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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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发展道路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实践上，农村三次产业结构与农、林、牧、渔业结构不断调整，农业区划和布局逐步演变，农业产业组织形式不断发展。理论上，关于农业与农村产业发展的研究既服从服务于时代要求、国家战略，又通过对中国发展实践、教训、成就和经验的学术探索与创新思考，丰富和发展了农业与农村产业发展的理论体系，为其注入中国视角的理论创新。农业与农村产业发展内容广泛，在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可以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与产业组织三个角度去概括。另外，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亮点，围绕乡镇企业发展也涌现出大量创新性成果。因此，本章分别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农业产业组织及乡镇企业发展四个方面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创新进行梳理和总结。
第一节 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而做出的改变。这方面研究理论创新较少，主要从政策实施的角度进行学术探讨。本节主要从两个维度三个阶段探究中国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两个维度主要是指大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结构调整以及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结构调整。三个阶段是按照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业结构调整的三个主要时间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粮为纲”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谁先发展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如何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进程中，如何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解决中国农业生产中总量不足到结构性失衡的矛盾。
一 计划经济下的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工农业发展方针主要经历了三次变化：由最初的“工业领导农业、农业支持工业”的方针转变为“工农业并举”，再到后来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1]。由于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超出了农业的供给能力，工农业的发展关系长期处于失调的局面[2]。在大农业内部，由于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副业容易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3]。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业产业结构以粮食生产为主。这段时间主要围绕中国工农业优先发展问题以及“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问题展开探讨。
（一）不同产业之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探讨
“以粮为纲”，大力支持重工业的发展是这段时间的主题。武力等认为，从1953年到1978年，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依靠政府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重工业，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历史上重工业一直处于落后的局面；二是当时国际环境的压迫[4]。这一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回中国工业发展的生产资料。从理论上讲，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计划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克服农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防止局部地区自给自足偏向的有效方法，是保证军需民用、工业原料以及外销物资生产，提高人民生活，使中国逐步走上工业化的有效手段”[5]。但是从实施的效果看，这一制度模式的实施始终没能解决好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供给短缺和配给消费是当时农业和整体国民经济的常态[6]。
（二）粮食作物和林、牧、副、渔业生产之间关系的讨论
严瑞珍分析中国粮食和畜牧业的内在关系，并且较早地从定量角度分析了畜牧养殖量和粮食产量的关系。他认为粮食和畜牧业之间可以相互利用对方副产品进行发展，粮食占主导和决定地位，但是当时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发展畜牧业也可以促进粮食生产部门的发展。同时，他认为只有两大部门发展了，才有可能提供必要数量的粮食及资金来支持其他各个生产部门，特别是生产周期较长且需要长期投资的生产部门发展（例如，果树栽培、林业等）[7]。詹武认为，由于中国人多地少、耕地不足，要想加快农业现代化，应当农、林、牧、副、渔并举，并且将农、林、牧、渔放在同等地位。除了耕地，还要把丰富的森林、草原、水等资源有效利用起来，以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时，有利于建立良性生产循环、良好生态环境，为工业等产业提供原材料，促进农副工商一体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进而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8]。
二 市场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理论研究
1982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中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及自主性，农业产业结构逐渐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种作物生产以及家庭副业的生产。1987年，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重点强调：“把确立农民自主权，发展市场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点目标。”在市场经济刺激下，中国农产品产量显著增加，但是中国农业生产逐渐开始出现“增产不增收”以及“卖粮难”的局面。2000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这一政策背景下，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得出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从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区域特点和农民增收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根据经济发展阶段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严瑞珍对农业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了系统、深入的经济分析，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种植业内部产业结构；第二层次是农、林、牧、副、渔的产业结构；第三层次是农业、农村工业及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他认为这三个层次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先后次序[9]。并且，他认为中国粮食水平的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机制。他进一步揭示：当人均拥有粮食在500—550斤以下时，农村多种形式的产业结构是无法形成的；人均超过500—550斤时，农村产业结构开始调整，但调整余地不大；人均粮食超过800斤时，农村产业结构以较大和较高的速度进行调整[10]。夏永祥等认为在20世纪初，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的现象，主要从非农产业结构角度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并对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进行了计算[11]。
