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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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早期对劳动生产率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指标的界定范围、如何理解和如何计算劳动生产率等问题。特别是关于如何界定劳动消耗量的范围[74]以及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计算[75]。李玉先和朱道华[76]对张敏如[77]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过程中劳动时间的计算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采用“劳动日”作为计算劳动消耗的代理指标，而是应该以时间单位作为计算劳动消耗的尺度。吕其鲁进一步将劳动生产率的含义采用公式形式进行表达[78]。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专门针对中国历史上劳动生产率进行了估算，例如对明清时代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79]、对劳动生产率和价值价格形成的关系进行论证[80]，以及对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的比例关系进行研究[81]。可以说，早期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研究集中在公式和代理指标的讨论上，如何更精确地计算出劳动生产率是学者更为关心的问题。

如何准确地计算劳动生产率并观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早期相关研究的重点。随着对劳动生产率的深入研究，文献逐渐开始关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等问题。例如，苏星从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出发，提出了若干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方法[82]。郑林庄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83]。张德霖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发现，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19世纪末期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仍然依赖要素投入量的增长，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还十分微弱[84]。李京文和李军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对中美1952—1990年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对比，发现中美两个国家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截然不同，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赶不上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同时这种过度的高投入又是低效率的投入，导致这期间生产率平均为负增长，而美国这一期间的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6.6%[85]。郑宗寒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劳动生产率有3个特点，分别是平均年增长速度快、主要工业部门增长率快但不平衡、存在劳动生产率很高的一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86]。

随着研究技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劳动生产率计算结果的可信性和变化趋势。例如，谢千里等基于1980—1992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发现在此期间中国国有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虽然不太大但较为明显的提高，年均增长率为2.5%[87]。郑玉歆对各种估算TFP的方法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对东亚经济TFP被低估进行了讨论，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变化快使得资本品还在没有达到经济寿命时提前报废，从而造成实际折旧率高于名义折旧率，使得资本投入被高估，而TFP被低估[88]。黄少安等估算了1949—1978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发现“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制度下，可以激发生产要素的更多投入，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也较高，从而农业总产值增长更快[89]。

第五节 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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