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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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学科建设为学术发展提供条件。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智力与知识的支持。
（一）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研究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之前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格局，但其研究分布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可分为“自由主义政治学”“国家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三股主要力量。[32]其中，“自由主义政治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崇尚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学说，关注欧美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制度设计、权力制衡、政党、选举、代议制度、宪法、社会自治等议题。例如张慰慈的《政治概论》、萨孟武的《政治学新论》、陈之迈的《政治学》等都是介绍和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著作。“国家主义政治学”主要是指为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学论证和背书的讨论或研究，包括“三民主义”和“醒狮派”的民族主义。另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发端并逐渐兴盛，例如恽代英早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学概论》，邓初民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新政治学大纲》都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在国民政府时期受到压制，处于边缘地位。
1949年后，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转向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周恩来在《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讲话中提出：马列主义必须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同时要求调动旧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积极性。[3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随之得到快速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建立相关研究机构、扩充研究人员。
1952年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被取消，此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政治学研究被分散到法学的“国家与法”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区域国别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虽然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不复存在，但相关领域中的政治学研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知识和人才方面的储备。
（1）“国家与法”研究。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当中，从国家体制、发展模式到学术研究向苏联看齐成了必然选择。苏联的学科体系中将政治研究归入“国家与法”的研究序列，[34]关注国家与法的阶级本质和经济基础。中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根据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特别关注国家的起源和阶级属性、国家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国家机关体系、中央地方关系、民主集中制、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社会主义宪法等议题。这些研究既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政治体制建构的需要，例如确立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分配，也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统治的各种实际问题，例如民族问题、所有制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立法和法律问题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提高各级干部政法知识和宣传教育群众的需要。
（2）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35]20世纪50年代，党校和一些高校开始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1957年，高放发表《科学社会主义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主张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独立的学科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阶级、革命、国家、政党以及战略五大问题，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和探讨，其间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吴江著《论无产阶级专政》（1958年）、艾思奇主编《阶级和国家》（1961年）等。这一时期形成了以阶级等“五大论题”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对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恢复后的早期教材，如北京大学编的《政治学基础》产生了深刻影响。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是当时因国际和国内形势需要而发展的新兴研究领域，主要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具备“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怀，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一国的革命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1956年，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先河，全国各个高校陆续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同时陆续出版了教材和专著，如1958年出版的两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内容涵括共产主义同盟问题、1848年欧洲革命问题、第一国际问题、巴黎公社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第二国际问题、联共（布）党史问题、共产国际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的评价等。[36]
（4）区域国别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中国与苏联两国发生严重分歧后，中国因为外交、国际合作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加强对欧美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由此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兴起，研究涉及第三世界国家、周边国家以及西欧北美政治。20世纪7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开始冲击美苏两极格局，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同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并说明中国的外交立场，将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视作中国的国际义务。学术界围绕“三个世界”和“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
（5）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关于西方政治学说的研究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就存在，例如张奚若在清华大学开设有“西洋政治思想专题研究”课程，相关著作有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萨孟武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等。[37]1949年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受到一定的阻力，但相关研究并未中断，而是在“国家与法”的研究序列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1962年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组织主编了高校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因为苏联法学界非常注重西方政治学说，此时几部颇具影响力的苏联思想史研究著作陆续引进中国，如费奇金的《政治学说史提纲》（1955年），凯切江的《政治学说史》（三卷，1959—1961年），莫基切夫主编的《政治学说史简明教程》（1956年），等等。同时，一些西方经典著作也被翻译引进，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等。这一时期国外政治思想研究多以引介为主，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多，有的如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吴恩裕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论集》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研究发展
