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服务业开放研究的起步阶段（197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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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进入服务业开放的起步阶段，我国对外商投资准入的行业进行严格限制，1987年我国出台了《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将我国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其中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包括六大类，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包括三大类，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包括四大类，因此对外商投资限制类项目较多。同时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相继建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划海南岛为经济特区。由此，我国服务业开放理论研究进入起步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开始重视第三产业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该阶段的研究成果不但重视第三产业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贡献，而且重视服务业对外开放在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能弥补发展加工工业的不足。在我国服务业开放理论研究的初始期，关于服务业开放的理论研究在国内是空白，学术界开始借鉴国际经验认为必须推动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而且将服务业开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当然，这个阶段的服务业开放理论研究只是初步的，许多关键问题都没有触及，比如，没有考虑到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面临的风险，仅仅给出了各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没有研究中国服务业应对风险的战略举措，也没有阐释第三产业发展与经济开放的内在关联和分析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点。

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基础条件

这段时期，我国学者对服务业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必要性和基础条件等问题上。比如，李西林（1985）较早将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对外开放联系起来[1]，这段时期，我国服务业还很不发达，明显滞后于工业。因此，他主张应将经济对外开放与服务业高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来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条件不能忽视。许昌明（1990）指出，经济开放的基础和条件是第三产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该成果分析了我国沿江四个城市的商业贸易、金融保险、交通通信、科技教育的发展[2]，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开放，以上产业必须快速发展，应正确认识我国商业贸易、金融保险、交通通信、科技教育的发展空间和发展事实。

二开始关注服务贸易问题

这个阶段，中国的服务贸易刚刚起步，学界对其作用有了初步的研究，普遍认为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利弊。邹加怡（1988）分析了美国提出的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该成果分析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影响的利和弊，提出了要善于利用服务贸易的积极作用，也要防范服务贸易的风险[3]。邹加怡（1988）的另一项成果也分析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FDI的影响，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直接投资两种经济活动的本质不同[4]，因此他不赞同服务贸易包括服务业直接投资的观点，并认为发达国家坚持认为服务贸易包括服务业直接投资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和母国。

这段时间，国内学者业开始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知名学者广泛探讨服务贸易问题。比如，第十六届太平洋地区贸易与发展大会于1987年1月25日至29日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来自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代表参加了会议[5]。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和商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的障碍更多，更复杂，因为它往往涉及人员的运动，资金的运动，还受社会、文化习俗和政治方面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限制[6]。

第二节 服务业开放研究的起步阶段（197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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