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服务业开放理论研究全新突破（2001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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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我国服务业开放迈开了新步伐，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中国加入了WTO。在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范围和深度不断加大。比如，我国相继出台《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暂行办法》《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我国服务业开放快速推进。2013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放宽外资准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为推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实践，客观上推动了服务业开放理论的研究。在这段时期，对服务业开放的研究，无论是相关文献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或者研究方法，都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全新的突破。

一推动服务业开放跨越升级

进入21世纪，中国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推动服务业不断升级。张祥（2012）[21]看到了信息技术快速推进背景下服务业全球化将代替服务离岸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服务业开放将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加，服务业外商投资额不断增长，服务业开放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服务业对外开放质量需要不断提高[22]。同时，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果仍不合理，服务业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23]。针对中国服务业，王子先（2011）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路径和开放战略，应将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视为服务业开放式升级，要防止掉入简单跟随式外包的陷阱，扩大服务进口的同时大力推动服务业走出去，提升服务业引进来的水平[24]。迟福林（2015）则提出，中国不但要逐步开放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也要开放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业和健康保健等非基本公共服务，要全面开放健康保健等非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25]。周蕾（2013）试图在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依托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提出了生产性服务贸易促进产业升级的思路和路径[26]。

二顺应经济全球化，积极应对加入WTO后服务业开放的压力与竞争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刚开始加入WTO，不能忽视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因此应大力提高国内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利益共享。朱杰堂（2002）[27]提出了面对加入WTO中国电信的发展策略，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电信应抓住机遇，抢占市场空间，并不断发挥自身优势，扩大市场占有额。但该成果无法解释中国的事实，中国的事实是在当前中国电信等服务业的承诺开放度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固定线路电信、移动通信等服务业的总体限制指数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电信、移动通信等服务业的政策友好度很低。刘莉（2008）[28]认为各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非常重要但步履艰难，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但服务业开放面临复杂的竞争问题。中国服务业开放政策不断完善，该成果认为区域贸易自由化将成为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我国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国际竞争力不高，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动封闭，而是要积极打开大门，勇敢面对全球化趋势和国际竞争的现实，应大力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江小涓（2008）[29]认为全球制造转向全球服务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制造全球化与服务业紧密关联，服务全球化具有不同于制造全球化的四个关键特征，即非物质资本的重要性、企业将非核心服务剥离出来、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占主体、服务业对外开放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于制造业。夏杰长（2015）认为当前我国服务增加值占全球服务业份额远远小于中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同时，中国服务业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位居全球前五位，但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GDP总量中的占比，因此中国服务业必须追赶发达国家，中国应该采取创新发展、融合发展、集聚发展、壮大主体、双向开放的发展战略[30]。郑吉昌、朱旭光（2009）认为全球服务产业转移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之间是互促互动的关系，服务贸易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关键，而服务外包成为新兴国家进入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途径；商业模式的创新复制成为商业存在的主要形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定要经历承接全球服务产业转移的过程，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31]。

服务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更是其主要的发展趋势。但是，研究服务全球化问题有一些理论特点和现实难点。江小涓、薛澜（2011）在其合作主编的“服务经济译丛”的“总序”中作了如下解释：首先是定义和统计问题。“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含义相差甚远，商品贸易主要的形式是跨境交易，服务贸易却包括服务本身、生产要素、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消费者中任何一项的跨境移动，要准确定义服务贸易的宽泛及统计有很大的困难。其次是服务外包这种独特贸易形式产生的问题。服务外包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结论，例如贸易双方的距离已经不是贸易流向的决定因素，对贸易区域分布理论产生影响；例如劳动力“虚拟跨境流动”的现象，即不必发生人员跨境流动，却能向境外提供劳务，减弱了距离、文化差异和各国移民政策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限制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地位重要[32]。