1979年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初，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填补因学科被取消而留下的大量学术研究空白。此时，政治学研究第一个热点性的问题集中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如关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学以及什么是政治学研究对象等基础性的学术讨论。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跳出将政治仅仅视为阶级斗争的狭隘观念，结合中国和世界政治的现实变化，开拓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将权利问题、决策活动、管理活动等引入了政治学研究范畴。这一时期，适应政治学学科恢复和高校政治学教学的需要，陆续出版了一批政治学概论性著作，这些著作在服务于教学需要的同时，也完成了政治学基本理论、概念和知识系统的梳理，为政治学研究的开展做了基础性的铺垫。
中国政治学在其恢复和初建时期正值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除了上述学科自身建设的需求之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特别是回应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需要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科学地总结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其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38]20世纪80年代，关于民主法制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
（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般性理论探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现行体制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3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如何从学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和内涵？如何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处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经验？等等，成为这一阶段政治学界研究、探讨的热点。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筹备处规划中提出：“组织力量对近期迫切性的课题如国家政治体制与机构、文官制度等进行研究。”[40]张友渔教授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号召政治学者对“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展开研究。[41]中国政治学会也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理论问题。一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如吴大英、刘瀚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李忠杰等著的《政治体制改革论纲》，李会滨、郑邦兴主编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
（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和议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及议题研究的重点包括：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围绕干部任免、选举、考核、管理、退出等课题展开的广泛讨论；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研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跳出单一的“专政”职能，转向服务于发展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多项职能；党政关系，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实行“党政分开”，学术界出现了关于“党政职能分开说”“党政分权说”“党政分工说”等不同党政关系模式的论辩；[42]“一国两制”问题，邓小平在1982年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出“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的主张，随后政治学者对“一国两制”的内涵和特色、制度安排、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统一进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反腐败，80年代中期后的“双轨制”和监管缺位导致了大量腐败问题，学界围绕腐败产生的原因、如何防治腐败、腐败的经济社会学解释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引进了诸如“寻租”等分析框架；[43]“新权威主义”的探讨，伴随8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加之“新加坡模式”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成就，让部分政治学者开始反思政治自由化、倡导“新权威主义”，学界围绕民主与专制、政治文化、权威体系、发展模式等议题进行了辩论，该阶段由于“民主”“自由”几乎成为某种“政治正确”，新权威主义到后期遭到猛烈批判。[44]总体来说，上述研究主题都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应该从何入手、采取哪种方案、如何回应新问题的探讨。尤其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部署，具体阐释改革的目标、原则、步骤和内容之后，相关研究和讨论更加具象化。
除上述议题之外，政治学研究的根系在改革开放的肥沃土壤中伸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拟定的“1980—1985年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45]纳入的议题多达90余个，包括民族区域制度、统一战线、司法制度、官僚政治、西方政治制度等。历次中国政治学会年会的论题也涉及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公民选举权、选举制度、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权建设、基层群众自治等改革议题。此外，关于政治文化、人权理论、市政学、领导科学等议题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政治学研究，一方面是在学科自身建设进一步推进的基础上展开的，另一方面是在与现实政治发展的交互影响中继续发展的。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其一，反思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政治学研究开始从宏大且理想化的政治议题转向关注实际具体的政治社会问题，研究对象趋向丰富多元。其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历史进程，国内层面的经济社会改革呼唤对上层建筑的深度研究，国际层面的不断开放推动了政治学的国际交流。其三，经过十多年的学科恢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人才队伍、知识系统、训练体系和研究社群已经基本成熟完备，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在新时期的广阔空间中大展作为。
首先，就学科自身的发展需求而言，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在范式和方法上进一步多元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较多沿袭了改革开放前的阶级分析范式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且在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食洋不化”问题，90年代则迎来“百花齐放”的时代，并尝试将政治学的各类概念、理论、范式和方法运用到具体中国问题的分析当中：政治学研究更加注重和依托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诸如国家与社会关系、市民社会、发展型国家、压力型体制、协商民主、善治和治理等理论概念被广泛引入中国实证问题的分析和研讨，提升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学理性及其理论深度；各类研究方法也被系统地引入政治学，包括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抽样问卷、内容分析、计量分析等。[46]除了理论思辨、逻辑推演、知识梳理和描述分析，政治学学者们开始探索变量关系和因果机制，从“what”转向“why”和“how”。与此同时，多元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例如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法团主义、理性选择、博弈论、系统论等，学者们的方法论意识以及对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持续提升。
2000年后中国学者发表的讨论政治学范式和方法的论文、教材和著作显著增多，实证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比重总体上升。[47]以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本土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机构开始出现，并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范式和方法层面取得了诸多突破，但其本土化的努力尚有不足，在将中国实践经验提升到一般性理论高度并为国际所认可方面较为滞后。此外，伴随方法论自觉的提升，关于研究方法的辩论和反思也开始出现，如何处理量化和质化的关系，如何推进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适配等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48]
