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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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农业现代化路径是一国农业走向现代化所选择的技术路线及技术采纳的优先序，与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特征有较强的关系。70年来，中国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从合作化、集体化下的农业现代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从单一的农业生产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一 改革开放前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农业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后，中国农业走向了集体化的道路。在人民公社的制度框架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论断，主导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了有步骤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即以“四化”为内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农业问题上的根本出路是：第一步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自此中国走向了在集体化基础上，以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加大对农业技术、设备的推广与应用力度，兴修水利工程；拟定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随着国家“四三方案”的实施，中国有计划地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大型农机设备。
这一时期，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孰先孰后的问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二者并不必然互相矛盾。但是，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来看，确实存在孰先孰后问题，反映在以“四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上，存在先“化”什么，后“化”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意蕴是先发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化，还是先发展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经济底子薄，农业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使每亩耕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逐步解决中国按人口平均占有农产品不足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业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养活较多的非农业人口，彻底改变几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44]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化所采纳的技术路线是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为先，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化所采纳的技术路线是机械化为主导，变劳动密集型农业为技术密集型农业。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和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低下的情况下，以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主导的现代化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
从实践上看，1957—1978年，中国化肥使用量增长23.7倍，大中型拖拉机增长38倍，农村电力消费增长180倍。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土地产出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数据显示，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处于下降趋势。1978年的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1.7倍，而1978年的粮食人均占有量大致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
二 改革开放后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探讨
（一）改革初期的农村现代化路径讨论
农村改革后，农业经营由集体经营改为农户家庭经营，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面临挑战。1978年，邓小平提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提出“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由此，中国再次面临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
这一时期，学术界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视角，探索中国的现代农业转变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苏联等为代表的人少地多的国家，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先重视机械化。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为代表的地少人多的国家，这些国家主抓化学化，其次才是水利化和机械化。三是以英国、法国、德国等为代表的人地均衡的国家，对机械化、水利化和化学化都比较重视。中国传统农业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战国、秦汉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一直停留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以劳动投入密集、土地生产力较高的传统农业类型。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中使用新的生产要素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新技术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愈益显著，从总体上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农业已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阶段。[45]
改造传统农业的重点是以现代投入品替代传统投入品，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以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杜润生在1988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现代化是现代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替代，而这些要素都不能从农业内部提供。美国发展机械化是因为美国农业劳动力短缺，所以要用机械代替劳动力。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短缺，代替土地的首先是化肥、水利和良种。[46]
有观点认为，只强调提高土地生产率或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中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投入农业生产的各项资源的有效利用，尽力提高各项资源的综合生产率，即农业生产效率，这才是现代农业的本质[47]。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还未解决，粮食生产仍是农业的重点。多次受邀到湖南省桃源县考察的日本农业专家田村三郎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建立起能充分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稳定地向全国人民提供丰富的农产品的栽培技术。机械化固然能起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然而，在城市和农村工业还不够发达的时候，机械化似乎不是十分重要的。[48]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单产和家畜的出肉率都显著低于欧美和日本，改革栽培技术和家畜饲养技术是当务之急。[49]李周等的研究也发现，我们过去盲目模仿苏联的农业增长模式，把农业机械化放在了不应有的位置。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推行节约土地型农业技术，片面强调节约劳动型农业技术是不符合国情的。[50]
这一时期，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如有的用“飞鸟型”农业来刻画农业现代化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以种植业为“主体”，以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和农工商综合经营为“两翼”。以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小城镇建设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枢神经，是“鸟头”。[51]于光远提出了“十字形大农业”，其中横是指农、林、牧、副、渔业，竖是指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52]朱道华在“十字形大农业”基础上提出了“开放型的系统农业”，认为现代农业结构的模式是由许多十字形纵横交错地构成了网状，这个“网”与工业和其他部门的“网”相连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53]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现代化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农业现代化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既要把农业生产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又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提高经济效益。因此，现代化的农业是一种高科技含量、高资本投入、低劳动投入、高消耗、高产出、高商品率和高度社会化的农业。[54]
市场经济下的农业技术采纳和应用要以经济效率为原则，现代化农业应是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中国一度片面追求农业机械化，背离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要素结构特点，这种选择脱离了中国的国情，1993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约为3.2亿千瓦，是1952年的168.3倍，而同期全国农村劳动力也由1.8亿人增加到3.4亿人，这种共增现象带来农业机械的大量闲置。集体化选择导致了农业效率的损失，政府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缺乏明确认识，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农业增长存在着某种不同步，改革以来农业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农业现代化基础条件的明显改善。[55]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现代化更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文化系统，因此，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协调处理好相关关系，包括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物质投入与科技投入的关系，生产手段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的关系，农业产业化与农民组织化的关系，土地经营规模与社会化服务的关系，农村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总结自己经验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56]