201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中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不能忽视。江维、兰宜生（2008）[33]就5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进行了分析，研究了过渡期前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并建立实证模型分析了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前后资本、劳动等各变量对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发现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中国贸易竞争力变化不大，除了少部分行业在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以外，大多数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会下降。与其他学者不同，刘戒骄（2002）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的服务业对提升工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业开放后会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34]。

当前，全球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过去几年里，针对全球化的质疑不绝于耳，甚至有不少“逆全球化”的呼声和举措。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荆林波、袁平红（2017）结合全球化发展历程，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对全球化进行分析发现，全球化并没有逆转。但是，全球化正面临全球收入差距扩大、贫困问题依然突出、网络安全监管缺位、全球金融体系社会基础薄弱等严峻挑战。当全球化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35]。夏杰长、谭洪波（2019）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尽管遇到了一些挫折，但趋势不可逆转。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不断向服务业转向，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这些因素促使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服务全球化更是不可阻挡，服务业已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服务业开放与竞争[36]。

三服务业开放与产业安全

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也应理性推动服务业开放，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应该提升真实开放度。夏杰长、陈军（2017）[37]就发现虽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零售、通信、交通运输等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很低，大大低于中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即中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仍较低，但是发达国家所有行业的贸易限制指数并不是都是最低的，虽然中国广播、电影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美国航空运输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是全球最高的。同时，不但中国金融业等服务业真实开放度较低，而且中国服务业整体真实开放度急需进一步提高。姚战琪（2018）[38]就发现，在2016年以前，虽然中国服务业在商业存在上的政策开放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中国金融业的商业存在的限制指数小于跨境提供的限制指数，并且中国金融业的FDI的限制指数不但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若综合考虑了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流出、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等因素，测算中国服务业的真实开放度，就会发现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不仅小于日本、美国、英国，而且也小于俄罗斯、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服务业真实开放度很低。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我国服务业的真实开放度。姚战琪（2019）认为当前虽然中国服务业总体限制指数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同时中国邮递服务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最高，而工程咨询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最低[39]。来有为、陈红娜（2017）[40]就发现中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特惠贸易协定中所做的承诺开放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并且中国总体服务业限制度指数不但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在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中，不能忽视产业安全问题。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服务业外商投资并未提高我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服务业外商投资不能提升我国产业前向参与度[41]。欧阳彪（2016）[42]就认为服务业外商投资会挤入国内投资，而不会挤出国内投资，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有助于我国产业安全。欧阳彪、王耀中（2015）[43]构建了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评价体系，认为在2012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安全度得分表现为不安全，而产业生存环境的安全度得分、产业控制力的安全度得分表现为基本安全，产业对外依存度的安全度得分表现为安全。王海峰（2014）[44]就认为中国服务业开放有助于增强我国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服务业整体具有较强的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应减少政府管制，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在中国服务业全面开放条件下，必须正确认识服务贸易安全的特点及变化，正确应对中国服务贸易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45]。

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与全球价值链

（一）服务业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

进入21世纪，在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魏作磊、蔡玉平（2016）[46]使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发现服务业外商投资显著促进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张根能、沈婧雯、郭倩囡（2015）[47]研究了服务业外商投资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之间的关系，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呈现长期均衡关系。姚战琪（2006）[48]研究了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部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到底存在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发现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与金融服务业外商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姚战琪（2009）[49]研究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进出口额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虽然服务业外商投资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之间关系不显著，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之间呈现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袁永娜（2007）[50]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会显著促进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夏杰长、姚战琪（2013）[51]的研究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但促进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和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而且服务业外商投资是中国二、三产业增加值变化的格兰杰因，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能直接促进我国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业直接投资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进程的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能显著促进我国包含间接国内增加值的中间品贸易和包含国外增加值的最终产品贸易，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对外投资不仅能促进出口所包含的间接国内增加值，也能显著促进出口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魏龙、王磊（2016）[52]也发现，“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代替美欧日主导的GVC提供了重大机遇，实现从全球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转变，中国将改变低端发展的老路，实现对GVC高端技术环节的控制，但由于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量进口中间品，然后中国国内经过加工装配后，最终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虽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能显著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提升。刘志彪、吴福象（2018）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生产要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了全球价值链，成就了制造业的大国地位。但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不仅出现了产能的结构性过剩，而且人口红利也在逐步耗尽。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压力，改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增强投资的知识技术含量，是助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53]。

