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绿色发展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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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纳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加以系统化，高度融入长远的发展规划之中，说明绿色发展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会提出的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呈现的不仅是发展理念的新定位、新高度，更是务实可行的发展手段与工具。相对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发展理论的逻辑性、系统性更强，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此时，生态优先目标更得到强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二者之间也实现了高层次的融合。
一 绿色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
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只是变化的一个方面，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水体污染越来越重，农产品质量越来越差，经济系统转换自然资本的能力越来越强，生态系统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弱。循着这个思路不难作出如下判断：深化改革的任务已经由过去的把被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释放出来，拓展到把被经济系统冲击的生态系统保护好。这是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的背景。
绿色作为发展理念之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是指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更包含着节约、低碳、循环、清洁、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内容。绿色理念是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宗旨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它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以人为本，善待环境。绿色理念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绿色理念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 “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绿色经济的概念是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于1989年提出来的。所谓绿色经济，就是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必须等于或大于自然资本的损耗。其中，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等于自然资本的损耗为弱可持续性，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大于自然资本的损耗为强可持续性。
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取向，通过绿色发展的规划、标准、技术和体制、机制，使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绿色发展最初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后来扩展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低能耗、低物耗、低生态环境损害。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支撑的发展，是最大限度地去除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冗余度的发展。这是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绿色发展，并把它当作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的重要原因。绿色发展最鲜明的特征是将协调人与人关系拓展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重大战略思想的一次升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开启了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重大战略思想的又一次升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未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线。
二 绿色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中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先后经历了污染的警醒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失控的生态代价、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制衡与对抗、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推进与制度保障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环境政策和制度演进以及生态环境状况的驱动因素不同，其形势、政策和制度建设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党的十九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入一个认知和实践的新境界，将逐步消除环境负债，促进生态资产保值增值，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全球生态安全。[52]
绿色发展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在绿色发展中，环境不仅是一种发展生产力，而且也是一种国际竞争力的体现。绿色发展要把环境因素纳入生产率函数中、反映在GDP核算中，把环境财富纳入国民财富的核算中。绿色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发展模式中环境与发展的对立关系，追求的是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融合协同增效。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认为资源与环境是有价值的，是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需要不断投资使其保值而且增值。[53]
李周认为，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取向，通过绿色发展规划、标准、技术和体制、机制，可使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绿色发展转型，不仅是产业的绿色转型和能源、交通、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而且是各地区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定位进行的各具特色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是编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将绿色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确立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重点，并从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等方面提供保障。[5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是美丽中国梦；只有实现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体、绿色的林草，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最公平的。
建设美丽中国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容量范围。地球资源环境容量是一定的，也就是说，生态供给是固定的，对生态的需求如果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生态的退化就不可避免，自然美就会受到破坏。建设美丽中国，使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55]
三 绿色发展理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及工具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新发展战略，为中国绿色GDP核算提供了宏观的政策背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表明了党和国家对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勇气和决心。生态资产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写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中。因此，生态资产评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考评。
（一）生态资产及生态资本
“生态资产是以生物生长繁育为基础，是具有物质及环境生产能力并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福利的生物或生物衍化实体，不仅包括生态系统，同时也包括历史时期以生物形态存在、在当前仍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和福利的不可再生资源，如化石能源，因此生态资产构成的核心是生态系统和化石能源。其价值表现为自然资源价值、生态服务价值以及生态经济产品价值。一种自然资源即使成为生态资产，但也未必能够变成可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流的生态资本。只有所有者实现自由有偿地转让生态资产，并能为其获得未来的收入流时，生态资产才会成为生态资本。”[56]
（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生态系统服务有着极高甚至无法计量的价值，与人类福祉关系及其密切。长期以来，由于现有社会经济系统没有充分评价生态系统资产及其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被看成充裕的取之不尽的免费公共服务，导致生态服务供给的稀缺和生态服务的过度消费。为缓解生态服务稀缺，充分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成为生态系统资产化管理、生态补偿、生态服务有偿使用等政策实施的迫切需求，然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鉴别、量化和货币化都很困难。中国是人均生态资产非常稀缺的国家，正在推进的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迫切需要对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57]
