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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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1949—1978年）
一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1949年，中国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动荡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赶超战略的发展之路，以苏联的计划体制为样板，设计了“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这个严密的制度体系，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1]。由于当时的基本禀赋为资本稀缺和劳动力充裕，在这样的条件下搞重工业优先增长，其实是背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实际增长速度一直低于潜在增长速度。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层面缺少激励，企业内部生产率不高，尽管政府推行低工资制度，因创造的剩余有限，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工业积累主要依靠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尤其是农村，20世纪70年代，人均收入与20世纪50年代几乎“一模一样”。人均食物摄入量仅仅达到联合国的平均最低要求，即每天2100卡路里。这是“最令人难过的”[2]。
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平衡，会刺激人口流动。政府为了防止人口流动对计划的冲击，于1958年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3]，通过户籍制度严格维持着城乡二元体制：城市有一部分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只能吸纳少量的劳动力，大部分劳动力被迫拥挤在农村，成为边际产出水平为0甚至为负值的剩余劳动力[4]。在城镇内部，通过政府劳动部门和用工单位的计划，将劳动力统一配置和管理起来。这个时期，政府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和低工资政策[5]。城镇产品市场也被取缔，城镇家庭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都是以票证的方式由政府配给。低工资政策和“劳动是一种权利”的执政理念，使中国城乡的劳动参与率很高。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甚至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同伴[6]。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城镇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但在中国城镇里，由于取缔了劳动力市场，这些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劳动者，几乎完全消失了。因此，城镇居民不仅收入水平低下，还因缺少市场提供服务，生活得非常不便。然而，交易是人们改善福利水平的重要手段，对任何人来说，增加了可选择的范围，就增加了福利水平。尽管市场被取缔了，但那些掌握资源的人，会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私下交易各自掌握的公共或私有资源，成为计划体制下普遍存在的“黑市”。尽管政府一再打击城镇的“官僚主义”和“投机倒把”，努力取缔黑市，但这样的黑市还是以各种方式变相存在着：城镇仍然有物品和服务交易这样的“市场”行为，但是规模很小且处于灰色地带[7]。
农村同样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自从1958年快速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政府把所有农村劳动力以低效率的方式，安置在人民公社内。所有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政府掌控，农业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收购，都可以和城镇的某个部门对应起来。尽管农村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但他们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施展才能。只有少数农村社队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工厂企业，利用这些剩余劳动力去做非农工作，但他们通常像其他社员一样，领取“工分”，而不是以货币付酬。
二 重工业化既不能提供有效的积累，也很难创造就业
重工业的技术特点是资本密集度高，相对于轻工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者。在资本有限的条件下，解决就业注定是个难题，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指出了这个矛盾：如果把发展重工业作为既定目标，那么，劳动力过剩问题，就会长期存在。1958—1977年，政府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尝试，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这些尝试带来了劳动力的流动：1958年招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工商业部门，但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又被迫把这些劳动力遣返回农村。1962年，给农民分配自留地作为缓解饥荒的临时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这让市场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农民有了剩余产品，就会自发地进行交易。另一件与劳动力就业有关的大事是从1968年开始，新成长起来的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以“知识青年”的名义大规模“上山下乡”。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在城镇遭遇的严重危机：无法支撑本来就被人为压低的城镇化水平。
城乡普遍存在的就业压力，使各地政府为大量的劳动力寻找非农领域的就业。农村开办社队企业；城镇开办全民所有制以外的生产和服务企业。这些社队企业是集体性质的，与城镇国有经济部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社队企业能在社队范围内增加社员的收入，但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未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主体。从图2—1可以看出，1961—1977年城镇就业数量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几乎就是非农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这意味着，农村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是极其有限的。
图2—1 中国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统计六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8）。
城镇的现代工业是背离比较优势的，不仅本身就积累有限，因为糟糕的管理，经营效率低下。当政府以垄断价格和补贴来维持企业的运转时，这种低效率还是隐藏的，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立即以亏损和补贴的方式暴露出来。由于城镇工业部门自身积累能力低下，政府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汲取资源，投入到城镇工业部门，导致农村居民长期陷入贫困。这个时期，尽管国有企业内充斥着冗员。但却使用“临时工”。这些临时工通常是来自农村的青壮年，他们被安排在脏累苦险的岗位上，城镇劳动者不愿意占据这些岗位[8]。
三 劳动力市场在农村的萌芽
农村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不是突然出现的，计划经济的低效和贫困，已经为改革后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做好了准备。交易是人改善福利的基本手段。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一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没法真正消灭农民自发的种植、养殖，无法消灭集市，因为农民需要用货币购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当农民有了自留地时，交易就发生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只不过使农民手中用于交易的资源更多了。即使产量不变，农民的选择增加了，福利也随之增加。这意味着，农民的部分劳动已间接进入市场。
当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还给农民后，农民从公社的社员变成了独立的自雇经营者。而每个自雇经营者，就是一个市场主体。所以，真正的市场交易，从来就没有被消灭，1962年农村分配少量自留地，又一次让农村家庭体验了市场的力量。这是应对大饥荒的临时措施，但这个措施是有效的。尽管这次尝试很快就被取缔了，但为饥饿中的农村指出了方向：有市场就有激励。这是摆脱饥饿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