（三）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主要包括从服务业中间品贸易及服务业中间品市场开放两个角度研究其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中间服务外资管制的放松将显著促进中国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侯欣裕、孙浦阳、杨光（2018）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验证了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程度的放松显著提升了中国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54]。孙湘湘、周小亮（2018）[55]研究了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认为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显著推动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建立的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发现，中国人力资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在中国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孙浦阳、侯欣裕、盛斌（2018）从中国服务业中间品贸易角度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下游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服务业中间品贸易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方式推动我国企业出口[56]。姚战琪（2019）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贸易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即通过检验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完全消耗系数的推动作用、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对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等渠道验证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对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发现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通过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完全消耗系数的推动作用、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不断提升[57]。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这是客观事实。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和分工地位必定提升。为此，周蕾（2013）提出了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知识与人力资本密集的中间品投入全球产业链中，使之成为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纽带，支撑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58]。

（四）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服务贸易地位的再估算

服务在贸易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直到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从作为中间投入到服务创造价值的作用升华。根据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数据，服务贸易只占全球贸易中的1/5左右。但是，夏杰长、倪红福（2017）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根据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测算，服务业大致占到全球出口贸易的50%。不同统计方法衡量服务业出口占比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是传统总值贸易统计存在“重复统计”，传统总值贸易方法低估了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59]。

当然，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那么，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中国服务业在国际贸易的作用及其动态变化趋势是怎样的？以及与OECD等发达国家的比较情况又如何？夏杰长、倪红福（2017）作了详细的实证分析。他们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利用最新的增加值出口核算和分解方法，测算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并初步考察了企业内置高端服务活动价值。研究发现：（1）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比较少，主要通过隐含在制造业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各行业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与相应行业总值出口的比率几乎都大于1，且该比率远大于第二产业。（2）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被低估。按增加值测算方法计算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重达31.32%，比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计算的服务业比重（13.92%）高17.4个百分点。（3）无论是按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比重还要低。（4）中国制造业部门内置的高端服务活动（研发、管理）的比重较低，导致出口中来自制造业部门的内置服务活动价值的贡献很少[60]。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充分认识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服务业是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常和有效率运行的关键因素。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贡献日益突出，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低于印度。因此，中国服务业贸易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着力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释放服务业活力。鼓励制造型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2）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增加更多服务要素投入、竭力挖掘服务环节附加值。引导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产品营销、企业管理等多个环节延伸服务链和拓展价值链，以服务化、信息化、智能化为抓手，形成一批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服务型制造企业[61]。

五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2007年12月1日起我国施行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承接服务外包”列为鼓励类项目，并且鼓励外资通过从事信息技术支持管理等外包服务方式承接服务外包，而房地产中介及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被列入限制FDI产业目录。2009年1月22日，商务部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62]，不但鼓励创业投资投向服务外包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服务外包基础项目建设可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各地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热情高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连续十多年呈现快速增长之态势。实践的发展，引领了学术的繁荣。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关于服务外包问题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不少领域的研究有重要的突破。

（一）服务外包的作用机理及服务外包效用

对接包方而言，服务外包能促进东道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提升企业生产率、促进总产出增长。服务外包能够通过提升中国技术进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人力资本增长、提升中国贸易竞争力等途径促进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显著为正，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制造业外包。顾玲妹、陈永强（2019）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就发现，我国服务外包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63]。对服务外包承接国而言，服务外包不但具有促进就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效应，也具有提高社会效应，承接国能获得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服务外包不但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也促进服务业产业升级。服务外包必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快速发展，从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边界互动和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发展。但不能忽视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升级也会带来负面效应，承接服务外包的中国可能会被跨国公司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承接服务外包可能削减企业创新力，各地承接服务外包的恶性竞争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64]。