为了保护自然资产，提高生态服务供给能力和合理消费生态服务，需要了解生态资源到底有多少价值。“尽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化是非常困难的，目前还没有国际上公认的标准方法，但人们正在利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条件价值法、旅行费用法等去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对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化以后，价值化的结果尽管显得很高，但无疑会反映出被我们忽视掉的或者没有计量的一些生态系统的价值，会使我们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存在比我们想象到的要更加重要，会反映出生态系统实际提供的价值有多少在市场上实现了，有多少没有实现。”[58]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在利用生态系统提供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两个方面的多种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在强烈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除部分人类活动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稳定与提高外，更多地则导致了一系列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危机与灾难。”[59]
（三）生态补偿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资源过度开发等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问题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关注对象，生态补偿是预防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资源节约、加强生态的恢复与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60]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其核心问题包括：谁补偿谁，即补偿支付者和接受者的问题；补偿多少，即补偿强度的问题；以及如何补偿，即补偿渠道的问题。生态补偿的实施应以产权的明晰为基础，补偿额度须以资源产权让渡的机会成本为标准，进而设计生态补偿机制。[61]
中国在建立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中，应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条件、生态保护问题、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社会制度核心等方面的特殊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综合平台与部门平台、生态付费与破坏补偿、“新账”与“旧账”、生态补偿与扶贫、“造血”与“输血”、流域上游与下游责任、补偿标准与协议补偿、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之间的关系，重点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友好型的税费制度、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制度、流域生态补偿机制。[62]
广义来讲，森林生态补偿是对森林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对个人或区域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对具有重要生态环境价值的区域或对象的保护性投入。狭义来讲，森林生态补偿则只包括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所涵盖的内容，即对重点公益林管护者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付出给予一定补助的专项资金。森林生态补偿可以实施“三步走”战略，以完成完备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一是补偿基金完善阶段：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逐步扩大补偿的规模和范围，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森林生态建设管护制度。二是补偿基金与生态税双轨并行阶段：在运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机制的同时，尽快研制实施以税收或税收附加为主要形式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并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三是生态税独立运行阶段。森林生态资源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起生态税机制。[63]
（四）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与绿色GDP核算
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可以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生产系统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基本任务有3个，即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确定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可以用于揭示生态系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贡献，分析区域之间的生态关联，评估生态保护成效和效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可以反映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并为建立生态系统保护效益与成效的考核机制提供基础。[64]
（五）生态安全与生态红线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环境条件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有效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活和健康不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损害的状态与能力。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区域与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定的生态环境基础和支撑。”[65]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中明确提出：“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划定生态红线”这一重要战略任务，生态保护红线，也因此成为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又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作为改革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最重要举措之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2015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又被列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和实施方案之中，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因而进入各级政府实质性推进阶段。
生态保护红线是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生态红线保护区主要保护三大功能：一是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支撑；二是保护生态敏感区、脆弱区，减缓与控制生态灾害，构建人居环境生态屏障；三是保护关键物种与生态系统，维持生物多样性，促进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需要在对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生态敏感性等分别进行定量评估的基础上，依据评估单元生态功能的重要性、生态敏感性的强弱以及对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重要性等，将最为重要与敏感的区域及当前的保护空缺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区。通过对不同类型生态保护红线进行空间叠加，形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方案。依据划定方案，还需开展地面调查，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地块分布范围，核定边界，使红线最终落地，并需与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规划相衔接，与当地的实际生态需求相吻合。最终划定的具有精确边界的生态保护红线区，是维系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核心生态区域。[66]
四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
农村改革40多年来，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特别是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业生产的生态基础受到的污染日益严重，进而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国内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本前提。要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断，对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指明了发展的方向。[6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并做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也推动了农业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资源集约与高效利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前面已经提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导方针，以及“推进农业清洁生产”“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等重点领域。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对农业生产而言，产量已经不是追求的唯一目标，农产品质量安全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且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安全。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态资源要素是耕地、水资源。耕地面积及水资源量的多少是影响农产品产量高低的重要因素，而耕地土壤质量、灌溉水资源水质则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品质。因此，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耕地资源、水资源的保护，不但要保护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以及足量的农业生产用水，更重要的是耕地土壤质量、灌溉用水水质的保护。对此必须从战略上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一旦失去这两个核心，农业绿色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