其次，政治学研究与中国政治发展“相互给予”,[49]新的改革开放进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参与“世界民族之林”等都亟须现代政治文明建设，该时期政治学研究积极回应、参与时代主题，努力为改革和发展问题提供学理根基、智力支持和解决方案。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从宏观转向中观、微观，从概论性研究趋向专题深度研究，从规范讨论走向实证分析，其主要围绕以下八类领域展开。
（1）政治稳定。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的政治动荡，以及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让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协调性和可控性成为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一方面批判前一阶段的多元政治、三权分立、多党制度等主张，另一方面探寻如何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和发展来维持稳定。
（2）执政党建设。稳定和发展成为时代的新主题，维持稳定和引领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执政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下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焦点，相关研究涉及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与国家（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党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国外执政党的经验等，特别是中共十五大以后，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关系、“法治”与“法制”关系的讨论成为研究风尚。
（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运行机制。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虽然拒绝了西式的民主化道路，但并没有拒斥民主本身，而是在吸收海内外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寻求国际的理解和接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共识。因此，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内涵、逻辑、历史范畴和实践形式成为政治学研究重点，相应地，民主的中国经验[50]及其具体的制度安排，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政府民主、司法民主等，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其集中成果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知名政治学者起草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4）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推进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必然，在整体社会主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落在了行政管理体制、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该时期关于“三定方案”机构精简、公务员制度、腐败治理、国家能力、央地关系、府际关系、财政制度、绩效管理、公共物品供给、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政府过程，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的关系等行政学议题成为研究的潮流，相关研究很多直接服务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实践和公务人员的培训。2001年中国加入WTO，推动政府继续“自我革命”，网络时代的到来让政府的运行方式和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政府创新、电子政务、网络治理、环境治理、政府回应性等议题的研究随之兴起。
（5）社会转型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带来中国社会的诸多结构性变化，政治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转型问题，涉及的关键议题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城市地区单位体制、“三农”问题、城乡之间的流动社会、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阶级阶层和社会流动、弱势群体问题、老龄化和社会福利问题、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等等。政治学研究不仅具有治国安邦的理想，同时展现出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大众情怀。
（6）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利益的分殊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不同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同的利益诉求、行动方式和心理结构，政治学研究在关心政府、关心社会的同时，开始探究群体和个体层面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涉及的群体包括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大学生、拆迁户、企业家、基层干部、人大代表、网民等，研究议题涉及利益表达和博弈、社会运动、维权抗争、政策参与、选举活动等政治行为，以及国家认同、政治信任、政治社会化、民族主义等政治心理。在对这些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不断科学化，田野调查、抽样问卷和实证分析等得到广泛运用。[51]
（7）国际议题和比较政治研究，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参与全球化，一方面出现了更多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自我认知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前者推动了比较政治研究，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其覆盖了西方政治体制、国家建构、选举研究、议会研究、政党研究、民主化研究等诸多议题。后者增强了政治学对国家主权问题、人权问题、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国际秩序和中国地位、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全球化的利弊等议题的关注和探讨。
（8）思想流派之争。现实政治的发展还带来思想领域的活跃，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不同的思想流派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和“药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群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尤为激烈，双方围绕“自由优先”还是“平等至上”、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法治先行还是民主先行、效率与公平、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何评价历史、如何消除不平等、现代性问题等议题展开了政治学的论辩。[52]这些思想交锋加深了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某种挣扎、迷茫和希冀。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看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开拓和议题选择并非空穴来风，要么是基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力的自然展开及推进，要么是出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或是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的回应。由于中国政治体制趋向基本稳定，相关研究开始向制度内部精细延展、向社会和民生层面拓展。同时伴随中国发展取得的卓越成就，在国内外出现了关于中国政体“韧性”（resilience）和“中国模式”的讨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政治学研究更加丰富多元立体，更接地气，更加规范化和更具自主性，并开始从取经走向本土化。[53]除了受到政治发展的牵引之外，政治学研究也直接贡献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和理论工作，政治学者先后参与宪法的修订、公务员制度条例的起草、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以及就廉政建设、干部管理、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区划、编制立法、基层选举、港澳台政策等问题向党政部门提供咨询建议。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学研究也迎来新的时代课题和发展机遇。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已经具备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建设需求，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在前一阶段“百花齐放”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精细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代的政治实践在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丰富的主题、素材和资源同时，也向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这种研究与实践“相互给予”的互动关系在新时期变得更加紧密。