对发包方而言，大量研究成果认为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具有负面影响，但其他研究成果发现离岸服务业外包能增加对高端服务业的就业需求，因此会增加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岗位，离岸服务外包与美国失业率并没有必然联系。Mary Amiti、魏尚进等（2006）[65]研究了服务外包对就业和生产率的影响，该成果使用国际投入产出表，使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分析了服务外包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外包会显著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和促进产出增长，该成果对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由于外包导致美国大量就业岗位流失到国外进行了研究，事实是，若不考虑规模效应，外包促进就业增长，因此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外的附属机构带来的对国外的劳动需求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母国的劳动需求之间不是替代的，而是互补的，同时如果考虑行业效应和规模效应，高科技资产跨国公司国外投资对母国就业没有负效应。另外，服务外包会拉动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技术工人工资之间的差距，同时服务外包能促进发包方的生产率不断提升，因此服务外包对发包方具有显著的工资效应和生产力效应[66]。

（二）服务外包的动因及影响因素

服务外包的动因包括外部环境动因和内部环境动因两种，外部环境动因包括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服务外包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企业外包程度不断提升、服务外包能使企业应对市场挑战，内部环境动因包括服务外包能节约成本，服务外包能提高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核心竞争力。服务外包的动因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不同，国际服务外包是企业将核心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而将企业非核心业务交由第三方提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通过FDI进入东道国后为外资制造业提供生产性服务业，并提供消费性服务业[67]。服务外包的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已经很成熟，服务外包包括提高企业生产率的外包、弥补研究开放能力和信息系统不足的外包、提高企业核心能力的外包[68]。陈菲（2005）[69]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就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企业服务外包率的影响最显著。全球服务离岸外包的动因主要包括跨国公司能消减人力成本、服务外包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服务外包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因素包括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产业发展方向、服务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潜力巨大，通过服务外包能显著提升我国出口结构，发展服务外包能促进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何骏（2006）[70]也发现我国具有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网络空间的服务业推动服务外包和服务全球化不断加强，江小涓、罗立斌（2019）发现网络空间的服务业使得服务业改变了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性、不可储存性、服务的无形性等传统属性，从而网络空间的服务业推动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不断加速[71]。

同时我国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外包的动因更成熟，西部地区具有发展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我国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西安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比东部地区其他城市更有比较优势：西部中心城市的IT人才素质高于其他城市、西部中心城市的人力成本低于东部地区中心城市、西部中心城市软件业的成熟程度高于东部地区中心城市、西部中心城市具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因此通过将服务外包列为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外包的龙头企业等方法能促进西部中心城市服务外包的不断成熟[72]。

（三）服务外包与劳动就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外包服务市场发展极为活跃。但是，在外包服务需求方所在国和外包服务提供商所在国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发包国而言，会失去就业岗位和侵蚀其就业市场吗？荆林波（2005）从外包服务的一个基本假说——“降低成本假说”入手，从外包服务存在的原因、获得的收益和是否导致核心竞争力丧失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澄清了对外包服务存在的一些误解[73]。在荆林波（2005）看来，信息技术外包对就业市场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对工人具有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带动了新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全社会的就业需求。从硬件企业到软件企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应用提供商，从企业信息平台服务到网上交易服务，从网络社区到无线交易，各种新的信息服务型企业，无疑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员[74]。洪鑫（2014）以中国为发包方的离岸服务外包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离岸服务外包会导致就业流失，其中对第三产业劳动就业的影响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更显著[75]。