（二）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农产品销售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导致一段时间生产过剩，市场不健全的状况。因此出现了部分学者探讨中国市场发育和农产品生产的关系。王耕今等[12]学者以稻麦三熟耕作制度的弊端为例，认为应在国家间接性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让生产队根据市场需求选择种植模式和种植方法，只有发挥农民的自主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使农业生产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王耕今等人上述的研究对于当时扭转粮食种植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力等认为在这段时间，中国农村发展非农产业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产权制度，而是市场需求。尽管农村有生产成本很低的劳动力和土地，非农产业依然没有发展起来的关键是没有“买方市场”[13]。李周等认为，当时中国农业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阶段，农业生产中依然存在着资源配置激励不协调、技术结构和要素不协调等问题，应该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搞好计划经济和市场运作的最佳耦合，使市场机制为中国农业转化做出贡献。李周等认为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之时，单一经营和城乡分割的产业结构应该向多种经营和多部门综合发展转变[14]。詹武在分析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时，认为中国农业应当通过调整、改革和发展向集约的、合理的、经济实惠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目标发展，同时满足中国人口和工业发展过程中对于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他认为调整单一化的农业生态结构，建立粮食与经济作物，农业与林、牧、副、渔紧密结合，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合理的农村经济结构[15]。
（三）根据区域特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部分学者提出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魏后凯[16]认为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和轻重工业结构逐渐趋于协调，但是地区产业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却有所加剧。他认为中国沿海与内地间，各省之间以及各地区间存在资源禀赋差异，这为各地区形成合理的区际分工格局和地区产业结构提供了基础。但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市场发育还不完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在当时的制度下，应该强调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指导作用。徐祖珈[17]则认为中国地区差异较大，应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农村的产业结构。他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应该将产业结构建立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基础上，逐步形成以贸工农为主要特征的农村产业结构；在中等发达地区，调整好农业内部结构，加强农业技术改造，逐步形成以种养加工为主要类型的农村产业结构。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积极发展与本地区资源相适应的林牧业及采矿业的发展。
（四）因增产不增收诱致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随着中国粮食产量的增加，中国农民出现了一定的“增产不增收”问题。基于此，杜润生根据当时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增收问题，认为调整产业结构可以为农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不平衡，应该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来转移农业劳动力，以实现耕地经营的合理规模[18]。陈锡文等认为，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要与“如何实现眼前农产品平衡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如何使农业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产业”结合起来考虑。他根据当时的农业状况，提出农业战略性调整的四个方向：一是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二是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三是扩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四是积极实施发展小城镇的大战略[19]。陆学艺总结了当时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增产不增收”问题，提出加速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工作，促进农民增收的观点。他认为农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销售困难、进城农民工回流、乡镇企业发展受阻、农村市场不旺、城乡关系严重失衡等。他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使农民更加富裕起来[20]。
三 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理论研究
21世纪初，中国农业生产开始向延长产业链和提高农产品质量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刺激下，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增加，库存不断累加[21]。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失衡。在这一政策背景下，中国农村生产主要倾向于特色农产品、畜牧养殖、肉奶加工以及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调整。
（一）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失衡导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转变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培育特色高效产业”，之后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8年和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对“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推动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做了更深入的要求。除农产品外，居民对于乳制品和肉类等畜产品需求逐渐增加[22]。为了满足居民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中国政府不断增加对养殖业的支持，例如，2011年在全国主要草原省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随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出“粮改饲”政策试点。学者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主要是围绕中国农产品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开展农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研究。例如，魏后凯[23]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将进入全面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应该改变之前“保增产”的农业政策，围绕降成本、提质量、增效益，促使农业政策由增产导向转变为质效导向。陈锡文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业取得巨大成就，农民收入快速增加。但是，中国农业却出现了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并举的现象，他认为应该加快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24]。杨春等认为，实施“粮改饲”政策，要着重处理好种粮与种草、牧草种加销、种草与养畜等的相互关系。在实施“粮改饲”政策过程中，应该通过合理引导，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5]。
（二）在三产融合中通过延长农业生产链条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充分体现了产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变中国目前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部分学者就三产融合发展方面提出了较多的政策建议。李周则认为目前中国提出的“产业兴旺”是过去“生产发展”的替代，应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完善产业体系，使农村经济更加繁荣。并且推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和增收机会[26]。叶兴庆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认为发展中国乡村产业，不能只搞农业，应该促进经济多元化。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的休闲旅游产业、传统工艺等[27]。陈锡文认为，“推动城市涉农加工制造产业向县域合理转移，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举措。通过制定鼓励政策，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域集聚，支持城市加工制造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技术转让、产品扩散、分包加工等方式，参与县域企业改造升级”[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