首先，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经过30年的成长，中国政治学学科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出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形成由高等院校、各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研究部门、民间智库等组成的研究方阵。尤其是经过老中青三代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该阶段的政治学研究已经从“补课”和“取经”走向本土化，并开始为世界贡献智慧成果。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新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向深度和精细方向拓展，学者们分头专攻具体的政治议题和板块，例如族群冲突研究、民主巩固研究、政党研究、移民研究、民粹主义研究、政治冲突研究、选举预测研究等，中国研究开始跟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比较政治议题相结合。特别是新的研究世代崛起，政治学研究开始脱离宏大叙事转向实证数据的收集、变量关系的探索、因果识别和机制解释，并在问题意识、研究设计、文献定位、实证分析和检验等方面形成规范的研究规程。政治学学者的“数据意识”明显提高，对概念、类型学、操作化、测量、计量分析、稳健性检验等研究步骤的理解和掌握日渐纯熟。值得一提的是，该阶段，计算社会科学方法、量化历史方法、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拟方法和预测性研究等一系列前沿方法和分析工具被引入政治学研究，研究方法的升级成为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引擎，方法驱动、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的合流成为政治学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由于研究的迅速科学化，原来的研究传统被打破，也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和论辩。[54]
其次，政治学研究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政治进程进入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更为复杂、执政任务更加艰巨，党和政府深刻把握国内外整体形势，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着手，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这对中国政治学提出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相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一方面需要政治学的知识贡献和智力支持，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和素材。新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包括以下几点。
（1）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学的治理研究进而“从社会转向国家”,[55]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相关研究涉及两个主要层面：第一是理论层面，包括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标准，治理理论的历史溯源和本土资源，国家治理对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等议题。第二是实践层面，探讨国家和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包括放管服改革、机构调整和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环境治理、治理创新等，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状况下的治理能级提升。在国家和政府治理的脉络之下，政治学研究的重心从求变转向求治、从社会转向国家、从民主转向民生。
（2）从严治党与执政党建设。面对新的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依法治国等被提上政治议程，政治学研究除了对这些政治议题进行理论论证之外，还从实证角度对党的干部管理、腐败治理、巡视制度、党内监督、基层党建、区域化党建、党建+社会治理、党与国家机构关系调整、党员管理和党内组织生活、党群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度考察。这些研究大多跳脱出西方“威权政治”的分析框架，直面中国的现实政治，旨在提炼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模式和治党学说。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党际交流、政党在国内国际治理上的角色和责任得到重视，随即“比较政党研究”兴盛起来，相关的研究课题、数据库建设、学术会议、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
（3）“一带一路”和新的“区域和国别研究”。2013年，中国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原来被学术研究边缘化的非英语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受到政治学研究的重视，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投资需要的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迅猛发展，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整合相关研究力量相继成立新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发起研究项目，举办研讨活动，推动跨国研究合作、数据库建设和海外田野调查。国家通过“双一流”建设和科研项目基金不断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持力度，教育部也多次发文要求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工作。与此前的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不同，该阶段的研究更具学科色彩，政治学的概念、理论、范式、方法、工具等得到广泛运用，并且纳入更多比较的视野。与此前的外部观察为主不同，该阶段的研究拥有更多的实地接触和一手资料。新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走出去的重要窗口。[56]
（4）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国际战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参与全球事务的频繁，世界政治转型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定位和战略选择、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话语权等也成为政治学热议的话题。具体议题包括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修昔底德陷阱”、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极右政党；国际组织、新地区间主义、全球治理、全球正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援助、总体安全观、国际形象和政治传播、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国际领导力，等等。相关研究不仅在国内服务于国家外交决策，并且达到相当高的国际水准，得以在外文学术期刊上发表，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国家间互信和理解做出了贡献。
（5）新科技的政治学。智能科技的迅猛发展是该阶段的鲜明特征，国家在新科技的研发和运用方面投入惊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区块链、物联网、社交网络等不仅重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行为和交往模式，还给政府运行和管理方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带来创新机遇，同时对社会结构和伦理、个人隐私和安全等形成冲击。一批政治学者凭借敏锐的问题意识投入这些新生事物的研究当中，相关研究涉及政务大数据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舆情分析、公共数据采集和使用安全、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等等。虽然该领域刚刚兴起，却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57]
综合上述几个阶段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管窥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成长历程。40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学科自身演进的规律，例如不断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同时，在中国特殊的时空情境下，政治学研究的生命力与不同时期的中国政治进程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空间和资源、给出了研究的对象和命题，同时影响着研究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反哺和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为其提供智力支持、理论根基，以及现代化的治理技术和理念，中国政治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政治学研究。这种研究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模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