（四）发展中国家逆向服务外包

当前逆向服务外包开始出现，逆向外包引起关注，逆向外包不同于传统外包，逆向外包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服务外包提供商在发包方所在国家和地区建立子公司或离岸中心，在发达国家从事生产的一种离岸外包形式。逆向服务外包能通过提升创新能力等方式促进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离岸服务外包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快速发展，逆向服务外包的重要促进因素包括获得创新资源而不追求降低成本、追求规模经济，发展中国家通过逆向外包即在本土以外的发达国家设立子公司能吸引当地优秀人才和开辟市场，发展中国家通过逆向外包能规避签证管制和吸引发达国家人才，开展逆向服务外包的条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国内需旺盛，二是该国市场竞争激烈[76]。发达国家的高服务质量显著促进中国逆向服务外包，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显著促进中国逆向服务外包，传统离岸外包也与我国逆向服务外包正相关，但中国在发达国家开展逆向服务外包的用工成本与我国逆向服务外包呈现负相关关系。少部分研究成果开始重视逆向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保护，应高度重视逆向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从而促进服务外包的发包方和接包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因此必须改变我国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变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上没有话语权的现实[77]。

发展中国家逆向服务外包与发展中国家服务外包发展滞后、竞争力较弱、各国差异明显紧密关联，当前服务外包发展最快、处于服务外包产业领跑位置的国家仍然是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国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无法赶超以上国家，因此不能忽视我国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中高技术人才缺失、服务外包企业集群化建设滞后等问题[78]。

（五）服务外包绩效及风险防范

服务外包的绩效与企业服务外包能力之间关系紧密，同时制度环境也影响企业服务外包能力与我国企业服务外包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其中，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能力对企业服务外包绩效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同时制度环境能提高服务外包企业的绩效，不但制度环境因素的提升能促进服务外包企业绩效改善，而且能提高企业服务外包发展水平[79]。朱福林（2019）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之间合作分工很紧密，但中国企业服务外包仍以中小企业为主，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型服务外包企业很少，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仍以中低端服务外包为主，而印度等国以中高端服务外包为主，因此快速发展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够通过技术能力、设立国际分支机构等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离岸服务外包面临以下窘境：我国传统服务业外包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中国已丧失比较优势、我国作为服务外包的接包方不能满足发包方的高端需求，因此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云外包，将传统服务外包升级为云外包的价值链模式[80]。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税收增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效果最明显的则是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王晓红、谢兰兰（2018）的研究显示，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规模高速扩张，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定位不断明晰，区域分工体系逐步建立，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示范城市作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创新高地，政策集成效应最为显著。全国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辐射带动服务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就业、提升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和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81]。

不能忽视服务外包面临的风险，我国企业服务外包会面临由于决策不当导致核心竞争力丧失、过度外包导致企业丧失对该业务的控制权、服务供应商选择不当导致不能满足服务外包的要求的决策风险，也会面临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风险和契约签订后无法观察对方行为的道德风险，同时会面临外包合同签订后发包方对接包方监管不力的运作风险[82]，因此应高度重视服务外包的风险防范。

（六）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升级

当前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新格局，我国服务业快速推进，但服务业开放力度和水平还有待提高。戴翔（2018）认为，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应大力推动服务业开放，通过服务业不断开放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83]。在周小川（2018）[84]看来，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能通过各种渠道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必须理性认识服务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各种因素。当前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新格局，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开放已扩展到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同时服务业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到关注。迟福林（2017）[85]提出以后要推动中国“二次开放”，即从长期来看，应大力推动以中国服务贸易为重点代替以工业品贸易为重点，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格局能为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动力。姚战琪（2019）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服务业开放促进就业、促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而服务业开放不能通过促进技术效应等渠道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我国东部地区通过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但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存在促进作用[86]。金梅、何莉（2016）[87]也研究了中国西北五省服务业对外开放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该成果发现，西北地区产业结构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西北地区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低，该成果发现西北地区各省服务业对外开放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不同，发现青海省产业结构水平值增长幅度最大，而甘肃省产业结构水平值增长幅度最小。陈明、魏作磊（2017）[88]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该成果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我国交通运输等五大产业。

第四节 服务业开放理论研究全新突破（2001年至今）

第四节服务业开放理论研究全新突破（2001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