，国家的自主性越高，民主化的社会要求越弱。[75]然而，当前中国财政是混合型的，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的特征仍很明显，因此，现阶段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仍不是很高，纳税人意识不强，公民权要求也不高，同时，国家的自主性依然很大。张长东认为房产税征收也许能成为一个契机，政府真正从老百姓口袋中直接掏钱，这将有可能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政府的回应性和问责性，进而改善公共物品的提供。[76]
（三）“预算国家”
建立“预算国家”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议题。王绍光最先提出“预算国家”概念，认为有预算不一定是“预算国家”，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现代预算制度，且只有“税收国家”才可能演变为“预算国家”，尽管“税收国家”只是“预算国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77]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是“预算国家”必备的两个显著标志，且财政统一是预算监督的基础。“预算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是“税收国家”遭遇危机时采取的应对措施，即国家汲取能力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张力。[78]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逐渐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国家预算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国在短期内进入“大政府”时代，为应对挑战，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公共预算改革，以1999年试编部门预算改革为标志，中国开始向“预算国家”转型，并形成一个以项目支出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制。[79]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有三种模式，即先统一后监督，统一与监督交替推进，先监督后统一。
关于“预算国家”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将使得国家治理的最核心部分发生根本性变化，整个国家治理变得更加高效且负责。[80]“预算国家”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关怀是“政府再造”，包括“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再造，从整体上重塑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从而使得政府各个部门的行为趋于规范。也有学者认为，预算改革为中国的反腐提供了一项基本制度供给，有助于防止腐败。[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