（三）农业产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20世纪90年代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被提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深化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扶持、保护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是继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次农村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57]
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为农民进入市场，采用先进科技，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政策选项。通过种养加、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把农民带入市场中来。其基本模式是公司加农户，以公司或企业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形成规模化经营。主要形式有农产品加工企业或流通企业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以农产品市场、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的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经营；以各类中介组织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以各类技术协会、科技实体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实行技术服务与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的构成要素有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农产品基地、利益机制和管理制度。这五个要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58]这些不同模式的共同点是以农产品基地为纽带，把农户和企业连接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产业化是“最具全局性和长远战略意义的突破和创新”，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农业现代化之路”,[59]是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良好途径，是农业现代化的桥梁和纽带。[60]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将产前、产中、产后有机连接起来，实现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产业化的农业具有现代农业的特征，是现代化农业的一种体现形式。
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主要途径，它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并为农业现代化吸引更多外部资金，它也是世界农业现代化变迁中的共同选择。[61]
（四）迈入21世纪的农业现代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农业面临着新的矛盾。农业现代化进程是农业生产持续地采用现代农业科技的过程，科技进步促成了农业现代化层次的不断递进。由此有学者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两层次论，即第一个层次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为了提高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第二个层次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在第一个层次基础之上，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维持农业持续高速发展，满足人们对产品质量和种类的需求，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在中国，第一层次农业现代化追求农业科技的主要特征是农业机械化、农业电气化、农业化学化和农业水利化。第二层次农业现代化追求农业科技的主要特征是农业标准化、农业信息化、农业生物化、农业设施化和与之配套的管理现代化等。[62]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是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即在“三化同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既然是同步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再是“三农”的现代化，而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推进。理论界对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给予了特别关注。有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发展方式的扬弃，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四化”同步下的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产业现代化、职业农民现代化、农村社会现代化三个方面。[63]农业现代化依赖城镇化，同时又推动城镇化不断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目标，还是保证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与途径。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脱节，农业与非农产业脱节，农民与城镇市民脱节成为新时期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64]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优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在1996—2013年从失调阶段进入了耦合协调阶段。但是中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匹配化程度仍然偏低。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65]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但是，农业现代化仍面临许多困难与约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这是因为我国是在传统农业部门没有得到改造时提前发动工业化的，农业的技术基础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的效应。[66]对农产品的需求仍处于持续较快增长阶段，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资源约束日益严峻，农业科技贡献率仍然不高。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就是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67]。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现代化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为此，提出要建立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提高现代农业的设施装备水平，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健全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发展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物流产业，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三 新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任务。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又明确提出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68]
新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既体现了“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内容，又涵盖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时，离不开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支撑和保障。[69]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兴旺是重点。通过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绿色发展方式提供有竞争力的高品质的农产品。生态宜居是关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通过绿色发展与农村环境治理，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优美的高度统一。乡风文明是保障。培育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包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内的乡村社会文明氛围。治理有效是基础。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道路，建立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生活富裕是根本。现代化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让更多的人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体制机制是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制度建设，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支撑，又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70]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魏后凯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既不是农业现代化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包括农村产业现代化、农村生态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生活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71]《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总报告课题组以这五个方面现代化作为一级指标，并选取29个二级指标，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从2010年的43.78%提高到2016年的54.02%，目前正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期阶段，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任重道远。[72]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包括七个方面：一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二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四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五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六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七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存在小规模农户经营与农业现代化的结合问题。一些学者对家庭经营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新时代，小农户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有其必然原因。小农户的大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特征，小农户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体现。小农户与现代化的有机衔接就是要让小农户参与到社会分工中来，为小农户提供包括生产性服务、经营性服务和金融性服务在内的现代化农业服务。小农户不必然等同于小规模，在健全的市场体制下，小农户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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